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士的科学方法论与其意义理论密切相关。科学方法的任务是确定信念，信念总是以思想、观念、判断的形式存在，它们的意义必须清楚明白。皮尔士的意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澄明思想、观念等的意义。这一理论在皮尔士整个实用主义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杜威曾谈道，皮尔士把实效主义“这个名词的含义局限于确定诸种名词，或更确切地说，诸种命题的意义。这种理论本身并不是关于试验，或真理，或命题的理论。因此，他最早的论文的标题是‘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当他把这个名词当作一种真理论时，他企图用受到更大限制的实效主义来指称他本来的特殊意义”[14]。一些西方哲学家认为，强调意义理论甚于强调真理论是皮尔士实用主义不同于詹姆士等人的主要表现之一。杜威就明确指出“即使是就命题的意义来说，皮尔士的实效主义与詹姆士等人的实用主义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15]。

皮尔士和詹姆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詹姆士强调命题的意义在于所引起的行为的特殊结果。詹姆士在《哲学概念和实际效果》中谈道，“任何哲学命题的有效意义，总是可以见诸某种特殊的后果，见诸我们未来的实践经验中，不管是能动的还是被动的；关键之点在于这种经验必然是特殊的这个事实，而不在于它必然是能动的这个事实”[16]。皮尔士强调的则不是特殊的效果，而是实践和行动，以及由此得出的具有一般意义的命题。在他看来，对命题的断定实际上所预示的必然只是对一切实验现象的一般描述，这不可能只是单纯的现在，而必须引向未来，每一命题的理性的意义在于未来。正如杜威指出的，“皮尔士更加强调实践（或行动），而不是特殊的东西。事实上，他把重点转向了一般……意义既同一于未来，又同一于一般”。皮尔士“把意义同一于习惯的形成，或者说，具有尽可能最大的一般性、可以运用于最广大范围的特殊性的行为方式的形成”[17]。

皮尔士之强调意义理论甚于强调真理论以及他不把意义的确定局限于获得特殊效果，使他避免了詹姆士等人那种把“有用就是真理”当作根本信条可能存在的庸人习气。

皮尔士的意义理论与其符号学相关。他认为观念、命题或判断的意义都是通过相应的符号表现出来的，并为此制定了一套符号学体系，后者对西方现代哲学中符号学思潮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在这方面没有明确而一致的论述。

在此需要提到的是：不管皮尔士如何用符号来阐释观念、命题等的意义，如果他仅仅停留于符号关系，那他都无法使其符号具有与其所指对象相适应的意义。为了使意义具有实际内容，必须提出一种实际的意义标准。皮尔士认为这种意义标准不是它的特殊的实际效果，而是它可能引起的实际效果的总和。为了获得概念的意义，“人们就要考虑从这一概念的真理必然得出什么样的可以设想的实际效果。这些效果的总和将构成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5.9）。皮尔士的这种观点是他的意义理论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正是著名的所谓“皮尔士原则”的根本观点。

皮尔士认为，任何一个名词的意义是由指出一定属性的一个陈述来给予的。这一陈述（逻辑解释）与这一名词等值。但是，由这个陈述所指示的属性不是随便某一种属性，而是可感觉的属性。“我们关于任何事物的观念就是它的感性后果的观念。”（5.401）因此一个名词之具有意义，就在于它可以由描述可感觉的属性的其他名词来确定。例如，“硬”这个名词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等值于“不可为许多其他东西所刺破”（5.403），后者正是一个可感觉的经验命题。皮尔士企图把这种经验证实的原则扩大到一切名词和命题。不仅关于事物的性质和具体事物的名词应当由经验来证实，关于一般（共相）的名词也应由经验证实。总之，可感觉的实际效果是一切名词之是否具有意义的根本标准。

皮尔士没有把对象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对象本身区别开来，没有把在认识论上对象相对于主体而存在与本体论上对象具有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内容明确区分开来。他一再宣称，关于效果的概念是对象的完整概念。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引起效果的对象不以人的感觉、意识为转移，而效果则是由人所感知和体验到的，具有很大主观性，即使是皮尔士所强调的那种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效果的总和也不例外。把对象本身等同于其所引起的效果，对对象的解释往往会产生片面性。

皮尔士的意义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他非常强调作为意义标准的可感觉效果应从行动和实践中去把握，感觉效果就是引起行动和实践的效果。这使他的观点带有行动主义特色。他有时干脆把意义标准归结为人们的行为习惯，认为凡是能引起一定的行为习惯的就是有意义的。他说：“习惯就是逻辑解释的本质。”（5.486）“对一个概念的最完备的说明在于对这个概念所必然引起的习惯的描述。”（5.491）“一个事物的意义简单说来就是它所涉及的习惯。”（5.400）也正是在这种行动主义的基础上，皮尔士提出了为后来的操作主义者所发挥并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观点：一个概念或命题的意义在于一套与之相应的操作。就是说，人们不能只是静态地去考察关于某一名词的可感觉的实际效果，而应当通过采取相应的行为、操作，并从这些行为和操作中去感受其实际效果。获得关于某一对象的意义的过程是一系列相应的行为的过程，一套相应的操作过程。

总的说来，皮尔士上述意义理论与个别实用主义者真理观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市侩主义的确有所不同。但是，由于他在对符号、实际效果等的解释上经常陷于混乱，因此他也并未正确地解决概念、命题等的意义问题，有时甚至倒向主观主义方面。

虽然皮尔士对意义理论的强调甚于真理论，但这只意味着他不满意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真理论及詹姆士等人那种具有庸人习气的真理论，而不意味着他笼统地否定真理论。他的意义理论实际上是对真理论的一种特殊表述，因为它的任务正是澄明被当作真理的概念的意义；而他的科学方法的目标也正在获得实在的知识，达到真理。“逻辑是关于真理、真理的性质及发现真理的方法的学说。”（7.321）

作为一个严肃的自然科学家，皮尔士经常企图对真理问题做出比较客观的回答。他一再强调真理与实在一致，不以个别人或某些人的判断、思想为转移。他对一些露骨的主观主义的真理观还曾加以非议。他的确定信念的方法同时也是确定真理的方法，而他只主张以实在为依据的科学方法。当他像其他实用主义者那样把对人的效用、满足当作真理的标准时，他往往企图用科学方法去加以限制。例如他说：“费迪南·席勒先生告诉我们，他和詹姆士肯定真的纯粹就是满足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说满足并没有把话说全。满足什么目的呢？”（5.552）皮尔士认为，这就是用科学方法排除了怀疑。一种信念如果只是使人在感情上得到满足那还不是真的信念，只有能用科学方法证明才是真的。

但是，皮尔士对真理的实在性的肯定和主观任意性的否定都没有脱离将可感觉的效果、信念作为观念的意义和真理性的标准这条由他所确立的实用主义的根本原则。他认为，真理独立于个别人或某些人的思想，但并不独立于一般思想。真理是通过不断地探索而为大家一致承认的观念。他有时把真理等同于人们对于对象的信念，这种信念既不是体现作为个人的纯粹的主观意识状态，也不是体现主观意识以外的客观条件，而是体现为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符号。人们在真理问题上的统一性就在于用符号表达的信念上的一致性。除此以外，并不需要其他客观根据。他说：“如果我们的术语‘真理’和‘虚妄’的意义是指可以根据怀疑和信念给它们下定义……那一切都好；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谈的只是关于怀疑和信念。但是如果你所理解的真理和虚妄不是用某种方式根据怀疑和信念来下定义的某种东西，那你说的就是关于实体，关于它们的存在，你一点也不可能知道，应当用奥卡姆剃刀将它们剃光。”（5.416）皮尔士在此把实体当作真理的累赘，把可以表现为可感觉的实际效果的信念当作真理的根本内容。他甚至说：“你无论如何不能不相信的东西严格说来不是错误的观念，换言之，对你说，它是绝对真理。”（5.419）这样，信念就成了区分真理与谬误的标准。

皮尔士作为美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开拓性人物及其思想矛盾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取代传统形而上学的所谓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构建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偶然论（Tychism）、连续论（Synechism）和爱情论（Agapism）的论证上。总的说来，皮尔士的哲学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体系，其中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抵触的观点。他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和界限，为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这种转型的一些主要内容在皮尔士哲学中都有所体现。但是，皮尔士哲学中又保留着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明显痕迹，他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时又企图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不同的现代哲学流派均既可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因素，又可发现与自己的理论相抵触的观念。正因为如此，实用主义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思想家对他既有热烈的赞扬，又有尖锐的批评。皮尔士无疑是19世纪下半期以来敢于突破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竭力企图为哲学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的西方伟大哲学家之一，但他也像尼采等人一样未能完全摆脱近代形而上学传统的界限。

[1] Max H.Fisch in Sebeok，The Play of Musement，[email protected].

[2] The Writings of William James，edited by John.McDermott，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7，p.348.

[3]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Volume 10，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5，p.71.

[4] T.A.Goudge，The Thought of C.S.Peirce，Toronto and London，1950，pp.2-3.

[5]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8 vols，edited by Charles Hartshorne，Paul Weiss and Arthur Burk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31—1958）。以下凡引用本文集内容，仅在引文后注明其卷数和段数，如6.482即为6卷482段，不另加注。

[6] 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561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7]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Volume 10，p.72.

[8] 转引自［德］阿佩尔：《哲学的改造》，9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9] 同上书，97页。

[10]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Volume 10，p.77.

[11] The Philosophy of Peirce.Selected Writings，edited by J.Buchler，New York，1955，p.229.

[12]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Volume 10，p.77.

[13] Charles Lyell（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提出地球的现状是各种自然力长期、缓慢作用的结果，可以从地球的现状了解其过去。

[14]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Volume 10，p.72.

[15] Ibid.，p.72.

[16] The Writings of William James，edited by John.McDermott，1977，Chicago University Press，p.349.

[17] 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Volume 10，p.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