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适应着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出现过多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形态的变更，也可以说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转型。美国哲学是西方哲学的组成部分，以西方哲学为理论渊源，必然随着整个西方哲学的变更而发生变更。由于美国哲学本身的发展短暂，其所直接经历的变更限于西方哲学的近代和现代转向。美国哲学发展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其近代和现代转向中，对美国哲学发展的评价也应当主要依据对其近代和现代转向的评价。本章限于阐释美国哲学的近代转型，关于美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我将结合评价皮尔士、杜威等人的哲学另行阐释。

1.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

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是随着西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而发生的。其主要特点是哲学的基础由凌驾于人和宇宙万物之上的神转向作为独立主体的人及其世界，由神的启示（或者说对神的盲目信仰）转向人所固有的理性（知性、理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此突出地表现为主体与其周围世界（客体）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精神和物质、心和物、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涉及心和物的区分以及二者的主从关系，即何者为第一性并构成世界的基础，通常当作是世界观问题；第二方面涉及主体是否可以认识以及如何认识和对待周围世界（对象），这就是认识论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密切相关。离开世界的基础和本质就谈不到对世界的认识，而没有对世界的正确认识也无法确定世界的基础和本质。哲学的这两个方面早就存在，但它们只有到了近代才明确地提出并区分开来。关于这些，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做过非常明确的论述。我们在此仅提出如下两点：第一，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两个方面，特别是其第二方面的明确提出及与之相关的对理性的权威的肯定，正是以所谓认识论转向为主要标志的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的核心内容。尽管在此之前的哲学也已有认识论的内容，但无论在以素朴的猜测为依据的古代还是以启示和信仰为依归的中世纪，都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论，后者只有在肯定了人类理性本身的权威的近代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第二，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不仅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因为这种转型确立了由独立的个人所体现的主体的地位，而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以近代实验自然科学为核心的科学认识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无论从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来说，还是从它对西方社会的发展的促进来说，对其近代转型都应当而且必须予以肯定。

2.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在美国的体现

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在欧洲各国经历了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德国古典哲学形成的漫长过程，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继承欧洲哲学变更的这些结果，并在阻力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使之与现实社会的变更有较好的结合。

美国到1776年才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当17、18世纪英法等欧洲国家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而开始在哲学上进行以认识论转向为核心的、向近代的转型时，北美大陆尚处于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国家的殖民地的时期。它在哲学等思想文化上正如在政治上一样还不得不从属于英国等宗主国。当时可以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北美哲学，而只有从欧洲输入到北美的哲学。这些从欧洲输入的哲学中固然包含了在欧洲仍然存在并还有一定影响的前近代（premodern）哲学，但大部分是在欧洲新近出现、流行较广的哲学，大体上属于近代哲学范围。因此可以说美国哲学是从近代哲学开始的，美国哲学的近代转型即寓于美国哲学的形成之中。

如果说18世纪仍处于近代转型期的欧洲哲学还有继续批判以中世纪哲学为主的前近代哲学，特别是反对前近代哲学复辟的任务，在北美这样的任务就不是很迫切和突出。尽管北美哲学中也存在近代哲学与前近代哲学的冲突，但由于前近代哲学在此没有产生过强大影响，无法与日益强大的近代哲学思潮相抗衡。因此，以近代哲学来反对前近代哲学不可能成为当时美国哲学冲突中的主要内容。从整体上说，欧洲国家那种具有冲突性甚至对抗性的由前近代到近代的转型过程，在美国毋宁说表现为近代哲学与美国现实相结合的成长过程，而这是一个相对平和的过程。在美国哲学中当然也存在近代和前近代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大都能通过使前近代哲学实现某种程度近代化的改造来克服，一般不会导致激烈对抗。当时美国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怎样使从欧洲输入的近代哲学能更好地适应北美的现实环境，符合美国社会各方面发展的需要。这样近代哲学在美国的成长过程就必然具有一些不同于欧洲哲学近代转型的特色。我们在上面论述美国哲学发展的特殊性时已经谈及。这里再从近代转型的角度做些说明。

第一，欧洲哲学的近代转型与以理性反对盲目的宗教信仰、使哲学从作为神学的附庸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的斗争密切相关。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运动都表现出了这种特征。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具有标志意义的笛卡尔哲学尽管不敢触动上帝的权威，但笛卡尔在谈论认识论问题时完全撇开了上帝，而只诉诸人本身固有的理性能力。与此不同，美国哲学以清教等宗教文化为开端，18世纪才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后来也一直与宗教保持着某种联系。因此，在美国近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与其说是其桎梏，不如说是其助产士。在此自然难以出现作为哲学的重要基础的科学和理性与宗教直接相对峙的情况，而毋宁说二者在一定范围内能相互融合。一般说来，宗教在此具有很大世俗性，容许发展科学和理性。这是因为在美国流行的宗教基本上是在欧洲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出现的宗教。它所倡导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尽管仍然存在很大的保守性，但毕竟大都能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建立和发展其世俗生活的要求。这种宗教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适应，特别是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道德基础。

这当然不是说在美国近代哲学中没有反对宗教的斗争。事实上，以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和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等为代表的美国启蒙思想家正像欧洲启蒙思想家一样把反对宗教当作他们的思想理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也往往是在自然神论等宗教形式下来反对那些不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传统宗教的影响，而不是笼统地排斥宗教。其中潘恩最有代表性，他在反传统宗教方面也显得更是坚决。他的名著《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Reason）的主旨就是从自然神论的立场来反对传统宗教，被西方学界认为是“自然神论的宣言”。潘恩认为“在政治制度的革命以后会跟着来一个宗教制度的革命”[1]。他写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正是推动美法英等国的宗教变革。在传统的宗教意识的影响还很强烈、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还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年代，潘恩为宗教制度革命所定的目标只能是批判扼杀人性、人权并与封建专制主义相勾结的传统的宗教，建立一种不干预社会生活和人的行动、尊重人的理性的新宗教。自然神论在欧洲早已为牛顿等人所提出，自然神论承认上帝存在，但不是传统宗教中的上帝，而是作为宇宙的第一因的上帝。潘恩认为“人可以和上帝的名称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观念，就是关于第一原因的观念，即一切事物的原因”[2]。认识这种上帝不是依靠圣经和教会的信条，而是依靠人的理性。“人唯有依靠运用理性，才能发现上帝。离开了理性，他将什么东西也不能了解。”[3]潘恩由此对各种教会所传播的传统宗教，特别是以圣经为根据的基督教做了猛烈的攻击，宣布“我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4]。潘恩的这种自然神论立场当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彻底性，但它适应了美国的根深蒂固的宗教环境，在保持宗教的形式的前提下对传统宗教进行了很大改造，使它能适应美国当时的科学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其实，不仅潘恩等启蒙思想家如此，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其他哲学流派大都也有这种倾向。如果说新教伦理促进了欧洲哲学的近代转型，那么在自然神论等形式下对传统宗教的改造则适应了美国哲学的近代转型。

第二，正像我们上面曾提到的，欧洲哲学的近代转型意味着哲学的基础由凌驾于人和宇宙万物之上的上帝转向作为独立主体的人及其世界、由上帝的启示和盲目信仰转向人所固有的理性。哲学的基本问题由此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等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都企图从反对和取代中世纪的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出发建构出包括关于宇宙人生以及认识和方法等在内的无所不包的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以适应被当作理性社会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欧洲近代哲学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等不同哲学思潮和流派。他们对主客、心物关系的解释各不相同，有时甚至直接相反，但他们都企图建构这样的理论体系。因此近代欧洲哲学表现为一种体系哲学。由于各种哲学体系都企图穷究世界的基础和万物的本质，因此这时的体系哲学又表现为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这种情况对美国近代哲学也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从美国哲学开始从清教神学中分离出来的时候起，就企图建构这样的体系。被认为是北美最早的哲学家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696—1772）和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就是这样。例如，爱德华兹企图把清教教义与柏拉图主义、信仰与理性、宗教与科学融合在一起，由此建构出了一个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最为庞大的神学—哲学体系。后来的美国哲学家同样如此。

但是，与欧洲相比，由于美国哲学缺乏欧洲哲学那种深厚的历史底蕴，特别是由于美国哲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像欧洲哲学那样首先反对和取代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那种形而上学体系，而是促进解决推翻殖民统治、在空地上建设资本主义新社会的任务。美国哲学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纯粹的理论思辨。尽管哲学家们受欧洲近代哲学的影响也企图建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他们任何这样的构建都受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的制约。正因为如此，在近代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那些思想家，特别是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富兰克林、杰弗逊和潘恩等启蒙思想家都未能像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等欧洲哲学家那样建立严密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例如，富兰克林的启蒙思想具体贯彻在他的社会政治和科学活动中。由于忙于这些方面的活动，他没有像传统哲学家那样写出系统的哲学论著，只有大量论文和书信。除了早期少数几篇具有较为专门的哲学意义外，其余大都属于较为通俗的时评和政论。因此，人们主要只能从他的这些具体的活动和通俗的论说中去把握他的哲学的基本倾向。

就理论层面来说，富兰克林的启蒙思想主要在于他赞同和发挥了欧洲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并使之适应美国的清教思想的传统。这特别表现在他利用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神论的思想来改造传统宗教，强调信仰自由；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来强调理性的权威，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将当时美国流行的清教道德观念世俗化，使之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德观的结合。美国哲学家维因认为富兰克林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他的双脚立于传统宗教和道德的土地上，双手在处理时下的公众问题，而头脑却面对着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使命。[5]

杰弗逊的情况更是如此。作为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的主要执笔人、美国独立后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之一（先后担任国务卿和两任总统），社会政治活动占有了他大部分精力。他虽然深受笛卡尔、洛克、爱尔维修、卡巴尼斯等近代英法哲学家的思想影响，但未能写出系统的哲学论著，更未建立完整的哲学体系，他的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观点主要正是体现在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中，特别是体现在他关于社会、政治、伦理、宗教等各方面的大量论述以及他的许多政论、社会政治决策和演说及通讯中。其中《独立宣言》更具有标志性意义，被认为是关于美国普遍自由的大宪章。

相对说来，潘恩的理论活动较多。他的《常识》（1776）、《人权》（1791—1792）和《理性的时代》（1794—1796）三书构成了一个统一整体。但涉及的大体上也局限于一般启蒙思潮所关注的理性与信仰、宗教与科学以及社会政治、伦理等方面，不同于欧洲近代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以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为代表的先验唯心主义以及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关的各种实在论和唯物主义哲学思潮具有更多的本来意义上的哲学的含义，但它们在美国也未能建立像在欧洲那样的相对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爱默生本人首先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和诗人，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

美国近代哲学之所以缺乏像欧洲哲学那种庞大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也与其产生和流行的时代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已开始陷入困境相关。因为以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18世纪不仅已受到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坚定批判，也受到休谟的公开质疑。在现成形式下已不可能得到广泛流行。而驳倒18世纪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唯物主义的德国唯心主义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传到美国，而这时这种形而上学（例如，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在欧洲也已随着现代转型的出现而开始解体。以欧洲哲学为主要理论来源的美国近代哲学自然再难以产生像欧洲那样的体系哲学。

第三，欧洲哲学的近代转型是对中世纪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超越，它之所以以现实世界的人及其固有的理性取代天国的神及其启示蕴含着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某种肯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以及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欧洲近代哲学之陷入绝对理性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独断论，成为脱离实际的思辨形而上学，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只是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才达到了其典型形态。尽管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也不是纯粹的思辨形而上学，其中也富有生活和实践的内容，但它毕竟是包含着重重矛盾和危机的绝对理性主义的典型形态。

欧洲的思辨唯心主义当然也会影响到美国，但是这是发生在19世纪中期以后，也就是西方哲学出现现代转型之后。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我们上面提到的那种把社会政治和自然科学等现实问题放在首位的启蒙主义思潮。由于美国启蒙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没有思辨形而上学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能摆脱其影响。其实，从殖民地时期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在“空地”上建立北美社会，并在借鉴欧洲资本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好地在美国建立更为“健全”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必然成为哲学所最关注的问题。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也必然直接围绕着这些现实问题，甚至向来与现实距离较大的宗教在美国也比在其他国家有更多的世俗意义，像近代欧洲那种思辨形而上学很难在美国立足。正因为如此，不仅以关注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为特征的启蒙思潮成了当时美国最具影响的思潮，一些具有思辨意义的哲学也必须向现实靠拢。到19世纪中期，在美国曾出现过以康德、黑格尔等为旗号的思辨唯心主义运动，特别是绝对唯心主义运动。但是，美国的绝对唯心主义往往与英国经验主义甚至苏格兰的实在论结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德国绝对唯心主义那种对绝对的思辨性解释。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思辨唯心主义者同样强调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例如，对美国绝对唯心主义思潮的形成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圣路易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都积极参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活动，其领袖布罗克迈尔（Henry Conrad Brokmeyer，1828—1906）同时又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当“南北战争”爆发时，他毅然弃学从军。其实这一派成员的共同目标并非在美国构建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而是企图利用黑格尔的哲学来实现美国社会的改造。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最为重视黑格尔的社会哲学与他们的时代美国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的关系，并由此而强调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意义。集美国绝对唯心主义之大成的罗伊斯的哲学不仅有别于黑格尔本人的哲学，也有别于英国的绝对唯心主义，而具有更多强调实践和行动的意义，以至于后来与实用主义相融合。由于罗伊斯哲学已显然属于现代哲学的范围，我们在此就不具体涉及了。

还应当注意的是：在19世纪美国哲学发展中，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往往成了其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而人的行动和实践又往往是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归宿。欧洲那种关于物质自然或绝对精神的哲学在美国往往被人的哲学所取代。实用主义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特色。由于这也是属于美国哲学现代转型的范围，在此也不具体涉及了。

美国的特殊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条件，使美国哲学的近代转型有一些不同于欧洲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后发性所决定的美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后发性。这种后发性使得美国哲学的确缺乏英德法等欧洲哲学那种原创性，未能构建出在欧洲以之为骄傲的那种深刻严密的哲学体系。从对整个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来说，近代美国哲学的贡献毋庸讳言逊于欧洲。但是，在美国哲学的这种劣势中同时又包含了其优势。不拘泥于形而上学体系的构建而对外来哲学兼收并蓄，并使之促进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使美国近代哲学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品格，对促进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之所以能后来居上，美国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与美国哲学的这种现实性和实践性密切相关；发源于欧洲的哲学只有在美国获得广泛流传后才能获得世界性意义，原因也正在其现实性和实践性往往只有在美国才能获得更好的检验。因此，在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中，不仅不应当忽视对美国哲学的研究，反而应加强这种研究。

但是，美国哲学毕竟是整个西方哲学的一部分，而且以欧洲哲学为主要理论来源，对美国哲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对欧洲哲学的研究。美国哲学的近代转型归根到底与欧洲哲学的近代转型一致，服从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的一般规律。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只是表现形态和重点的差别。在我们关注美国哲学近代转型的特征的同时，应当关注它与整个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的本质上的一致。

[1] ［美］潘恩：《理性的时代》，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2] ［美］潘恩：《理性的时代》，2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3] 同上书，25页。

[4] 同上书，2页。

[5] American Philosophy，edited by Ralph B Winn，New York，1955，p.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