四、合作主义

合作主义是指导国际合作的理论，是一种国际关系方法论，要解决或回答的是“国家之间为什么必须进行合作”以及“如何确保实现可持续合作”的问题。合作主义是适用于解释并指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而新型国际关系正是国际关系现代化的形态或面貌。

（一）为什么要提出合作主义概念？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衰退，围绕着中美之间能否不再上演 “大国政治的悲剧”，避免陷入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走向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中美之间的困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构建大国关系的问题。

按国家实力地位和国家间关系特征划分，大国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之间以及普通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比如目前俄罗斯、日本、印度同美国之间的关系，中俄日印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比如目前的中美关系。据此，新型大国关系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型大国关系涵盖了所有大国关系；而狭义的新型大国关系则专指第二类大国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问题缘起于中美关系，目前学界也主要是围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展开研究。当然，两类大国关系又有相通之处，针对构建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的狭义新型大国关系的原理都适用于广义新型大国关系。本书也是以狭义新型大国关系为研究对象，但是最后落脚点则是广义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以元首身份访问美国时提出，要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创举。这表明，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要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出路。之后，学术界对新型大国关系做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些涉及到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如杨洁勉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构建问题，王义桅提出将“和合共生”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石。除此之外，和合主义、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全球主义、相互依赖等理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也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是，上述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合共生、和合主义均强调了和平与合作。但是，两者均未反映出当今的时代特征和国际政治的全貌。和平只是时代主题之一，通过合作谋和平也只是国际社会应当努力的内容之一。当今世界的另一主题是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大量地是围绕着发展问题产生的，而和合主义并未涵盖发展问题。另外，这两个理论都强调“和”与“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因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反而会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由国内向国外传播的过程中遇到阻力。

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全球主义等理论则因在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不同的内涵和适用范围，容易引起歧见和纷争。在中国语境中，国际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之间关系时奉行的原则，通常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相对而言。近年来，有中国学者试图对国际主义进行改造，提出“新国际主义”概念，用以指导和平与发展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然而，新国际主义仍然显示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在美国语境中，国际主义通常与孤立主义相对而言，旨在强调美国在国家强大后要走向世界，参与列强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国际主义就是扩张主义的同义语。至于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虽然强调人类共同利益，但在西方语境中，与全球化进程和“普世价值”的推广有着密切关系，带有强烈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蕴含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内容，但又与西方的概念有明显区别。

相互依赖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国家间进行合作的动机。但是，该理论作为西方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内容，只是强调了国家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一面，对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矛盾、冲突缺乏关照。而如何处理好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防止冲突，恰恰是新型大国关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并不总是能够抑制利益分歧。当因利益分歧激化而出现国家全面对抗时，共同利益也就烟消云散。

总的来看，已有的用以阐释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仔细分析会发现，现有理论成果有一个共同点，即对合作的认识。新型大国关系之所以“新”，就是要突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以竞争为主的传统关系模式，转为以合作为主。习近平所强调的“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就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因此，新型大国关系即是超越传统模式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大国关系。实际上，“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十七大报告将“促合作”与“求和平”、“谋发展”并列，视之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并明确要“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合作共赢”理念：“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许多重要场合都强调合作。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提出通过合作共赢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

传统的大国关系通常都围绕着霸权的争夺和维持，竞争、冲突、对抗是主旋律；大国之间虽有合作，但合作形式主要表现为结盟。从本质上讲，结盟关系是排他性合作，隐含着对抗思维。盟友之间虽然密切合作，但却以更大范围的对抗为前提，因为结盟通常意味着盟友们有共同的对手，结盟是为了更有利于与共同对手对抗。正如学者所言：“结盟对抗是过去西方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也是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核心的概念。”“结盟——集团对抗——战争（包括冷战）——重新结盟”体现的恰恰是结盟式合作的局限性。而且，结盟关系中多是一方为主，其他为属，难有平等关系，也缺乏真正的相互尊重。而新型大国关系则剔除了结盟关系的弊端，更加突出了合作的作用。然而，已有的阐释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虽然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地位，但是却没有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认清合作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理论作用。

根据目前中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阐述，“不冲突、不对抗”处于首要位置。这点明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构建的重点、难点所在。这也意味着，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合作共赢虽然包括但主要不体现在获取经济、安全等方面利益的合作共赢，而是实现“不冲突、不对抗”上的合作共赢。基于此，笔者提出将合作主义作为构建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石。

（二）合作主义的概念来源

合作主义（Corporatism，又译为法团主义、组合主义等）源于西方，是解决国家与社会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属于国家治理理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受到广泛重视。作为一种理论，合作主义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宗旨是为实现国家同工会及生产协作组织的合作提供理论指导。到了20世纪80年代，合作主义成为西方学者用来解释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理论。国内政治中合作主义的理论范式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达到的目的即理论宗旨；二是合作的方式。就理论宗旨来说，合作主义是要实现国内各阶级的合作，弱化阶级斗争，以实现社会和谐，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就合作方式来说，合作主义主张通过政府主导实现自上而下的合作，“是一个纵向的合作结构”, “在合作主义模式中，国家居于权威的位置”。

这里所说的合作主义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处理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的理论，是协调大国利益、管控分歧、防止冲突的一种理论。实际上，冲突与合作是处理大国之间关系的两种主要方式，尤其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通常是冲突超越合作，继而导致全面对抗乃至战争。因此，探讨合作之道，为大国合作提供理论指导，有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以及英国学派，对合作都有一些探索，但也存在缺陷，国内学界对之有较充分的批评。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合作论”、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合作论”、建构主义强调“文化合作论”、英国学派强调“社会合作论”。在这些理论中，合作只是该理论核心要素（权力、制度、文化、社会）的派生物，只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有限手段。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方面也做出了有益尝试。最有代表性的是宋秀琚。他在批判西方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将国家能力、国家意愿和国际社会作为国际合作理论的基本要素，构建了一个国际合作理论框架，对现实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上述研究着眼的仍是一般性国际合作，而不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本书试图在中外已有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针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并将国内政治中的“合作主义”概念引入国际政治领域。“合作”加上“主义”，旨在强调其理念色彩，突出其为人们尊奉、信守的价值观甚至意识形态，是中国外交价值观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用来做解释工具的理论。

（三）合作主义的核心要素：理念培育和机制建构

西方理论中的合作主义为国际政治中的合作主义提供了理论精髓。不过，由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运行基础和条件不同，两种合作主义的理论范式也大不相同。国内政治中的合作主义是由政府主导的，而国际政治中的合作是无权威的。这就决定了国际政治中的合作主义不可能套用国内政治中合作主义的理论范式。

在现有的国际合作理论中，合作只是作为国家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可选方式。而合作主义在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的是当今时代的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为什么必须合作”以及“如何确保实现可持续合作”的问题，并将理念培育和机制建构作为核心要素。

所谓理

念培育，就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在互动中培育合作意识，将合作作为处理相互关系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倡导合作、尊崇合作的文化，进而使合作成为理念和价值观。

理念培育也需要条件。首先，理念培育的重要基础是合作双方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知，即合作的动机。一旦一国的决策者认定合作符合本国利益，就会产生合作动机。不过，只有合作动机还不能必然出现合作。合作还需要一定的条件，主要是国际环境及对国际环境的认知，也就是矛盾环境。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的认知时常会出现偏差。一般情况下，选择合作还是冲突，其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但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则大不相同。如何避免因决策者认知偏差而导致合作的缺失或已有合作的退化甚至终止，便成为关乎大国命运的重大问题。通过理念培育，一方面大国可以在合作原则的指导下更加精准地审视、判断国家利益，进而强化、固化合作动机，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地管控分歧，防止利益矛盾激化而导致冲突。

利益通常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所谓显性利益，就是容易被感知到并进行衡量的利益。与之对应，所谓隐性利益就是平时不易被感知的利益。一般国家之间冲突的解决途径较多，除了合作，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比如第三方斡旋或大国干预，即使冲突一时解决不了，也可以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得到控制。而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则不同，外部干预的作用十分有限。隐性共同利益在合作中的地位差异是新型大国关系合作与一般国家间合作的一个重大区别。合作主义为大国在隐性共同利益上进行合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当然，合作主义对一般国家间合作也有指导意义，如果一般国家也都培育起了合作理念，通过合作管控分歧、防止冲突，无疑会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

此外，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认知也是合作主义理念培育的应有之义。“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核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面临着诸如核毁灭、气候变化等威胁。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继续用权力政治思维和冷战思维来指导对外战略和政策，就不可能有效应对这些威胁。在应对人类共同威胁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上，大国担负着特殊的责任。实际上，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在当今世界，大国应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人类共同利益。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上进行合作，实现全人类的共赢，这是大国进行合作理念培育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合作主义视野下新型大国关系合作与一般国家间合作之间的重要区别。

理念培育能为确保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不冲突、不对抗提供精神支柱和思想力量。但是理念要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互动机制作为保障。合作主义的互动机制能够担负增进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分歧、防止冲突的功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军事领域的合作机制、元首互访、元首热线、军事热线等，就属于这种性质的互动机制。

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互动机制建构之所以重要并成为合作主义核心要素之一，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缺失是常态，而形成战略互信又十分困难。大国之间在显性共同利益上进行合作比较容易，国家在做出同对方合作的决策时容易达成共识，也容易得到国内各种力量的支持，决策做出后也容易得到贯彻。但是在隐性共同利益即防止冲突上进行合作则大不相同，各方都不同程度地受“囚徒困境”思维的影响，难以形成战略互信。因此，拟合作双方的互动非常重要。当初如果没有乒乓外交等互动，就很难实现中美关系解冻，尽管双方都有缓和关系的动机。然而，个案性的互动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受偶然因素的制约，面临随时中止的风险。而互动机制就为双方进行可持续的互动提供了保障。大国通过互动机制进行规律性的、常态化的互动，及时交流信息、情报，乃至政策调整、战略变化情况，从而避免战略误判，进而有效管控分歧、防止冲突。

理念培育和机制建构作为合作主义的两大核心要素，其中理念培育更为根本。以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例，从1955—1970年进行了136次，但是形同“聋子的对话”，对推动中美缓和的作用相当有限。但是，没有互动机制的保障，理念培育将变得十分困难。所以，理念培育与机制建构是相辅相成的，理念为机制建构提供了思想指导，而机制则为理念培育创造了条件。

合作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运用是有条件的，因此也是有局限的。就哲学基础来说，只有在非对抗性矛盾占居主导地位时，合作主义才会有用武之地。在对抗性矛盾占居主导地位时，国家之间的合作通常都是短期的、出于局部利益的一般性合作，比如美苏冷战时期在限制核扩散上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主义只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中观理论，只能解释、指导部分实践，即处理国家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就理论要素来说，合作主义受制于合作双方对合作理念的认同度以及互动机制成熟度。因此，合作主义只能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时所应遵循的理论之一，尤其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当下，国家在运用合作主义时还需要从现实出发，根据国家间互动的情势来制定对外政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