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把一切知识都归结为“实用的”信念，其作用是成为人们行动的工具。他也企图建立一个包括本体论、知识论和范畴论等在内的完整的哲学体系，但这不同于康德等人的形而上学体系。他的实用主义“本身并不是关于形而上学的学说，不试图确定事物的任何真理性。它只是一种发现现实的词和抽象概念的意义的方法”（5.464）。这也就是使人们的思想、概念清楚明白的逻辑技巧和方法。实用主义就是一种科学逻辑或者说科学方法论，用来分析词、概念、思想或者说符号的意义，使它们能成为人们确定信念、采取行动以达到目的的工具。关于怎样确定信念的问题以及为了确定信念而澄明概念、思想的意义问题是皮尔士实用主义探讨的主要问题。

皮尔士关于确定信念的理论强调人的行动对人的生存的作用。任何人为了求得生存，必须采取一定行动，而为了有效地行动，必须有一些有效的行为规则或习惯，它们确定人在一定条件下应怎样行动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这些行为规则或习惯如果被人接受，就成了他们的信念。“真正的信念或意见是人们借以准备行动的东西。”（2.148）“不同的信念由它们所引起的不同的行为方式而区分开来。”（5.398）反过来说，人们只要有了确定的信念，就可以采取行动。人的行动所依赖的是确定的信念，而思想、观念能否成为人们确定的信念，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是真理，而在于它们能否引起人们的行动并在行动中获得预期效果。“只要达到了确定的信念，我们就满足了，至于信念是真是假，那是不相干的。”（5.375）不同的观念如都能引起行动并能导致同样的效果，都应予以肯定。皮尔士后期没有像前期那样强调行动的重要性，而更强调“具体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变化只是着重点不同。正如杜威指出的，皮尔士后期著作中的具体的合理性，“指的是一种通过行动实现的存在中的变化”[10]。

皮尔士认为，哲学的使命就是确定信念。一切与确定信念无关、不能引起人们的行动的东西，都不应包含在真正的哲学之内。“思维的整个机能在于引起行为习惯，而与思维相关、但与它们的目的无关的一切，则是思维的累赘，而不是它们的部分。”（5.400）皮尔士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可以说是一种确定信念的方法论。其主要内容就是通过提出和确证假说等探索来摆脱怀疑状态，达到确定信念。探索的过程就是从怀疑到确定信念的过程。皮尔士说：“思维活动是由怀疑所引起的那种刺激所激起的。当达到信念时便终止了。而达到信念是思维的唯一机能。”（5.394）皮尔士的方法论被认为是一种从怀疑到确定信念的探索理论。

皮尔士把怀疑当作其探索理论的起点，但他既不同意休谟把怀疑当作人的认识的最后界限，也不同意笛卡尔把怀疑当作主观的假定。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怀疑。后者应当看作是缺乏或失去信念、无法采取行动的不平稳状态，是人的行为的停顿或者说受到阻碍的状态，犹豫不决和彷徨不定的状态。而人们之所以缺乏或失去信念，是由于他们面临着新的经验事实或者说出现了新的环境。

皮尔士对作为怀疑的原因的人的行为受阻做了广义的解释。受阻既可以是人的实际行动上的，也可以是理智和心理上的。例如，由理论困难所引起的意见冲突、行为的想象的阻碍也可以成为怀疑的原因。这一点与皮尔士对关系逻辑的形式主义解释相关。由怀疑到信念的探索过程在他那里有时表现为符号逻辑的演算过程，不一定与人们的实际行动直接相关。当皮尔士谈论人适应其环境的行动时，也包含了这种逻辑演算行动。

究竟怎样通过探索使人摆脱疑难、确立信念呢？这是皮尔士作为方法论的探索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他在这方面的立场超越了近代思辨形而上学的界限。这表现在他强调探索要有客观依据，避免主观偏见；他反对脱离实际的直觉主义和独断论，主张尊重经验和科学。他说：“哲学在方法上应当仿效成功的科学，只从可以仔细考查的明确的前提出发，依赖它的多种不同的验证，而不是依赖个人的决定。”[11]正因为如此，他虽然一再强调作为信念的观念必须是清楚明白的，但不同意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对此所做的解释。他指责笛卡尔把清楚明白归结为源于反省的心理上的一致性，忽视了那些看来清楚明白的东西实际上可能并不如此。莱布尼茨通过逻辑定义的途径把普遍性和必然性作为清楚明白的标准虽有可取之处，但同笛卡尔一样停留于心灵内部，没有涉及外在的经验事实，实际上仍然无法达到真正的清楚明白。

但是，皮尔士的立场却又存在很大局限性。他在解释事实和经验时往往无视其客观基础。被他当作观念的清楚明白的标准的往往并非客观事实，而是观念对人产生的实际效果。从评价确定信念的方法来说，皮尔士认为重要的不是它们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而只是它们能否引起人们的行为习惯，能否产生预期的效果。只要能够做到这样，就意味着可以成为确定信念的方法。他说：“只要怀疑最后停止了，不管用什么方法，思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7.324）皮尔士的这种说法的主观主义倾向显而易见。

皮尔士的这种矛盾立场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确定信念的具体方法的论述上。他在《信念的确定》一文中提到确定信念有四种方法：固执的方法、权威的方法（强迫的方法）、先验的方法（倾向性、理性方法）、科学的方法（探索、研究、推理方法）。他倡导科学方法，对前三种为传统哲学所奉行的方法则持批评态度。众多论述皮尔士的论著和教材对这几种方法都有介绍。我们在此只简单提及他的科学方法。

皮尔士认为科学方法是确定信念的最好方法。它既排斥主观偏见，又反对盲目崇拜权威，而只依据不受个人意识影响的外部永恒因素，即现实的，或者说实在的事实。它以肯定外部世界的现实存在为前提，肯定探索的任务就在于解释和描绘实在的事物。他认为科学方法的“基本假设”在于：“存在着现实事物，它们的特点完全不以我们对它们的意见为转移。这些现实永远按照永恒的规律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我们能够通过讨论来确定事物实际上和真正是什么。每一个人只要有充分的经验和思考，就可得出同样真实的结论。”（5.384）

皮尔士还认为，只要依据科学方法，具有不同信念的人最后终将取得一致的意见。他由此强调科学方法的社会性。它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对个人的特殊效果，而在于它具有普遍意义，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同。杜威就皮尔士的这种观点指出：与詹姆士相比，“皮尔士更为明确地肯定社会因素。皮尔士所感兴趣的实质上是从事研究的人都同意利用可为所有的人应用的方法。由于需要有社会的同意，由于没有这种社会的同意固执的方法就会从外部起瓦解作用，这使人类最终不得不越来越广泛地利用科学方法”[12]。

皮尔士科学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强调进化和进步，反对保守和停滞。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莱伊尔[13]的地质结构进化理论都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皮尔士虽然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但肯定了黑格尔关于进步和进化的思想。他使进化的思想超越特定的领域，肯定整个宇宙都是进化的产物。即使是那些特别稳定、可以称之为自然规律的自然习惯本身也是进化的，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探索的对象。

皮尔士在科学方法上之强调进步和进化，使他必然反对把科学探索的成果以及这种探索方法凝固化和绝对化，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由此提出的可错论（fallibilism）上。这一理论认为，用科学方法所得出的任何结论、信念都可能发生错误而被推翻，都处于不断修正和发展的过程中。那些已确立了的真理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真理，它们的提出必然受到特定的时间和条件的限制，需要随着所处时间和条件的改变而加以改变。任何一种可以称为真理的假设都需要改进；任何信念的确定性都相对于其证据，随着新的证据的发现而需要修正。任何经验的陈述都不是绝对可靠的最后证实，甚至逻辑和数学的研究也并不排除错误的可能性。皮尔士指出：“存在着三种我们所绝对不能达到的事物……即绝对的确定性、绝对的精确性、绝对的普遍性。”（1.141）皮尔士由此反对科学研究中的故步自封，要求“不要阻塞探索的道路”。他反对崇拜权威，主张自由讨论和自由研究，以便取得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这使他的可错论与认识论上的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毫不相干。他明确指出，任何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得到解答的。至少不能说它们不能回答。他对于某些形态的独断论和怀疑论还做了种种批判，认为它们是科学探索的主要障碍（5.416）。

但是皮尔士在否定绝对确定性、绝对精确性和绝对普遍性时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由以往独断论把必然性绝对化、排斥偶然性而走向否定必然性，只承认偶然性。他说：“如果你试图证实任何自然规律，那你就会发现，你的观察越是精确，它们就肯定会表明不正常地偏离了规律……如果尽可能向后追溯它们的原因，你就会不得不承认，它们总是出于任意决定或偶然性。”（6.45）“如果你更深刻地反省，你就会看到，偶然性是我们未知的东西的原因的唯一名称。”（6.54）皮尔士不懂得，或者说没有去思考相对与绝对、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他由当时科学发展（特别是他所熟悉的概率论和统计规律）证明了相对性和偶然性的普遍存在，证明了科学结论和信念的暂时性和可错性，把一切都当作纯粹相对的、偶然的东西，而这可能导致他所并不赞成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

总的说来，皮尔士的科学方法不仅具有客观因素，其对独断论和怀疑论的批判与对进步和进化的强调，是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一种超越。这既是他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对当时自然科学中所实际运用的认识方法的总结和概括，也是他作为一个敏锐的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所做的一定揭示。但是他的理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他对现实、实在的理解，没有超越当时已相当盛行的实证主义的现象主义的范围。尽管如此，皮尔士的理论对杜威等后起的哲学家进一步实现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仍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