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文化大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民创造了包括各种学科在内的凝实厚重绚丽多姿的文化。我们不仅有许多文物古迹，还有数不清的传世之作，包含着中国人民的智慧。

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瑰宝，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我们要不愧对祖先，就应该像毛泽东教导的那样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给予总结。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远未完成的有待继续努力的任务。但要正确总结的确有个方法问题。

我们要充分肯定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但也要看到其中的问题。例如中国文化在自然观上存在天命论，在历史观上存在宿命论，在人生观上存在命定论。尤其在春秋战国以前奉天敬祖的天命鬼神思想处于支配地位。此后，重视人伦人生的思想逐渐占上风，而天道天命天意观念的影响日益减退。孔子虽然也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鬼神、畏大人之言，但并不主要。孔子最核心的是重人伦道德，重人生义务。仁是儒学的核心就是明证。如果说宗教（主要是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那中国文化的核心则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儒家重视道德教化，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强调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张扬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这对于中国历史上孕育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以及在各个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物起了积极作用。

但儒家学说也有另一面。先秦儒学到汉代发展为经学，到宋明演变为理学。儒家学说是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为历代统治者所信奉。历代统治者提倡尊孔读经，以四书五经开科取士，作为仕途的敲门砖。儒家经学独断论的思维方式窒息人们的思想，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是捆绑手脚的绳索，而个人对集体的绝对服从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所以对儒家的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对否定个人利益、否定个人独立性、束缚人的个性的东西的清洗。近代思想家们批评儒学，突出地表现为反对经学权威，要求个性解放。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都着力反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强调个性解放。这符合民主革命的要求。

所以对传统文化一定要分析，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这已经是老生常谈，可又常谈不衰。这两种倾向不断发生，并不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而是有更深的原因，这是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文化选择问题上的映现。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人之际可以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今之变是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在这两方面中国文化的优点与缺点都是明显的。在天人问题上既有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一面，又有天命论的一面；在古今问题上，既有法后王、与时俱进、变法图强的一面，又有推崇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今不如昔的一面。因此对传统文化采取辩证态度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