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驾护航

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围绕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国家其他方面的建设也亟待相应地发展。尤其是加强政治法律上层建筑领域的建设，以便更好地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成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迫切需要。

1952年秋，鉴于一届政协任期已满，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提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就此交换意见，认为在三年来取得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在开始大规模建设的同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符合全国人民要求的。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分别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领导进行宪法和选举法的起草工作。根据1953年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全国各地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在21万余个基层选举单位，3.23亿登记选民中进行了基层选举，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566万余名。接着，县、市、省相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1226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济济一堂，共商国家大事。大会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1954年宪法”。这部宪法既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原则，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循的基本原则。依照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全统一地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它们的监督，并可由它们罢免。国家行政机关不能脱离人民代表大会或者违背人民代表大会的意志而进行活动。一切重大问题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由此，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大会依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大会通过决定以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决定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等10人为国务院副总理。新成立的国务院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

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二届一次会议，推举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等15人为副主席。会议还通过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人民政协作为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继续存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确立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正式确认民族区域自治是一项国家制度，并把自治地方划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内蒙古自治区是最早成立的省级自治区 。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1956年4月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于1958年3月和10月相继成立。这样，到1958年底，在全国15个省、区已建立民族自治地方87个，除省级自治区外，有自治州29个、自治县（旗）54个，包括35个民族成分。实行自治的民族人口，已占全国有条件建立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的绝大多数。同时，除西藏以外的民族地区，都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实行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一五”计划规定新建的八条铁路干线中，有五条在少数民族地区或直接与少数民族地区相连接。公路修建的重点，相当大部分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这些铁路和公路的修建，大大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闭塞的状况，增进了各地区的物资交流和各民族之

间的往来，为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国防建设方面，根据建国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已由进行军事战争夺取政权，转变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防御外敌入侵，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必须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新的历史任务。据此，人民解放军通过精简整编，逐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压缩军队定额，减少军费开支，向国家各方面的建设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为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由单一兵种向多军兵种的转变，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等军种，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学兵等兵种的领导机关及所属部队，由过去单一步兵组成的军队向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发展，为实现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国家还加强了军事国防工业的建设，1955年、1956年中央先后成立了领导航空、导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机构及研究机构，开始研制发展包括导弹、原子弹在内的尖端武器，提高我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1951年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创办以及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政治学院、各军兵种学院的相继建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队院校体系，培养出大批军事指挥和军事技术人才，对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重大事件。1952年底至1953年初，高岗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到中央工作后，出于个人野心在党的领导层制造分裂，进行阴谋活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反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的一次重大党内斗争。通过这次斗争，使党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维护和增强了自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以来的坚强团结，这是过渡时期各项工作取得顺利进展的最重要的保证。

七届四中全会后，在对饶漱石问题的进一步审查中，牵连到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认为饶、扬在镇反运动中包庇纵容了一大批敌特反革命分子；随后，又牵连到解放前长期从事党的隐蔽战线斗争、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和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怀疑潘为“内奸”。1955年4月，潘、扬被正式逮捕关押审查。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忽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严重混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所作的错误决定，造成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冤案，致使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和卓著成绩的潘汉年、扬帆蒙冤20余年。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深刻记取。

经济建设**的到来，为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文艺方面，主要是加强党对文艺创作（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的领导，引导作家按照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前进；同时克服在领导创作上的简单行政方式和粗暴态度。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我国的文化工作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电影《白毛女》、评剧《刘巧儿》、昆曲《十五贯》、小说《暴风骤雨》等许多新创作和改编的优秀文艺作品，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

教育方面，1953年1月，党和政府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方针，强**育工作的重点是高等教育，中心是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高、中级技术人才，并在全国范围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同时，打好普通教育的基础，整顿巩固中小学，积极做好扫盲工作；注重提高教学质量，给学生以“智、德、体、美”的全面教育。到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发展到194所，在校学生由1952年的19.1万人上升到40.3万人；各类中等学校在校学生由1952年的441.7万人上升到763.3万人。普通中小学教育、成人教育和工农群众的业余文化教育事业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科学工作方面，中共中央强调：我国科学基础薄弱，而科学研究干部的成长和科学研究经验的积累，都

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必须发愤努力急起直追，否则就会由于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科学家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必须重视和尊敬他们，争取和团结一切科学家为人民服务；大力培养新生的科研力量，扩大科学研究工作的队伍，是发展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重要环节。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为国务院领导下的国家最高学术机关之后，实行组织形式的调整，于1955年成立了数理化学、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四个学科性的学部，逐渐形成全国科学研究体系，为全面发展科学事业，制定科学长远规划奠定了基础。

在推动文化建设**的同时，党在思想文化领域领导进行了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继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后，1954年至1955年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了对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研究中唯心观点的批判；在整个文学艺术界，直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对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结合实际事例开展正常的批评和讨论，对于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应该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必要的争论，实际上形成一场政治围攻，产生了消极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由于过分强调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后来演变为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胡风本人被逮捕遭长期监禁，同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也被株连受到不公正处理，造成一桩错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80年代，这桩错案才得到全面平反。历史的教训表明，凡属思想、学术方面的问题，应按照宪法有关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精神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思想学术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

为了给我国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和斗争。1954年4月，美、苏、英、法、中及其他有关国家在日内瓦召开外长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重大国际问题，也是第一次尝试通过大型国际会议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会议期间，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虽然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未能就政治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但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协议，迫使法国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印度支那战争得以停止，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得到进一步缓和，也使新中国初步地打破了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巩固了南部边陲的安全，扩大了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分别与印度和缅甸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54年 4月18日，有共同遭遇的亚非29个国家的政府首脑第一次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大型国际性会议（即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面对帝国主义对会议的破坏阴谋以及与会各国之间矛盾分歧错综复杂的情况，周恩来鲜明地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为大会的圆满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通过万隆会议，中国打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

亚非会议后，新中国迎来以亚非拉美新兴民族国家为主要对象的第二次建交**，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柬埔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苏丹和几内亚等一批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50年代上半期，中苏关系迅速发展；同时，中国开始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各种形式的接触，还初步开展了同拉丁美洲国家的民间友好往来。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联系，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争取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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