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需要重构对欧政策的目标和内涵

“危机红利”的逐渐消失让中欧关系在2013年总体稳定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小幅震荡”的迹象，虽然尚不足对中欧关系大的格局造成冲击，但是其中所透露出的趋势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因为这些迹象意味着欧洲战略层面正在进行的转向，而这种转向对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政府显然也感受到了欧洲对外战略的这种变化，认识到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需要“准确定位”。2013年1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时谈到，中欧要着眼历史变革趋势，抓住发展机遇，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准确定位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如何“准确定位”呢？这需要中国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欧洲对外战略转向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中欧关系，重构对欧政策的目标和内涵，在此基础上，要积极地对中欧关系进行主动地塑造和引导，在对欧政策的内容上更加丰富和多元，在形式上也更具立体感和主动性；未雨绸缪，而不能仅仅是被动地应对欧洲人的这种战略调整。

首先，减缓欧洲“大西方”战略的推进速度，应成为对欧洲政策的中短期目标。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巩固和加强欧美同盟，以欧美为核心打造出一个“发达国家集团”，联合一些发展中国家，重建对西方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新规则、新机制，已经成为了欧洲政治精英们的共识，我们很难改变欧洲人的这一既定战略，但是我们并非就对此无能为力，甚至无所作为。中国有可以运用的资源和能力来减缓欧洲“大西方”战略的推进速度，为中国最终化解“大西方”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压力赢得宝贵的时间，这应该成为中国对欧政策的中短期目标。这是因为，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悄无声息，但是此次欧洲对外战略的转向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它正快速地推动着新一轮国际规则的形成，有学者称之为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再全球化”进程，这一进程没有否定全球化，恰恰相反，它沿着全球化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却又有自身的特点。较之以往的规则，新规则将更加严格，更整齐划一，更具有普遍性，更具有针对性，其非中立性也更加隐蔽。发达国家往往不愿承认，但新规则最重要的限制对象无疑就是中国。在欧洲调整对外战略，积极推动“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该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对欧洲固有的看法，这种“固有看法”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欧洲人要通过联合摆脱美国人的控制，成为全球独立的一极。在对欧政策上，中国需要修正用欧洲来平衡美国的传统思维，更切合实际的是将延迟欧洲倒向美国的速度、减缓欧洲实施“大西方”战略的步伐作为中短期目标。

其次，建立与欧洲共享和相互认同的价值理念，引导和塑造欧洲人的新“中国观”，应成为对欧政策的新内涵。许多观察家在论述中欧关系之时，都习惯将中欧之间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不同作为中欧关系发展的一个既定约束条件，认为其很难改变，并且也往往把中

欧之间矛盾分歧归结于此。但是，如果要将欧洲战略调整的轨迹真正引导至符合中国利益的轨道中来，避免双方出现战略误判甚至战略冲突，仅仅依靠经贸关系的密切是不够的，中欧之间的价值理念问题就是一个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中欧之间有可能建立共享的价值理念吗？不仅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中欧在共享价值观念的建立方面有着巨大的空间，这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建立中欧之间相互认同和共享，并对全人类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理念。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欧盟的2020战略虽然是为不同的体制制定的战略规划，但是却充满同样的和平愿望和发展诉求。比如，欧盟2020战略里所提出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以及“创新”等发展理念对中国人而言是非常熟悉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所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目前欧洲正在以扩大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2013年11月举行的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峰会就体现了中欧之间寻求建立共享的发展理念的努力，此次峰会所制定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在开篇就明确写道：中国正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落实“十二五”规划。欧盟正加紧推进“欧洲2020”战略。中欧各自战略发展规划为双方形成合力、深化互利合作提供机遇。不少欧洲的政策界、学术界以及智库研究人士都认为中欧关系缺乏“战略性”，他们这一论断的重要理由就是中欧缺乏共同的价值观，而中欧关系发展的现实则说明这些人是缺乏战略远见的，中欧双方自觉或不自觉地正在努力尝试建立与欧洲共享的价值理念，这无疑将有利于引导和塑造欧洲人的新“中国观”，这应是中国对欧政策的新内涵。

欧洲对外战略的调整，或者说“大西方”战略的推进，固然会对中国造成一定的战略压力。但是，如果中国应对得当，实施有效的措施来减缓欧洲“大西方”战略的推进速度，并且主动引导和塑造欧洲人的新“中国观”，是可以有效化解欧洲战略调整所带来的压力，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完全有能力，也有可供运用的资源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欧政策更加“立体化”，不失时机地开展有区别的、分层次、更具针对性的对欧外交。欧债危机让欧洲内部的力量对比和利益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德国在欧债危机中“重新崛起”, “德国的欧洲”正在成为一种客观事实，波兰外长更是公开呼吁德国在欧洲应该承担起更为强有力的领导角色。北欧、南欧和中东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差异也在危机中充分暴露。这些变化都为“立体化”的对欧外交提供了机遇， 2013年5月中国新一届政府总理李克强首次正式访问欧洲，欧盟成员国中只选择了德国，这体现了对德国一种特别的重视；另一个国家瑞士虽然不是欧盟国家，但是却与欧盟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2013年11月李克强总理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对罗马尼亚进行正式访问举，这让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进一步加强。欧债危

机的爆发，让中东欧吸收的来自欧盟成员国的投资大为下降，中东欧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是有实际需求的，而中国企业也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这让双方很容易就找到了利益的汇合点。有区别、分层次、更具针对性，是过去一年中国对欧外交的亮点，也体现了未来对欧政策的方向。

第二，促进中欧相互间的直接投资，增强中欧之间的“共同体”意识。与贸易不同，海外直接投资体现了投资者对东道国更为持久的信心和长远的眼光，直接投资会让国家间关系更加的“骨肉相连”。相比中欧关系，欧美关系显然更为稳固，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美互为重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国。截至2010年底，欧盟国家所吸收的全部海外直接投资中来自美国的占了近50%，而美国所吸收的海外直接投资中超过60%都来自欧盟国家。根据欧盟委员国的数据，欧盟在华直接投资占欧盟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1%，而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则更是刚刚起步，2011年，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为32亿欧元，仅占流入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4%。

在2013年11月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上，双方宣布启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对中欧关系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相比贸易，国家间的相互直接投资会带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人员、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要素更为直接和密切的交流，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双方观念的交流、沟通和融合将有助于双方“共同体”意识的建立。

第三，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塑造欧洲人“中国观”的重要依托。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财富从哪里来。斯密给出了一个非常简约但却逻辑严谨的财富增长模型：财富的增加源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依靠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出现和发展则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假如一个地区居民很少，那么这些居民自己的衣、食、住、行多数情况下都要自给自足，是不可能出现高度专业化的分工的，因为市场狭小，需求有限，专业化的生产反而是不经济的，甚至是浪费。但是假如这个地区的居民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化生产就是有利可图的，促使发达的劳动分工的出现。简单说，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庞大的市场来支撑。经济学家将这一增长模型称之为“斯密定理”。在中欧关系中，“斯密定理”仍然是起作用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内市场正在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这会让欧洲的产品更加依赖中国市场。比如德国大众汽车2013年在全球的销售量是970万量，而中国市场的销售量就达到了327万量，超过了大众全球销售量的三分之一，是大众汽车在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是中国最大的技术转让来源地，这并非偶然，因为许多技术想要真正地商业化，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否则是不会盈利的。

以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为依托，实现中欧之间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的对接和融合，进而建立中欧之间相互认同和共享的价值观，是非常大有可为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