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从整体上对西方现代哲学做出较恰当的评价，首先要考察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展中所发生的思维方式的转换（转型、转向）的意义。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流派纷纷宣称自己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界中各种转向之声更是不绝于耳，例如，尼采等人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与否定，狄尔泰等人之要求建立一种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实用主义之要求以生活和实践取代对物质和精神本质的探究，现象学运动（特别是存在主义）之要求转向非反思的生活世界或人的生存，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家之要求把哲学变成语言的用法和意义的分析，释义学家们之把哲学当作对文本的意义的阐释，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的消解等，都被宣称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些转向的具体含义往往有重要区别，但在对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观念采取批判态度并要求代之以一些与之相反的观念、从而改变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上，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后者体现了一种把西方现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区分开来的方向性转换。这种转换的基本意义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甚至意味着西方哲学发展上的一种革命性变更？人们的意见还很不一致。我认为，如果从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式上将近现代西方哲学实事求是地加以比较研究，似应肯定后一种回答。

1.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认识论转型）及其意义

对于从笛卡尔（甚至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一段时期（通常称为近代）的西方哲学，过去大致被归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而有所肯定。尽管各家肯定的方式和程度不同，但大都承认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各以其独特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倡导哲学的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人文精神），反对贬低理性、抬高信仰的中世纪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主张哲学应以人本身为中心。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可谓是这种精神的典型表现。这种理性主义精神与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兴起而被强调的科学精神是一致的。当时先后兴起的各门自然科学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理性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认识和研究。而自然科学的胜利也正是理性的胜利。西方哲学史上这一历史时代因此被称为理性的时代。

正是这种对理性的倡导使西方哲学发展中发生了一次被称为认识论转向的重要变更。当时的哲学家们正是以理性为出发点为人的行动及全部现实生活制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尽管他们的哲学仍把世界的本质、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当作核心问题，但在理论形态上已与建立在感性直观和素朴猜测基础上的古代哲学以及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人与上帝的关系并使人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的中世纪哲学有着重要区别。他们大都自觉地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认识对象（客体）的世界（也就是把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哲学基本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主客、灵肉、心物、思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标志着西方哲学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2.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和矛盾与新的转型的出现

但是，西方哲学在取得重大进步时却又隐含了严重的缺陷和矛盾。这首先表现为：对理性的倡导由于走向极端而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万能取代了上帝万能。这导致了理性的独断。按照理性主义原则构建的哲学体系往往变成了凌驾于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其次，它虽然以理性思维（反思）克服了古代哲学的素朴性和直观性，却又因将主客、心物等分离开来而陷入了二元论，而二元论必然导致与理性精神相悖的独断论或怀疑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是以提出以人作为哲学的中心而开始其发展历程的。它要求摆脱旧的传统和权威对个人全面发展的束缚，倡导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然而，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和思辨形而上学倾向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血肉和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上的一个环节（如体系中的“人”概念的外部表现）。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自由和人格的尊严等由此被消解于理性思辨体系中了。这意味着近代西方哲学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近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片面性和矛盾被一些当代哲学家称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本体论的思维方式”、“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等。这些不同的名称从不同视界上表达了同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即要求建立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使之成为一切知识的基础。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对近代西方社会历史和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文化的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然而它的缺陷和矛盾即使在当时就已被一些哲学家（例如，与笛卡尔同时代的帕斯卡尔、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揭示。只是那时的社会和思想环境使它仍然有存在甚至发展的条件。从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社会各方面的剧变，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作为这种思维方式的认识基础的经典自然科学的超越，这种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和矛盾就显得特别突出了。它必然被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取代。这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必然出现新的转型。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是这种转型的突出表现。而从那时以来西方一系列一反近代哲学发展方向的新的哲学流派（即通常所谓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样是这种转型的表现。

3.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毫无疑问，不少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理论存在着种种片面性甚至谬误，它们也的确抛弃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不少积极因素，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但是，如果将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走向与近代哲学做比较，我们还是可以发觉它们至少在如下几个重要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后者。

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继承了康德等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否定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这虽然限制了传统哲学的范围和职能，甚至是对后者的一种消解，但却是哲学上的一种重要进步。随着各门特殊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越来越需要改变由哲学来支配特别是代行其职能的状况。人们必须重新研究哲学的意义和功能。现代西方哲学家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方法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等）。它们虽都有片面性，但大都不失为对哲学的意义和功能的有价值的探索，是对作为体系哲学的近代形而上学的超越。

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这并不都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而往往只是要求将它们看作一个不可分割和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人）的能动和创造性活动。康德的“哥白尼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客二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他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和道德自由的理论也超越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的界限。然而他又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从而没有真正克服，甚至从另一方面加剧了二元论倾向。不少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进一步强调主体的能动性来克服康德的不彻底性。尽管有时走向极端，但这毕竟包含了对与二元分立相关的机械论、独断论和怀疑论的某种程度的否定。有的人还主张用人的实践活动取代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使哲学由主客分离的世界转向二者统一的现实生活世界。这是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

第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进行了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揭示和研究，试图揭示与人的精神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学科）和自然研究之间的区别，制定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这些研究有时也有走极端的倾向，但毕竟批判了将理性绝对化和凝固化的片面性，揭示了人的精神认识活动的更多的层面和特性，扩大和加深了对它们的认识。这些未经理性改装和凝固化的本真的精神活动如同人的理性活动一样是通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达到对人的更完整的认识的重要门户，对它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

第四，近代哲学是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的，然而其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必然把人对象化，使人失去其本真的个性（异化）。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大都要求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强调要把人看作完整的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整个哲学的核心，不是其中某个环节或组成部分。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这种理论虽然同样有片面性，但毕竟是在提倡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至少对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及传统人道主义的种种弊端做了较大深度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对近代哲学关于人的学说和人道主义的超越。

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不只是在个别哲学流派和哲学家那里发生的个别理论观点的改变，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型，即有关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基本观念的重大变更。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在用一种不同于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重建哲学，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总的说来，他们的哲学的确也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状况，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与近代西方哲学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