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一书总算编成了。我既如释重负，又产生了较多期待！

改革开放以后我的研究主要在现代西方哲学领域。因感到在我国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必须解决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了解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状况，我由此较早开始了对这两种哲学的关系问题的思考。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和许多同行专家一样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完全分割开来和绝对对立起来、对后者全盘否定的研究方式就已开始有所质疑。由于这种研究方式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表现，还可以援引某些经典言论作根据；因此大家的质疑还较空泛，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正式提出具体异议。事实上当时出版和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大都仍然不得不采用传统的批判模式。我自己1981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虽然在恢复本学科教学和研究上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它所仍然采取的简单否定的评价模式对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又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这在本书出版后不久我就已意识到，并准备着手修订，其主要目标就在打破传统的评价模式。作为试探，我在1987年发表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该文以分节标题的醒目方式明确而全面地否定了传统的评价模式，在同行学者中获得广泛认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1988年举行了一次全国实用主义讨论会，与会专家就抛弃简单否定的研究方式达成了很大共识。这次会议也由此成了我国实用主义研究的重要转折点。对实用主义研究的简单否定模式的抛弃也影响到对其他哲学流派的研究，由此开始了我国现代西方哲学求实研究的新阶段。我在1990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中对各派哲学就不再简单否定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我国本学科研究走向求实的状况。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求实的研究主要还局限于对现代西方哲学本身，至于后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学界仍大都回避。这大概与这方面的问题敏感性强，大家也还未来得及深入研究有关。我个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尽管我已意识到这种回避不符合我国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必须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这个最终目标，但我对与之相关的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轻率地对这两种哲学的关系发表与传统观点相悖的意见，显然很不慎重。必须重新研究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特别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变的性质，还必须重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克服以往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解上存在的偏差。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在修订《现代西方哲学》时就已开始这方面的思考，但当时尚未形成成熟意见，当然不敢多说什么。

修订本完成后，我将主要精力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在1994年大致已初步形成了后来一再明确表述过的两个主要观点：一、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不能简单归结为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转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进步转向反动；而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在几个重要方面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因而在继承和批判西方近代哲学上必然存在重要的共同之处，有些方面甚至是殊途同归，但二者在社会基础和理论形态上又都有原则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又超越西方现代哲学。这两个观点是对流行了一个多世纪的权威观点的全面颠覆，公开发表显然要冒较大的风险；但我还是决定要作一番尝试。1995年我发表了《从西方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折》一文。由于观点表述不够鲜明，论证不力，没有引起学界注意，但也没有引起什么麻烦。于是我在1996年又发表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一文。该文对上述两个观点的阐释比前文明确和清晰得多，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哲学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反响。尽管也有人不赞同、甚至怀疑它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但赞同或大体上赞同的人却占了绝大多数。本文被认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起了推动作用，这给了我很大鼓舞。

考虑到上述论文只是“论纲”性的。观点虽然鲜明，但论证并不全面和充分，所以在此后的十多年内，我一直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当作我的研究的主题，争取使我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论证更有说服力。我先后发表了几十篇论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1）、《中国的现代哲学历程：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国华盛顿英文版，2004）、《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人民出版社，2009）、《探索、沟通和超越：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等专著。2000年出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教材在学术观点上与这些论著也是一致的。在这些论著中，我力图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做出较为全面和充分的论证。从对马克思实现的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实现的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的比较研究来说，我个人所能做的大体上都已做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比我所做的研究要广泛、深刻得多。我的研究主要限于比较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至于如何从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等理论背景以及哲学本身的各个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的发展（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后现代主义等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在当代广泛流行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哲学）做比较研究，进一步具体指出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真正体现当代时代精神的哲学，才能体现当代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但这方面的研究也更为困难。对此我前些年的研究虽也有所涉及，但很是薄弱。我虽然也还想继续参与对这方面的问题的研究，但由于我目前正主持《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的翻译》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难以分出很大精力再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加上年近八十，精力和效率都远不如前，就更使我感到力不从心。因此我想到最好能推动中青年专家来主持或参与这方面的研究。于是我在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征集2012年重大课题选题时建议了一个与此相关的课题《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研究》，并对其做了较详细的论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这个选题列为2012年第三批选题的第一项。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我个人不能申报这个课题，但我相信这个课题的设立将会推动一些中青年专家来从事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我期待他们在这方面取得越来越多具有创新性的重大成果。

回头再来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这部书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本来早就相约由我来承担，我一直感到有些为难。由于出版社一时未能找到适当的人，只好还是由我来承担。本书的编成对我来说是完成了一项任务，我也借此把我近二十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所提出的一些见解再一次呈现给学界和读者。我期待着我的不完善的研究能引起专家和读者对这方面的问题的关注，推动他们对之去进一步开展研究、特别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最后，我还要再一次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饶涛和贾静两位编辑，没有他们的帮助和一再督促，本书是不可能编出来的。

刘放桐

2012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