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是在现代西方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适应着这种环境的需要。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环境与西方大不相同。当西方思潮传入中国后，必然与这种环境发生碰撞。这种碰撞既有西方思潮的先进方面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落后方面的冲击，也有西方思潮的没落方面对同样来自西方的先进思想（如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秀方面的冲击。前者积极，后者消极。因此中国学者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除了深刻和具体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本身之外，还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必须深刻和具体地理解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现实环境，使自己的研究适应中国的现实环境的需要，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也就是发挥西方思潮的积极方面，防止其消极方面。由于中国的现实环境各个时期都有变化，中国学者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必须适应中国现实环境的变化。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并由此而受到欢迎。否则他们的研究在中国很难起到积极作用，甚至还可能因起消极的作用而受到制约。近百年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都是这样。

西方哲学思潮传入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从严复一系列关于西方哲学和社会学说的译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陆续出版算起，西方哲学正式传入中国已超过一个世纪，“五四”时期曾达到**。我在其他地方对此已做过较为详细的阐释。[6]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当时输入的西方思潮尽管各不相同，它们在西方国家可能相互对立，但它们大都各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中国学者在输入这些哲学思潮时，主要也着眼于这种精神，因为它们正好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一致，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就是反对封建迷信、倡导民主和科学。因此这些思潮虽各有其消极方面，对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却往往能起促进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宣扬这些思潮的学者能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动新文化运动上结成统一战线。

“五四”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受到围剿，马克思主义也受到压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的倾向这时明显加剧，也加剧了对中国的影响。国内外局势的这些变化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西方思潮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折。“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思潮建成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这时完全破裂，以致成了彼此势不两立的敌对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谈不上如何通过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来促进中国社会变更，特别是中国的思想文化进步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并未迅速改变。从20世纪50年代起，为了配合清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多次开展过对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潮的批判运动，很少有人想到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变更可能有积极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开展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批判本来无可厚非，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展的那些批判运动有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预期的政治目的。它们的缺陷在于有时往往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甚至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左”的政治标准代替学术标准、以抽象的主观武断代替具体的客观分析的对西方思潮的批判模式，这样就可能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总的说来，在对待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力图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但在具体运作上时有偏离。他们走的是一条前进却又曲折的道路。主要问题就在于“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妨碍了人们对西方哲学的全面认识。使西方哲学研究服从自己的政治目标这本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突出的优点；然而简单地把政治标准当作评价西方哲学的标准使他们难于对这些哲学的实际所是做出深入具体的研究，不会区分其中的消极方面和可能具有的积极方面，对前者可能不否定，对后者倒反而否定，这就成了他们的突出的缺点了。其消极后果之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以其为指导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当代世界的发展脱节，而这势必不利于它们的丰富和发展。“左”的路线之所以长期在我国占支配地位，改革开放政策之未能更早实行以及在实行中遇到的种种障碍，原因当然很多，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这种封闭状况未尝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关于这一时期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如何适应着我国社会的变更而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上面已做过说明。这里再就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怎样更好地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环境等问题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正确认识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现实环境。

“五四”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这门学科的研究能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思想文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甚至其本身能否顺利开展，都取决于它们能否适应中国的国情，或者说现实环境。当代中国的国情的核心就是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地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的这个主题所针对的正是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同志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因此，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使这种研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实质上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服务。

第二，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为了做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发展着的学说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可以说已是哲学界多数人的共识，但究竟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关键问题在于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内涵的理解不同。有些人的理解仍然局限于按照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框架，没有充分认识到只有肯定社会实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决定作用，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不断发展着的学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往往被他们仅仅归结为揭示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现当代社会现实生活和实践中的发展以及二者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关系，则往往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例如，他们往往仅仅从认识论的环节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学说，而没有看到这一学说的存在论意义。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各以某种片面和扭曲的方式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则往往被他们仅仅归结为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而简单否定。这样他们当然既无法揭示现代西方哲学这方面的学说的积极方面，更无法全面理解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学说的革命意义以及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超越。看不到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决定作用、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发展着的理论，势必混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界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论著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指出，他的唯物主义不是离开人的活动的抽象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他把这种唯物主义当作唯灵主义），而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前提的唯物主义。对此哲学界有过广泛的讨论，我自己也多次发表过文章。这里要补充提及的只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把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放在第一位。其实，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它在各个阶段的发展看，社会实践（或者说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是把理论当作教条，而是把理论当作来源于现实生活和实践又运用于现实生活和实践并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得到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特征。

第三，尽可能全面地认识西方现当代哲学发展的方向。

除了极少数对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都未能关注的人以外，我国学界绝大多数人都已改变了以往那种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否定态度。但是如何看待西方现代哲学的演化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复杂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当然是由现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方向所决定的。现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方向究竟怎样？这是难以做出确定回答的问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是马克思所发现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资本主义究竟怎样和是否全面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和何时取得全面最终胜利？经典作家并未给出，也不可能给出确定答案。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至今一个多世纪的进程看，资本主义的确经过深刻和严重的危机，但后来都因实行某些改革而保留下来，甚至还能显示出较大活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尽管存在原则区别，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二者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加入原来由资本主义世界组建的某些国际协议和条约（例如WTO）也说明二者可以而且必须共处。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的发展不仅不与社会主义相冲突，甚至还可能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更好的条件。

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优越于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相对立，但二者作为同时代的哲学在许多方面必然存在共同之处。正像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的活力一样，现代西方哲学不仅不能归结为腐朽没落，而且同样存在着发展的广阔余地。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必然存在许多消极方面（包括腐朽没落的内容），但也必然存在体现现实社会和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积极方面的成果。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原则区别，但它们同时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当马克思主义由于受到“左”的扭曲而对某些有关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等的发展未能做出应有的研究时，许多杰出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却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些都值得马克思主义者虚心学习和借鉴。因此，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应当看到其否定方面，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其积极方面。

[1] 本文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08（3）。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参见《西学的传入与五四前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碰撞》，载《东南学刊》，2001（2）；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