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和发展与迈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中国哲学，这是一个可以而且需要从不同层面、视角来探讨的问题。例如，中国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哲学首先应当发展适应中国特殊环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发展中国哲学必以继承和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遗产为前提；当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发展中国哲学必须适应这些变革，等等。这些方面本身又包含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需要分别加以研究，我在此想说的只是：它们也都应当与重新研究和认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联系起来。

1.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的关系

关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研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上面已经谈到。在此再提一下的只是：在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的倾向曾经特别突出，为了促使它恢复作为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本来面目，更加需要研究和借鉴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做了多方面批判的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有过举世公认的创造性发展，但在不同时期又都曾出现过偏离其本来意义的倾向，特别是将它僵化和教条化。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根源说，这与没有如实认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转型的深刻意义、错误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绝对对立起来有一定联系。人们对以二元分立和理性独断为特征的某些近代哲学往往因其有唯物主义或辩证法因素而过分地加以肯定，而对现代西方哲学中那些超越了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往往当作唯心主义而加以简单否定，在多次发动的对西方哲学思潮的批判中，所批判的有时也许正是其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现代哲学精神的内容。这在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中就表现得相当明显。

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实用主义因鼓吹调和折中和过分强调谋取实利、忽视原则而受到来自各方的非议。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之进行批判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实用主义又是一个具有较多现代哲学特征的哲学流派，对之应作具体和全面分析。例如，杜威等人的理论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拒斥以心物、主客二元分立和实体本体论为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要求哲学和科学把注意力移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经验世界）。不过他们不把经验看作物质或精神存在，而看作人与其对象世界之间（主客、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经验不是实体性存在，而是作为上述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们一般并不否定经验以外的世界自在地存在，但认为它们只有处于与作为主体的人的关系中才能作为客体存在，才成为哲学和科学的对象。正是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哲学家不应当去建立关于超经验的物质和精神实体的体系，也不应去论证这种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应使哲学成为一种关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的方法论。尽管他们的这些理论的确存在着种种片面性，但毕竟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经验和实在的理解的界限，具有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与古典哲学相比，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本应给予更多肯定，并从中得到某些启迪。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却往往把它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而予以全盘否定。

对实用主义的其他方面及对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批判也存在类似情况。其主要消极后果是把人们的注意力由具体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引向关于物质、精神等抽象的一般概念，由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又回复到近代哲学。这意味着在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颠倒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特别是它们的转型）的是非，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某些方面被扭曲成近代形而上学类型的哲学。

2.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必须与研究和借鉴西方哲学及其近现代转型相结合

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也必须与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其近现代转型结合起来，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这种继承和发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而后者从理论来源来说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产物，它在现当代的丰富和发展仍然与西方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和转型密切相关。为了更准确和全面地理解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研究西方哲学。

第二，这种继承和发扬必须适应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是在个体的、狭隘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受宗法血缘关系及以家国一体为特色的社会结构的制约。尽管它们具有非常丰富和优秀的遗产，但本身并不能完全适应上述要求，必须对之加以改造，而批判地吸取具有现代特征的西方哲学和文化是进行这种改造必不可少的环节。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应当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弊端，而现代西方哲学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种种批判至少可以唤起我们在这方面的警觉。

第三，这种继承和发扬必须适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为此，中国哲学和文化必须是开放性的，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在哲学和文化上相互对话和交流。这也意味着必须使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与体现当代特色的西方哲学和文化相互沟通。

3.中西沟通和融合是迈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无论从中国或世界范围来说，迈向21世纪都意味着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哲学也必将如此。对于21世纪的哲学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都在进行热烈的讨论。回答可谓众说纷纭。就21世纪哲学发展的具体形态来说，谁也难于做出精确的判断。然而，在各种可能的趋势中，不同类型哲学（包括西方哲学中的不同思潮和流派，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特别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等）之间的接近和会通也许将是一种必然趋势。

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随着“冷战”不可逆转地结束和人类面临各种共同的挑战，21世纪也许将是以和平竞赛和对话协商为主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局部范围内仍可能很激烈，但它们最终只能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必将有所缓解，商讨式的论争会被更多的人接受。事实上西方哲学界已开始显示出这种倾向，许多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寻找共同语言。这并不意味着要求各派哲学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只意味着不将其绝对化，并对其他各种思潮和流派采取较为宽容和开放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开放型哲学同样应当在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和信念的同时更加注意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从中吸取一切有价值的成果。

关于东西文化、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曾长期引起激烈争论。人们在这方面之所以难于达成共识，原因很多。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的不同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彼此之间的偏见和误解属主要原因之列。当西方各国处于其现代化的上升和巅峰时期，他们的思想家对以理性和科学为特征的西方哲学和文化必然深信不疑，而对缺乏这种特征的东方哲学和文化的优秀成果必然视而不见。同样，当中国等东方各国尚处于所谓前现代时期时，这里的思想家们对西方哲学和文化也不可能有深刻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会通是不现实的。然而，当历史走向21世纪，当西方各国经历了“现代”哲学和文化的种种危机和矛盾，失去了对理性和科学的迷信、要求超越它们，并企图转向从东方文化中寻找出路的时候，当东方各国进入了“现代化”时期，对在西方最早出现的理性和科学精神有了更多的认识而要求超越固有传统的时候，二者之间自然会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桥梁。因此，如果说以往的世纪是东西（中西）哲学和文化相互分离和对立的世纪，21世纪也许是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融汇的世纪。

如果上面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吸取和容纳百家的开放型哲学，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优秀遗产基础上与体现了现当代的时代特征的西方哲学相衔接的哲学。西方哲学在经过扬弃后将成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哲学的重要资源。而中国传统哲学将在克服种种局限性的前提下发扬光大，成为世界哲学中的瑰宝。把中国优秀的哲学遗产推向世界，把西方哲学的现代精神引入中国，这也许正是迈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哲学必将是一种既超越中国传统哲学，又超越西方哲学的崭新的哲学。它将处于时代高峰，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