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追溯性的学科，是对已经逝去的既成的事实的研究。以往是不可忽视的，人类不能忘记自己的过去。以往作为物质力量，是现今全部生产力的总和；作为观念力量，它表现为传统。重视历史，也就是重视人类自己，珍惜人类以往的努力。

人类不可能摆脱历史。即使是未来学，形式上是探索未来，实际上隐含着过去。因为这种未来是过去的未来，过去是人们借以判断未来的立足点和根据。不能片面地强调用未来规划现在，使现在符合未来。实际上人们所说的未来是现在的未来，他们所能设想的未来，不能摆脱现在的框架。这并不坏。脱离现在的未来是狂想曲。

我们应该用现实的观点看待历史，用历史的观点看待现实。从现实的观点看待历史，正如人脑解剖之于猴脑解剖一样，易于发现历史的本质。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现实，易于理解现实的状态。秦桧是奸臣，可他能得逞。这说明在皇帝眼里他并不是奸臣。现代生活中的忠奸难辨，道理相同。只有在小说中才是一目了然的，可在实际生活中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的价值在于使我们能够理解现在，理解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意识形态，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离开了中国的历史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现在，就不能理解中国人。

在历史学中，科学与价值是不可分的。历史的价值性首先在于它的事实性，违背事实就没有价值。这一点罗素也不否认。他在《论历史》中说：“历史学是有价值的，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而这一点尽管不是它那价值的全部，却是它所有的其他价值的基础和条件。”当然，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仅它的观点，而且包括材料的选择，都表现了作者的立场观点，表现了作者的爱憎和评价，“选择就包括着在事实中间有一种价值标准”。

历史决不只是少数几个伟大人物的历史。如果全部历史只归结为几十个几百个伟大人物，那不成其为历史，也没有历史。而且这些英雄也不能产生，正如没有土壤就没有花一样。在戏剧舞台上可以只有主角没有广大群众，在现实的历史舞台上决不能如此。离开了拿破仑时代的经济政治，离开了他手下的广大将领和士兵，拿破仑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文不值的拿破仑而已。罗素也懂得这个道理。他说：“历史学不只是对伟大人物的记录而已，不管是多么伟大；历史学的领域不只是讲人们的传记而且要讲人类的传记，要把各个世代的漫长的行列表现为只不过是一个连续生命体的不断流逝着的思想，要在所有的人都在其中扮演他们的角色的这幕宏伟的戏剧的开展过程之中超越自己的盲目性和短促性。在每个种族的迁徙中，在各种宗教的生和死之中，在每个帝国的兴衰中，每一个无意识的个体显然并没有当前之外的任何目标，却不知不觉地对一切时代的整体做出了贡献；而且从全体的伟大之中，某些伟大的气息也就在吹拂着所有参与了这场进军的人们。”

罗素虽然承认群众的力量，但更倾向于伟大人物的决定作用。他说：“我相信，如果17世纪有1万人在襁褓之中被杀死的话，近代世界就不会存在。在这1万人之中，伽利略是首要的。”他还强调近代文明“只是由于一批为数很少的人的发明和发现的缘故”。他欣赏巴思迦的名言：“克里奥巴拉的鼻子如果生得短一点的话，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为之改观。”这当然是片面夸大个人作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我们可以说没有毛泽东中国现代史会发生某些特征性变化，可毛泽东能离开中国和中国历史吗？没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长期斗争，没有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毛泽东的伟大成就甚至他的个性都打上了中国农民和农民战争的烙印。伟人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但他在影响历史之前先要受历史的铸造。人们喜欢夸大历史人物个性甚至他的面貌对历史的影响，可没有考虑过，伟大人物的个性甚至面貌之所以能影响历史是因为他是伟人，是因为他的地位，是因为他的权势而不是个性和面貌本身。一个顽固不化的老百姓，他的顽固性决不会影响历史，至多影响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因为他没有足以影响历史的权势和地位。可一个统治者、当政者的顽固会给历史以很大的影响。这不是顽固性本身，而是他所掌握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之所以很难为人们所理解，因为在历史前台发号施令，一呼百应的始终是领袖人物。可从长远来看决定历史的终究是人民。人们都可以看到，是人民选择领袖而不是领袖选择人民。人民是长存的而领袖是代代更换的，一代又一代人民孕育并推选出自己的领袖。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封建社会政治家都懂得这个道理。

人性问题始终是历史观难以穿过的沼泽地。不少历史学家都是用人性解释历史。罗素也是持这种看法。他认为历史是人性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研究历史也就是研究人性。历史的深层结构是人性，走向历史的深处就是走向人性人心，而不是探索历史的规律。在罗素看来，人性不是历史地形成的，不是被铸造的，而是先天的、本能的。人先天具有占有欲、权力欲、创造欲。历史就是这些人性的体现。他们不懂得人心问题同样是个规律问题，人心向背是历史潮流的体现。它是结果，然后才成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