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时期经常出现古今之争。在清末集中地表现为中西之争。“五四”运动以后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争。这种以文化形式出现的争论，本质上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个争论做了总结。

可历史是复杂的。1949年的胜利只是使争论暂归沉寂，而没有为这个争论画上句号。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正确处理好“马、中、西”的相互关系。因此一旦有适宜的土壤，争论之火会一燃而起。20世纪从80年代的文化热到90年代文化热的第二次悄悄兴起，其中一个最核心的最重大的问题是“马、中、西”的关系问题。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非常正确，但也有一些学者看法非常片面，或者鼓吹全盘西化，或者提倡本土化。他们之间有分歧，但在排斥马克思主义这点上倒是统一的。

一百年多来，关于文化的争论有一个理论误区，这就是把文化争论的焦点归结为体用之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体中用，西体西用，还有什么中国为体全球为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如同聋子的对话，各说各的。实际上，把文化争论归结为体用之争，注定这种争论是旷日持久的。要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文化的选择问题实际上是个社会形态问题。每个社会作为社会形态的具体存在，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即它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的性质以及它所在的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决定的，不是任意装配的。把体和用看成是无内在必然联系的可以任意选择的关系，只能转变为体用任意搭配的游戏。

在我们国家讨论文化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前景决定了“马、中、西”的关系。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文化就其性质来说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可指导并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保证我们文化建设基本方向的原则和基本理论与方法。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播，不可能取代该民族的文化。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经过世世代代的民族发展，深深植根于这个民族的传统之中的。只有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才有可能在中国土地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且我们是在与世界紧密联系中，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取得较高的科学文化成就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有利于我们充分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加快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进程。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资料并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全盘西化论，中国文化本位论，都不符合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

我们不能从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得出错误的结论，以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全盘西化。甲午战争时的中国是处于封建社会衰败没落时的中国。对于清政府而言，西化意味着前进。可清朝之所以不能全盘西化，是因为西方强国不断用侵略来打破改革派们的寻求，因为西方的目的并不是使中国西化而是殖民化，就清政府中的顽固派而言也不可能真正学西方。学西方意味封建统治的结束，自己走向灭亡。所以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严防夏夷之辨，并非由于民族主义，而是处于外国列强侵略面前的弱国的一种消极反应。甲午战争的失败说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路：殖民化或革命化，别无选择。

我们现在的条件完全不一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力量使得我们有条件开放。被人家用大炮轰开大门和自己主动打开大门是完全不一样的。请进来的是客人，打进来的是强盗。我们的开放政策是吸收世界上一切国家，特别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先进的东西，而不是全盘西化。西化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正是西方某些政治家梦寐以求的东西。对于社会主义而言，这就是历史的大倒退，是由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