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会死的，这是生物学与医学的科学结论。可如何对待死亡却是哲学问题。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老婆死了，他敲着盆子唱歌，认为人总是要死，不应违反自然。这就是有名的鼓盆而歌的故事，表示了对待死亡的智者态度。中国人讲的红白喜事，结婚是喜事，它表示类的延续；老人寿终也是喜事，它表示类的更新。人不结婚，类不能延续，如果不死，代代相继，把地球塞满了也非好事，所以红白都是喜事。

这种东方人的智慧，比起尼采、叔本华，比起存在主义者高明。因为他们都从个人的角度看待存在和死亡，所以看到的只是人生的寂寞与死亡的痛苦。而东方人从类的角度看待生与死。已经衰朽的高高兴兴地死去，双手欢迎新一代的到来。死——不是结束，而是类的延续方式。

恩格斯以其辩证的智慧论述了生与死的问题，把它看成是辩证过程。他说：“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但是，无论什么人一旦懂得了这一点，在他面前一切关于灵魂不死的说法便破除了。”还说：“只要借助于辩证法简单地说明生和死的本性，就足以破除自古以来的迷信。生就意味着死。”[1]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死观，是一种真正智者的态度。

人的死亡是一瞬间，可对死的恐惧是终生的。死亡对人只有一次，可对生死问题的探索却世世代代。人对死的意义的理解要比死亡本身困难得多。从医学的角度理解死亡比较容易，从哲学的角度理解死亡很难，因此，生与死成为一大哲学难题，为世代哲学家们苦心探索。这是任何自然科学无法解开的方程式。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明智的人应该把关注放在生上。孔子说过，不知生焉知死。对生的意义的理解要比对死的恐惧有意义得多。一个人害怕死亡，或由于人总是要死的而感到人生毫无意思，这种人经历着双重痛苦：一是在生时的痛苦，因为他一生充满了对死的恐惧与忧虑；二是死亡时的痛苦。人并不会因为害怕死亡而免除一死，由于一瞬间的死亡而终生处于死亡的恐惧之中，实非智者的态度。

真正有意义的哲学应该是悦生的哲学。人总是要死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但正如法国大哲学家蒙田说的，死并不是人生的目标，而是生的结尾，是它的极限。因此一个人应该重视生，尽量充分享用有生之年。他说：“我认为人类之幸福在快乐的生存中，而不在快乐的死亡中。”“一个知道如何正当地享受生存之乐的人，是绝对的，而且几乎是神圣的完人。”“在我们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之中，最为粗鲁的乃是轻视我们的生存。我对生命的占有越是短暂，我越必须使它更深沉，更充分。”所以蒙田的口号是：“热爱生命，栽培生命。”这样来对待人的生与死就不是悲观主义哲学，就不是只知道人是要死的，而且知道人在未死之前是不死的，是活的，因而应该充分享受人生，发挥人的生的作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