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13年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与挑战
2013年是中美两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起始年。在这一年中，中美关系总体上表现良好，相互依赖继续加深，在诸多领域实现了合作，为建设两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与此同时，与中美两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同时，依然存在诸多挑战，对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网络空间安全、地缘政治博弈、新武器研发所引发的军备竞赛等问题逐渐成为破坏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一）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奠定了“历史路径”
中美两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避免重复历史上大国必将冲突的老路，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宣示或现实需要，事实上已经形成某种“路径依赖”。经济学中经常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历史因素对于现在决策的重要影响力，即过去的决策如何影响到现在和未来的一系列决策。换句话说，路径依赖是指我们将去哪里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现在在哪，而且取决于我们曾经在哪。路径依赖有两种表现方式：自我强化和锁定。人们一旦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甚至“锁定”前进的轨迹，难以改变。如果我们将该理论放到国际关系领域来进行分析和检验，会发现中美关系也存在这种“路径依赖”。回顾历史，随着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中美两国开启了战略合作的新路径。自此，合作而非对抗逐步成为中美战略界的主要共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和深化，这种“路径依赖”越来越强化。
第一，中美经济相互依赖逐年增加，经贸关系已经成为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自然以及人力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美开展经贸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4847亿美元，增长将近200倍。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年1—6月，中美贸易额2440.1亿美元，同比上升5.6%。与此同时，多年来中美在投资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截至2013年6月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2883个，实际投入717.9亿美元。美国仍是我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中国对美投资也呈快速增长势头。2013年1—6月，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1.8亿美元，同比增长290%。截至2013年6月，中国企业在美累计非金融类投资115.9亿美元。
自2012年12月以来，中国持有美债总额一直稳超1.2万亿美元，且增持幅度十分明显。2013年1—9月，除1月、6月、8月分别减持62亿、215亿、112亿美元美债，其余6月均为增持，2月至4月曾连续增持377亿、184亿和204亿美元美债。中国稳居美国第一大债权国地位，接近美国全部国债的23%, 占中国外汇储备36626.62亿美元的35%强。2013年7月10—11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举办了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国官员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展开沟通和协商，在推进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开展能源合作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这为两国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双边经贸合作和应对国家经济与金融挑战夯实了基础。
中美之间无论是在经济的互补性，还是贸易和金融关系，都已经形成深度相互依赖。一方面，这种路径依赖使中美之间的合作形成巨大的惯性冲力，产生飞轮效应，不仅将合作的领域从最初的安全领域扩展到经贸和金融领域，而且强化了两国合作的既定方向。而且这种选择已经逐渐进入锁定状态，要想脱身非常困难，因为这将付出巨大的社会与经济代价，是两国政府和人民难以承受的损失。事实上，中美两国在长达40多年的交往中，已经形成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在各自国内也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这对现行的中美合作形成强烈的需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合作才能保障彼此继续获得利益。如果轻易作出改变，那么意味着长达40年的前期投入和努力都将一文不值。这种经济学上的巨大的“沉没成本”，让任何试图改变中美合作路径的努力都难以奏效。
第二，中美之间的政治合作也在深入展开，特别是在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领域。中美两国同时面对全球气候危机、资源匮乏、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跨国犯罪等诸多不稳定因素的挑战，在稳定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确保能源安全、核不扩散等领域存在诸多共同利益。中美合作的领域逐渐从经贸、社会、文化等低级政治领域，扩展到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等高级政治领域。诚如希拉里·克林顿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所言：“中国和美国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是没有我们的合作，任何问题都可能难以解决。”
2013年，中美在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领域的合作充分体现在伊核和朝核问题上。2013年伊朗核问题一度出现极度恶化趋势，但最终随着11月24日六国与伊朗达成初步协议，而得到缓解。回顾近年来的伊朗核问题，中美两国在共同应对国际危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合作尝试。首先，尽管很不愿意，但是中国依然参与到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中。2011年，美国国会针对伊朗通过了更加严厉的制裁法案，将制裁范围扩展到金融领域，授权美国政府在当年6月28日后制裁仍与伊朗从事有关石油交易的外国银行。由于伊朗是中国重要的石油来源，因此美国的制裁行为严重影响到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据英国路透社2012年1月12日报道，盖特纳在北京访问期间，曾经游说中国放弃伊朗石油，但是遭到中方拒绝。之后，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新加坡和阿联酋三家与伊朗有石油贸易往来的公司实施制裁。然而到了6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突然宣布将中国和新加坡列入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名单，原因在于中国和新加坡大幅减少伊朗原油进口。2013年6月5日，美国国务院再次宣布，由于中国等9个国家和地区大规模减少伊朗石油进口，因此可以继续免于遭受美国《201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1245章所规定经济制裁。由此可见，尽管中国政府公开反对美国援引国内法制裁中国企业，但实际上在伊朗问题上与奥巴马政府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协调。其次，中国积极参与到伊核问题的斡旋中，与美、英、法等国展开互动和博弈，最终达成阶段性协议。一方面，西方对伊朗动武的威胁暂时得到缓解；另一方面，中国成功地参与其中，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并且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认可。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共同培育了一种合作范式，即既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又彰显中国的权力，以国际法为准则，以谈判为手段，进行国际战略和国家利益的和平竞争。
这种积极的互动同样体现在朝核问题上。奥巴马第二任期对朝政策基本继承了第一任期的“战略忍耐”, 但又有所调整，拒绝再与朝鲜进行接触，不再谋求
试图改变朝鲜拥核政策的努力，从国际应对朝核危机的一线退到二线。长期的谈判无果和朝鲜出尔反尔，让美国政府改变了对朝战略认知，认为朝鲜只是将弃核作为谈判筹码，是真心想成为拥核国家，因此再继续谈判也只是浪费时间。近年来，朝鲜发表的各种声明、谈话和公告已经以核武国家自居，甚至在2012年4月将拥核地位写入宪法。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和发射卫星，让美国再次确认朝鲜走核武道路难以逆转，也让一贯反对对朝过度施加外部压力的中国开始重新调整对朝政策。2012年12月12日朝鲜发射光明星3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对朝方在国际社会普遍表明关切的情况下实施发射表示遗憾”，朝鲜和平利用太空的权利“受到安理会决议的限制”。针对2013年1月12日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22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赞成通过关于对朝鲜所谓“射星”追加制裁的2087号决议。中国对朝政策的调整促使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对中美合作更加趋于积极。2013年3月，奥巴马在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电话中强调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对美国及其盟国和地区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因此希望中美加强协调，确保朝鲜能够兑现无核化承诺。同月，美国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在国会中重申：不接受朝鲜为有核国、不奖励朝鲜错误行为、不为朝鲜重返谈判桌提供补偿、不在朝鲜改善对韩关系和人权状况前改善朝美关系、不容忍朝鲜对邻国的挑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走向对朝施压的前台。2013年4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开幕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有媒体将该言论解读为，中国含蓄警告朝鲜。尽管朝核问题的解决还看不到曙光，但中美在对朝问题上合作在加强，步调趋于协调。
第三，中美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人文领域合作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被认为是战略对话和经贸合作之外，支撑中美战略关系的第三根支柱。中美建交以来，两国间的人文交流日益加深，既是稳定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中美真正能否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变量。2012年4月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布了由王缉思和李侃如合作的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指出了两国间的不信任对实现战略合作和稳定的影响，希望两国能够更好地揣度对方的想法，并据此制定更为有效的方式来建立战略互信。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和大国政治的逻辑规律，纯粹政治领域的互动可能很难实现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因此，人文领域交流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2010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正式成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加强相互理解、友好和合作，夯实中美友好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13年11月17日至2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美，参加第四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位访美的中国高官，她的一举一动被美国媒体评价为“身体力行地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助力”。出访当天（17日），刘延东在《今日美国》报发表题为《中美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关系》的署名文章。文章称，通过两国政府的通力合作和人民的相知相亲，将有助于两国关系走上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史蒂文森18日在就刘延东访美举行的吹风会上称，第四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是落实美中两国元首2013年6月“庄园会晤”时所达成共识的重要举措。11月21日，刘延东和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共同主持了此次磋商，并达成一系列成果，以巩固和加强中美两国人民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以及妇女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这表明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维护中美关系的决心。
（二）2013年中美关系所遭遇的挑战
2013年中美关系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同样存在诸多挑战，比较重要的有二：
第一，“棱镜门”事件与中美网络空间安全博弈。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进步，网络病毒的现实危害空前增大，网络空间近年已经成为大国间进行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博弈的新空间和新战场。网络战争已将战争的空间维度从海、陆、空、太空进一步扩展到第五维度—网络空间。
2013年网络空间安全成为中美关系的热门话题。美国前中情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引爆了令举世哗然的“棱镜门”事件，使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各国媒体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对中美关系来说，网络空间安全所引发的争议已经成为两国进行战略博弈重要领域，这不仅仅体现在斯诺登短暂停留香港所引发的美方忧虑，而且体现在美方高层和媒体对该问题领域的重要关切。在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联合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第一个问题就是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特别提到中美之间存在网络攻击和信息窃取问题。奥巴马指出他与习近平都认为制定网络空间领域的共同规则和手段对双边和多边关系越来越重要。事实上，对网络空间安全的关切已经成为中美高层会谈与磋商中的重要话题之一，近年来几乎所有中美两国的互动中都会涉及该话题。2012年5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会见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时表示，中美两国均具备先进的网络战能力，必须致力于避免误判以防酿成危机。2013年4月，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访华，中美达成建立网络安全工作组的协议。5月底，美国国防部科学董事会的一份报告泄露给媒体，指责中国黑客非法窃取五角大楼武器项目数据以及其他国防技术，将中美之间的网络空间安全问题进一步推到风口浪尖。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一贯反对使用网络武器进行网络攻击行为。但是，不容置疑的一个现实是网络空间正在成为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博弈与斗争的新领域。西方国家一方面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在网络空间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另外一方面研发网络空间武器，并进行网络攻击。世界上第一个官方开发并用于实战的网络攻击武器是美国所研发的震网（Stuxnet）病毒。尽管没有得到美国官方承认，但学术界广泛认为，该病毒曾被有效地用来攻击伊朗核项目。该行为事实上打开了网络空间的潘多拉盒子，正在形成网络空间领域的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给世界和平和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对我国来说，我们坚持和强调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坚持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在该领域对我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或攻击行为。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在网络空间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全球13个根服务器中有10个在美国，使美国在事实上握有能够摧毁整个网络空间的“终极武器”。
因此，我国应该高举国际道义大旗，在网络空间推行公平与民主原则，团结大多数国家，发挥联
合国在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威，削弱美国在该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在网络空间的斗争，既涉及意识形态层次的斗争，例如防止网络空间的颜色革命，又涉及国家安全层次的斗争，例如防止政治、军事或商业情报的泄密，以及防止对军用和民用设施的破坏性行为。美国国家标准与科技研究所早在2013年初就根据总统行政命令多次举行研讨会，讨论“网络空间安全框架”，以确定该安全框架中的关键内容和基础设施标准，最终的版本预计2014年2月出台。对此，我国应该积极发声，制定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相关规则和标准，争夺网络空间领域的话语权。
第二，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博弈。随着美国“再平衡战略”在亚太地区的实施，其重返亚太的战略部署逐步加强。在此期间，中国的海空军实力也在迅速增长。在美国看来，2013年来自中国海空军实力的增长导致西太平洋地区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中美两国在该地区正在形成某种对峙格局，围绕地缘空间和利益的战略博弈正在展开。这突出表现在2013年以来发生在南中国海、东海等地区的一些热点事件上，例如南海自由航行、岛礁争端、专属经济区划界、中国设置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上。
首先，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权争夺日益加剧。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一个陆权国家，即使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尽管对海军有战略意义上的思考，但发展海军更多的是为了国防的现代化，而与中国的海洋地缘毫无关系。二战后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在亚太地区享几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随着中国在21世纪初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直接导致了中国海洋地缘权力的崛起。“中国资本‘走出去’，表明中国需要发展出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贸易大国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海上航道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中国周边海洋资源的大发现，加快了周边国家在和中国有争议的海洋地区开发资源的步伐，这大大加剧着中国和周边国家围绕着海洋岛礁的主权争议，甚至冲突。”与此同时，美国长达10年的反恐战争以及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与中国之间出现力量对比失衡，动摇了美国过去在本地区的霸权模式。中美之间的力量变化对西太平洋海洋地缘政治造成了巨大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中美之间曾发生撞机事件（2001年）、小鹰号事件（2008年）、无暇号事件（2009年），但总体来说中国处于守势，美国处于攻势。但2013年，中美之间在地缘战略博弈领域的互动则攻守兼具。11月23日，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对于来自海上方向的空中威胁和不明飞行物，中方将根据不同情况，及时采取识别、监视、管制和处置等相应措施加以应对。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符合国际惯例。同时，中国政府也一再强调尊重各国依国际法享有的飞越自由，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不改变有关空域的法律性质，国际航班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内的正常飞行活动，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然而，这一正常合法动作却遭到美、日、韩等国的武断指责和反对。就在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公布不久，美国就派出两架B-52轰炸机在未向中方通报的情况下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并逗留一个小时。12月3日，美国副总统拜登认为中国的行为是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并对此表示深切忧虑。此后，中美之间展开多次隔空喊话，指责对方试图破坏地区稳定和安全局势。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就公开认为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举动是“一种不利于稳定的企图，目的是改变地区现状”。12月1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菲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共同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再次声称，“美国不承认也不接受中国在东海划设的防空识别区。识别区不应该实施，中国应该避免采取类似的单边行动，尤其不应在南海这样做”。
2013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利福尼亚州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会晤时曾表示，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充分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希望与美国分享利益的胸襟和对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但是，在美方听来，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主席的言外之意在于“中国不能接受美国继续作为太平洋头号大国的现状”。防空识别区的设定代表了中国在西太平洋合法扩展权益的行为，而“辽宁号”航空母舰的出海训练则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决心。所有这些努力在美方的解读中都被认为是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霸权的行为。12月5日，美国海军考本斯（USS Cowpens）号在南海监视辽宁舰时被中国军舰逼停，则进一步加剧两国间的不信任和战略对抗。
其次，美国继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同时为了制衡中国的海空力量增长，开始纵容甚至支持个别盟国的非法行为。中国与周边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使美国有理由介入其中，以维护其对盟友的军事安全承诺的可信性，但客观上增加了中美之间的对抗。以钓鱼岛为例，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是对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也避免直接回答钓鱼岛是否适用于规定美国对日本防卫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2010年9月2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第一次公开明确表示，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2012年12月4日，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2013年度“国防授权法”修正案，再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写到将钓鱼岛作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反对试图通过“武力威慑和动武”来解决领土主权问题的举动。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权力扩张意味着在西太平洋挑战美国霸权；但是在中国看来，中国寻求合法权益的努力却遭到美国的无理指责和对抗，更加增加了对美国霸权主义行径的反感和厌恶。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类似两极格局的地缘战略势态，大大增加了该地区的不安全因素。
毫无疑问，中美两国还处于不断试探和适应过程中。美国希望通过不断强化本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军事存在，来遏制中国试图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努力，确保自己才是该地区安全与稳定主宰者的地位。中国则希望通过将自身权力的扩张控制在合理合法范围内，来打消美国对华实力增长和战略意图的恐惧和不安。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充满斗争和博弈，以及必要的妥协。在这一过程中确保和平与稳定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来抵抗和容忍中国实力持续性增长所带来的权益扩张？以及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来遏制本国民族主义的扩张诉求，坚持符合国际法规范的和平崛起路径？这是考验中美能否建成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德国在19世纪晚期的崛起，给中美两国都提供了反面教材。一方面，英国、法国等传统大国对德国正当权益的忽视，最终激起德国的仇恨，走上挑战的道路。另一方面，德国无法遏制自身对权益的过度诉求，战略选择失误，导致周边邻国团结起来对抗德国的崛起。如果中美无法吸取教训，历史的错误往往会重演。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