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步中的传统与当代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往往惋惜逝去的年华，眷恋童年的天真和少年的无忧无虑。社会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极其相似。处于资本主义工业发达社会而为各种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人们，往往向往农业社会田园风光的诗情画意和简朴淳厚的人际关系，希图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这种社会怀旧情绪，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达社会自身矛盾的反映。

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是历史的一次飞跃。它取消了封建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用自由、平等、竞争的观念代替封建的等级观念和道德规范。可它又极大地发展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把人与人的关系淹没在**裸的金钱关系的冰水之中。

经过长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积重难返。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以及吸毒、酗酒、家庭解体、同性恋和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如恶瘤附体，毒化人心。某些学者把原因归结为科技进步，从而得出反对科技进步的错误结论。

应该看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并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所必然带来的，而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伴生物，犹如影之随形，因而它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完全应该解决和可以解决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

这就把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即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价值危机的重演。这里，关键是要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种精神文明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

要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是被保存在民族中绵延不断的并为后代所继承运用的一种稳定结构，存在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道德、风俗习惯之中。但传统不是凝固不变、永恒同一的，而是处于不断创造之中。早期的传统，与历史的发展成反比，它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另一方面，每一代人又不断地把自己的现实变为传统。整个历史发展是不断突破传统，又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传统永远是当代与过去的分界。处在特定时期的人们不断地把自己的现实变为历史，凝结为下一代人的传统。德国哲人黑格尔说：“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因此继承传统，对我们来说，毫无疑义应该包括1840年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

传统与进步的关系是双重的。传统作为一种惰性力量，其消极面是进步的重负。因此社会进步表现为对被视为神圣的传统的亵渎，表现为对传统中保守方面的突破与革新。可另一方面，传统中优秀的东西是一种积极因素，它凝聚了一个民族世世代代创造者的劳作和智慧，成为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力量，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因此，一个民族的繁荣昌盛往往包括对优秀传统的继承。

传统中包含积极和消极两重因素。究竟把什么奉为传统，继承什么，发扬什么，这不取决于传统，而取决于当代，取决于现在社会中人们对待传统的态度。可以说，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究竟继承什么或拒绝什么历史遗产的问题。

西方工业化进程中之所以出现价值观念危机，因为它是以巩固和发展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它的观念的特点是以个人为本位，张扬和倡导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恩格斯说：“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2]与私有制相结合的工业化，一定会越来越趋向极端利己主义，导致非道德主义，引起维系人们正常关系的价值观念的崩溃。

我们正处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体制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转变中，面临着价值观念的剧烈震**和深刻变化。如何划清价值观念危机与价值观念更新的界限，正确理解价值观念更新的合理性及其可能出现的混乱，防止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价值观念的危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我们正在建设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总体目标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少数人的发财致富。它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激发竞争精神，以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培养主动进取的创造精神，也有利于形成对社会多做贡献的道德风尚。但市场经济终究是商品经济，它是以利益为驱动力，以货币为中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具有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作用，它被视为万能之物。因此市场的存在为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蔓延和传播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

不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为“自由”经济，应该进行引导和调控。除了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外，还应该进行道德教育。这不仅是人们市场活动中的道德教育，即企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中的职业道德，而且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的道德教育。因为市场活动与非市场活动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市场经济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它可以对社会成员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道德水平的教育中，我们除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势，尊重在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外，还应该充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在当代，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何以具有价值并得到某种认同？这里涉及道德的本性和中国传统道德的特点问题。

道德是一种价值观念，它包含着人们的道德理想，关于人们行为的善恶判断以及由此决定人们应如何活动的行为规范。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人们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们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获得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很显然，随着人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化，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会发生变化。永恒不变的道德观念是不存在的。

但是，在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变化中，仍然存在某种稳定的、对于人们行为具有某种制约性的普遍因素。这种普遍性的根据，并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存在物。任何一个社会，不管社会形态如何不同，都是个人和社会的统一体，都存在一些相同的关系，如家庭结构中的夫妻关系和血缘亲属关系，人际关系中的朋友关系、邻里关系，个人和自己所属集团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在各种社会中都有差异，但也会存在一些共同原则，这就是把热爱祖国、服务社会、珍惜情感、重视友谊等看作一种道德规范和合乎道德的行为，这是人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共同要求。因此在变化的、具体的、具有时代和阶级特性的道德观念中，可以存在一些作为优秀传统代代相承的观念。道德理论中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都是片面的。绝对主义把某一时代、某一阶级的道德观念和规范，奉为永恒不变、适用于一切时间地点的绝对真理。这种观念是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依据的。而相对主义则否认道德价值中存在某些稳定的、共同的因素，把它看成只是适用于特定时间、地点的特定个人或集团的观念和规范，永远变动不居，无章可循。前者导致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则导致道德虚无主义。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其中包括我们确立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弘扬我们道德中的优秀传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情感。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矛盾，特别是各种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该弘扬传统中的尊重他人、尊重群体的观念，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利益是一种驱动力。但不正当的逐利行为可以败坏个人道德。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国优秀传统道德中的理想主义，代表的是一种追求、一种激励、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它的处世原则中的积极成分，对于在市场经济下过分个人化、实利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可以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出现的城市化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松弛和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血缘纽带和人际关系，使人们渴望亲情和乡情；贪得无厌的欲望和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过度的消费，使人们向往淡泊自尊；环境的恶化和都市的喧嚣，使人们倡导回归自然。西方理论家们期望在以高科技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上，嫁接一个平静和谐、人际关系淳朴的农业社会，这当然是幻想。但这种状况说明，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通过认同传统道德理想的人际关系设想的某种价值，以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文明”病。

优秀传统道德中确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应该认真审视和吸取的东西。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历代进步思想家对儒家的批评，问孔、刺孟都错了；也不能说“五四”运动提倡科学民主、“打倒孔家店”错了，应予翻案；从而认为我们应走尊孔读经的老路。这是根本不对的。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学说中包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儒家伦理中的理想与封建社会的现实是分裂的。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不少是一种理想，而封建社会的现实是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因此，儒家学说，特别是它的仁义道德往往成为统治者借以掩盖其专制本质的幕布。我们承认保存在儒家经典中的许多思想的确是文化财富，应予发掘、弘扬。可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家长制的三纲，是对妇女和劳动者的压制和轻蔑，造就了不少烈妇、节妇，不少祥林嫂式的悲剧人物。

当历史处在矛盾尖锐时期，对儒家的批判代表的是一种进步。它是与反对用儒家伦理把封建秩序凝固化的封建制度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时代不同、条件不同、处境不同，能够坐下来冷静地对儒家伦理进行审视。但还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应该清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实际，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可能根据儒家学说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不能期待用中国传统道德来解决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包括节育问题、生态问题、安乐死问题、试管婴儿问题等。至于义与利、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等问题，可以从传统道德中得到某些启发，但要真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正确处理这些矛盾，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而不能相信依靠重新诠释儒家某些论断来解决。把当代人的观点挂在古人名下，不能认为是真正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轻视自己的传统，但决不能囿于传统、沉湎于传统。我们要前进，要创新。我们不可能在经济和政治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文化和道德上恢复传统，奉行文化保守主义。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立足现实，珍重传统，面对未来。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14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6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