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厘定方针

在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的条件下，党和政府领导开展了包括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各方面的建设，都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进行，实际上是对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全面实施。

旧中国经济本来就极其落后，多年的战争更使它遭受严重破坏。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粮食减少约25%，棉花减少约48%。这种状况使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紧迫。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不能不影响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央确定“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第一是服从战争需要；第二是稳定国内市场；第三是进行必要的经济文化建设。同时，党和政府并没有因为朝鲜战争而忽略中长期的发展规划。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战略思想，向全党、全国明确了当前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即将实行的国家工业化直接做准备，在时间要求上增强了做好各项工作的急迫感。

根据“边打、边稳、边建”方针，中央把扩大城乡交流放在财经工作的第一位，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公营、私营、合作社商业一起上，通力开辟流通渠道，打开农村土特产品的销路，拓展工业品在农村的市场。1951年，中央推广了华北地区举行土产交流大会的经验，全国各种形式的物资交流大会此起彼应，盛极一时。在绥远一向不值钱的烂皮废骨，运到上海便成了适用的工业原料；两广的片糖、砂糖行销内蒙古；东北的土碱、黄烟畅销于关内；江西的瓷器、湖北的土布重新销往西北；更有猪鬃、茶叶、桐油、松香等许多土特产品远销到苏联和东欧国家，换回恢复经济所急需的机械设备。扩大农副土产品的收购，使农民手里有了钱，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各地展销会上的新式农具，天津的暖水瓶、上海的自行车等日用工业品，深受农民的欢迎。“土产一动，百业俱兴”。正如陈云当时所说：“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

影响我国经济恢复和建设的另一个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新中国成立后，在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和保护民族工业的贸易政策下，首先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和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同时也积极寻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50年，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11.35亿美元，超过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任何一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发动了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封锁禁运，颁布有关管制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战略物资输出等法令；宣布冻结中国政府在美的资产、中国人民在美的银行存款及其他财产。同时，操纵联合国通过提案，拉拢英、法、联邦德国、日本、菲律宾、加拿大等36个国家参加了对中国的封锁禁运行动。

封锁禁运给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带来很大困难。但中国人民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积极展开反封锁禁运的斗争，尽力弥补损失。一方面挖掘内部潜力，扩大国内交流，使一些物资不再依赖从西方国家进口；另一方面，将西方所禁运的各种战略物资，转为大部分从苏联等国进口。同时，充分利用香港、澳门进行转口贸易的特殊地位，把开展内地同港澳地区的贸易，作为反封锁禁运的一条重要战线。此外，积极发展已同我国正式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继续保持与英、法、日等国的民间贸易往来，努力克服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种种困难。在西方“禁运”最猖獗的195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9.55亿美元，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份1928年的15.53亿美元，并继续呈增长势头，逐渐将旧中国的长期入超转变为进出口大体平衡的局面。

农业的恢复，是国民经济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党和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农民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两方面的生产积极性，还采取减轻税赋、动员群众兴修水利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国家在财政仍还很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水利建设。著名的根治淮河工程、官厅水库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都是这一时期开始动工和加紧进行的。 195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3278.4亿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产的1936年增长9.3%。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888.8万担，增加到1952年的2607.7万担，增长193.4%，为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153.6%。

工业生产的恢复，是在艰难境况中起步的。中国共产党强调：一要依靠工人阶级；二要依靠国营经济。首先重点恢复国计民生所急需的矿山、钢铁、动力、机器制造和主要化学工业，同时恢复和增加纺织及其他轻工业生产。国家除重点恢复和改造东北等地原有企业以外，还有计划地新建了一批急需的工业企业，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矿，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山西重型机械厂，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的纺织厂，哈尔滨亚麻厂等。这批新建厂后来都成为我国工业战线上的骨干企业。

交通运输业是经济恢复的重点。三年中，国家用于交通运输建设的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26.7%。1949年底，我国基本恢复了原有的铁路网，东西大干线陇海路全

线通车，中断多年的京汉线和粤汉线也恢复运营。1950年6月，穿越巴蜀的成（成都）渝（重庆）铁路开始动工修筑，1952年6月即告完工。这条铁路是清朝末年就酝酿兴建的川汉铁路的一段，拖了近半个世纪未铺上一根钢轨，而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通车。这一时期，通往“世界屋脊”拉萨的康藏、青藏公路也开始兴修。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如何对待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私营经济有两面性，人民政府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又必须限制其消极的一面。1950年初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后，私营工商业一度出现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职工失业等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50年6月起，全国各大中城市全面调整工商业。调整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政府和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调整的主要措施，一是加强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二是增加货币投放，收购农副土产品，扩大城乡交流，活跃国内市场。调整工作到1950年底完成。经过半年的调整，私营工商业不仅渡过了难关，还得到很大发展。资本家为工商业调整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深感振奋。武汉有资本家用一副对联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挂红旗五星（心）已定，扭秧歌稳步前进”；上海资本家称1951年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是，资本家中的一些不法分子并不满足于用正常的方式获得的利润，而是试图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由于发现资本家腐蚀党政干部的严重情况，1951年11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决定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通称“五毒”）的“五反”运动。

“三反”斗争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展开，首先抓住重大典型案件，严肃处理。如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在任书记张子善堕落为大贪污犯，尽管他们在革命战争中有过功劳，但党和政府决不姑息，经人民法院判处他们死刑，执行枪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条件下为保持廉洁向腐败打响的第一枪。“三反”运动历时半年多，清除了一批吞噬共和国大厦基石的蛀虫，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树立了廉洁朴素、厉行节约、爱护国家财产的新的社会风气。

城市工商业界开展“五反”运动之初，发现“五毒”行为在资本家中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少数资本家“五毒”之严重，触目惊心，如：用废烂棉花制造急救包，用变质牛肉、臭鸡蛋制造食品罐头等，这些东西送到朝鲜前线，使不少志愿军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因使用或食用后方送来的药品、食品而致残致死。这些情况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成为全国上下强烈的呼声。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历时半年结束。这次运动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民主改革，使党和国家在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斗争中，取得又一回合的胜利。

贯彻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民主建政。建国初期，由于社会秩序、群众基础等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为此，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创造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过渡形式，以作为政府领导机关征询意见、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听取和讨论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批评和建议。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凡具备条件的地方应抓紧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促使其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各该级的人民政府。党中央强调：我们国家的民主化，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及国家的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到1952年底，人民代表会议已经形成一项经常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通过这一组织形式，原来缺乏民主训练的人民群众，开始逐步学会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各级人民政府也在实施民主建政的过程中，逐步提高了行政效率和组织管理能力。

在民主建政的同时，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知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吸引他们参加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在内的人民革命斗争和适当工作；加强政权机关和协商机关中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合作，做到使他们有职有权。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努力工作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受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考验，获得巩固和壮大，充分动员和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完成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的任务而共同奋斗。

根据《共同纲领》关于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人民政府为加强民族团结互助进行了大量工作，协调解决民族间和民族内部存在的纠纷，并抽出必要的财力、物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事业，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19

51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公布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根据纲要对民族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原则等问题所作具体规定，到1953年3月，已在包括约10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起一批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区和相当数量的民族自治乡。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民族区域自治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国策和基本制度，它对祖国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一是要适应和推进政治变革，二是要适应和推进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有步骤地对私营报纸、刊物、广播等事业进行改造，把作为舆论宣传、大众传播重要工具的这部分文化事业，完全置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一切工作中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同时，谨慎地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进行改革。教育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原来的反动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教育向广大人民群众敞开大门；在全国范围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大幅度扩大招生，以适应有计划建设和工业化发展对人才的急迫需要。在科学工作方面，成立中国科学院和调整科学研究机构，培养与合理地分配科学人才；提出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密切配合的方针。在文艺工作方面，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还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 ，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显著成绩。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建国之初，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学习热情也很高。他们希望深入了解革命，了解共产党，了解新社会，以适应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发展。1951年9月，北京大学十二位教授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由此推广到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的教师中开展了一个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向京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此后，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这次学习运动，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进行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主要解决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问题，对帮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促进作用。但由于对复杂的思想问题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工作中出现不少简单粗暴的做法，伤害了一部分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感情，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党组织自身的建设。1950年，针对党内一部分人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滋长了居功自傲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全党进行了一次历时半年的整风学习。1951年下半年起，又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次整党运动，主要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据1953年6月底统计，在总数为630余万的党员中，90%以上是合于或基本合于共产党员标准的；同时，有32.8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通过整风整党，纯洁了党的队伍，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更好地发挥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顺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供了组织和领导上的保证。

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3.8%，比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9.3%；钢产量达到134.9万吨，比1949年增加7.54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46.3%；生铁产量比1949年增加6.72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7.2%；原油、水泥、电力、原煤等都超过历史最高产量。棉纱、棉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产品也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5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1.4%；粮、棉、大牲畜、生猪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均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按可比价格计算，1952年的国民收入比1949年增长64.5%。国家财政收入有了成倍增加，1952年比1950年增长181.7%，并且收大于支，连年结余。在财政总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逐年上升，社会文化事业支出不断增长。城乡人民收入逐年增长，生活普遍得到改善。

建国三年来国民经济的增长，虽然带有明显的战后恢复性质，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与二次大战后欧亚各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情况相比，新中国战后经济恢复之快，增长幅度之大，是举世瞩目的。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为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沿着新民主主义轨道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