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的几部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论著中更加关注的是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不是作为确立这一原则的前提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例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中着重论证的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5]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中所着重关注的，同样是哲学家们是否肯定物质第一性、自然界本身存在和发展的辩证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列宁在《唯批》等论著中所强调的也是如此。恩格斯和列宁在这些著作中也提到实践的决定性作用，但往往是出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恩格斯在《终结》中曾谈道，对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6]。恩格斯在此所谈的实践显然只是出于认识论视角，而且限定在“实验和工业”这个范围。列宁就恩格斯的观点指出：“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一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7]列宁本人在《唯批》中对此也做了大量类似的论述。例如他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8]在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论著中都有大量这类论述。他们的主旨都是证明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这些可谓是众所周知，不必更多引述。
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与马克思在《提纲》等论著中的论述在着重点上显然有所不同。《提纲》强调的是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正如我们上面曾谈到的。马克思在此所讲的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也具有存在论意义。正是通过对实践的强调，马克思把他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并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辩证法明确区分开来。而恩格斯和列宁在上述论著中所强调的主要是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例如真理的客观性），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他们的直接目标也正是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驳斥唯心主义的攻击。即使在他们谈论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时，目标也是这样。
为什么恩格斯和列宁与马克思存在这种差别（而且应当说这是明显的差别）呢？为什么恩格斯和列宁把自己的论述主要着眼于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呢？这是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从各方面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并不由于他们在根本哲学观点上与马克思有原则性的区别，而只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他们在哲学理论上关注的问题与马克思有所不同，阐释的方面和方式上与马克思也存在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们写这些论著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受到了工人运动内外的唯心主义思潮的攻击，而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例如，尼采哲学和各种类型的生命哲学以及在工人运动中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还具有强调生活和实践的特征。因此，不是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强调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成了维护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项最为迫切的任务。
对于这种情况，只要分析一下他们写这些著作的背景就可看出。例如，1878年问世的《反杜林论》的主旨就是批判当时在工人运动中已产生很大危害的杜林的学说。恩格斯在批判中比较连贯地阐释了他和马克思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而且全书都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然而批判杜林的体系的需要使恩格斯在许多地方“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杜林的体系在哲学领域内是陈旧的唯心主义的翻版，恩格斯的阐释的重点必然是维护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至于恩格斯的《终结》的宗旨，正如他在“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所指出的，是为了对他和马克思怎样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而又超越他们做出简要的说明。重点自然也是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列宁的《唯批》也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其背景是俄国的修正主义者对马赫主义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并企图用它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捍卫唯物主义不仅是当时理论斗争的需要，也是挽救革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
由此可见，恩格斯和列宁在一些论著中之所以着重于阐释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未着重进一步探讨作为确立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前提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根本哲学立场与马克思有原则性的分歧，而主要是由于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的形势要求他们首先要让人们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般界限。其实，马克思本人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著中重点也在维护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其论述风格与《提纲》等较早期的论著也有所不同。这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生了阿尔都塞等人所说的那种断裂，而是由于批判唯心主义和捍卫唯物主义的需要使他的论述的重点有所不同。关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本人做过非常明确的说明。这从他晚年在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等人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
他在这些信件中指出，他和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正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之时，正值黑格尔派解体、唯心主义盛行之际。为了批判唯心主义，在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中，他们更多地强调了物质对精神、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关于精神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阐述得不够。例如，恩格斯谈道，他和马克思在反对自己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9]。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正是他们由于反对唯心主义的需要而不得不较多强调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对其他方面不能不有所忽视，并认为一些青年人有时过分看重物质和经济方面，部分地应由他和马克思当时的这种做法负责。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时期对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他们停留于一般唯物主义原则的水平。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他们的整个哲学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0]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恩格斯反对当时许多德国青年人把唯物主义当作一个现成的套语和标签，而不肯去做进一步的研究。而他和马克思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11]恩格斯在此所讲的“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等的根本含义就是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作为基本根据。这说明在根本哲学观点上他与马克思是一致的。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提纲》，认为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2]，并将其作为他的《终结》一书的附录第一次发表。这表明他充分理解并赞同《提纲》的观点，而《提纲》是马克思阐释他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论著。
与恩格斯一样，列宁尽管在《唯批》等论著中强调了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但只有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才是他的整个哲学的最根本的原则。列宁在许多论著中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核心不是抽象的理论和原则，而是现实的生活和实践。例如，他在《论策略书》一文中指出：“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13]在《共产主义》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14]在《哲学笔记》中同样明确地指出了理论（包括唯物主义理论）对于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依赖。因为正是实践使具有一般性品格的理论成为可能并使这种理论具有直接现实性。“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5]
总之，我们既应当明确地承认恩格斯和列宁由于较多强调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显示出他们与马克思有所不同，但同时又要看到他们的根本哲学立场与马克思并无原则性区别，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和列宁像马克思一样始终把参与和领导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斗争当作是他们的根本使命。恩格斯始终与马克思并肩战斗，在马克思逝世后一直在继续着他和马克思的共同事业；列宁领导着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这种革命人生决定了他们实际上最为关注的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们的一切理论活动都服从于他们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只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使他们在一些场合下在哲学理论上更为关注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问题，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决定作用有时强调不够。这里当然存在着缺陷（恩格斯本人也承认这种缺陷），因为它们可能被那些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的人所利用。但只要我们能坚持求实的原则，就应当把存在这种缺陷看作是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