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动物的需要是不同的。动物的需要是一种本能。动物的需要是同一的，它是固定的不变的。需要的变化，意味着它的动物习性的改变。而且动物的需要是最容易满足的，它在需要满足之后不会产生新需要。人的需要不同，它是变化的、多样的，在一种需要满足之后又产生新的需要。需要的变化表明社会的进步。罗素在《权力论》中说，“动物满足于生存和繁殖，人类则还要扩张”，“想象是一种刺激物，它驱使人类在他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

可人的需要也不是同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者的需要和无产者的需要是迥然不同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马克思讲道，对住在地下室的工人来说，“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还说：“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破烂马铃薯，最坏的马铃薯。”

问题不仅在于两极分化所带来的工人需要的异化，而且从人与动物的区别角度看，人的需要自身也发生异化，这就是分为人的需要与非人的需要。凡是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都是人的正常的需要；所谓非人的需要，是满足人的畸形消费，是奢侈、纵欲、腐化，是满足感官而残害灵魂的需要，马克思把这种需要称为“幻想、奇想、怪想”。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异化呢？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制度决定的，因为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1]。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可以把顾客当上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不能像马克思所痛斥的那样，把顾客当君主，向顾客献媚，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和享乐能力，以便获取利润。这样新的需要不仅不能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手段，反而促使他们堕落。如果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社会主义挖掘埋葬自己的坟墓。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34、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