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之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西方世界，与具有较为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英法德等欧洲各国相比，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国家。在16世纪初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北美新大陆以前，印第安人早已在那里繁衍生息。但他们当时还处在部落集居阶段，还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这时的欧洲各国在经历了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后，已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先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欧洲各国向美洲的移民本身就具有资本向外扩张（占有殖民地、开辟新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加速原始资本积累）的意义。欧洲和美洲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这种巨大差距，使欧洲移民在进入新大陆后得以较为顺利地以征服者的姿态成为那里的殖民统治者。英国人踏上北美大陆晚于法荷等国，但英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较早，其对外扩张与对殖民地的占据都能较好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因而在向北美移民特别是在占有和经营殖民地上得以后来居上。经过17世纪上半期的多次移民以及与法荷等国的争夺，英国占有了北美最大数量的殖民地，由英王委任或认可的总督分别管理。随着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宗主国英国的统治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利害冲突，到18世纪中叶，在富兰克林、杰弗逊等启蒙思想家的倡导下，各殖民地的人民展开了反对英国的封建殖民统治的斗争，并建立起了殖民地联盟，后来的美国就是通过联盟所进行的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战争而在1776年正式建立起来的。这意味着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历史迄今只有两百多年，如果从欧洲移民开始成批进入北美算起，也不足四百年。

2.美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后发性

美国资本主义的后发性决定了其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发展的特殊性，美国之由以欧洲为主的世界各地的移民构成及其建国历史的短暂，决定了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必然具有一些与其他各国都有所不同的特色。这突出地表现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几乎是移民们从“空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都具有明显的后发性性质；而这种后发性性质使它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既可现成地吸取欧洲各国先行的经验，又可从欧洲各国的各种挫折以及矛盾和冲突中吸取教训，做到更有适应性和进步性，因而其发展往往能更为快速。

就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说，尽管移民中不乏封建制度甚至奴隶制度的维护者，但多数人对它们都持反对态度，而较为赞同或者毋宁说更为适应当时欧洲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走向后者，他们可借鉴英国等欧洲各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因而也较为顺利。他们在反对封建等级和专制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等方面同样遇到阻力，但与欧洲各国也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北美原来并没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当时的移民，除了少数人属于欧洲的保守和反动阶层（例如，由英国派往北美的统治者）企图把欧洲的封建等级制移植到北美外，大多数人是随着旧的农业社会的解体而出现的破产农民和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而处于失业等困境的手工业者和工人，还有的是受到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迫害的部分上层人士以及受到英国国教迫害的广大清教徒。这些人来到北美后大都希望在此重新建立的国家和社会应当尽可能避免他们在故国所受到的种种压制。因此，尽管北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步的是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后尘，却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欧洲各国在这方面的某些不彻底性，特别是相对顺利地克服封建专制制度的阻碍，使资本主义在此获得更为快速的发展。

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文化在北美的发展情况与此相适应。当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时，他们不仅带来了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带来了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事实上美国的哲学发展无论就其基本方向或主要思潮来说都与欧洲各国大体一致，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主义倾向和宗教情怀。个人主义倾向是与商品经济的兴起直接相关的。因为商品经济以买方和卖方在商品市场上具有独立身份，即作为个体主体来进行等价交换为前提。不肯定个人在市场上的独立地位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正因为如此，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个人主义思潮就以不同形式在欧洲各国流行。当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时，由于他们带来的主要是商品经济制度，因此个人主义自然一开始就成了这里的主要思想潮流。由于欧洲商品经济制度下的个人主义思潮一开始就依靠宗教伦理来调节，当个人主义成了北美的主要思潮时，宗教情怀在此也必然广为传播。在17世纪北美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时代，最为流行的意识形态起初主要就是在加尔文教教义影响下原在英国形成的清教神学，这与移民中有大量为逃避英国国教压制而来到北美的清教徒这一情况相关。后来清教神学本身虽然衰落，但它所播下的宗教情怀却在美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以致与个人主义一道成了后来整个美国思想文化的主要因素。它们对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深刻影响。

另外，在英国发生过重要影响的牛顿的科学和哲学思想、洛克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以及与宗教有着密切联系的贝克莱哲学也传到了北美。到了18世纪，北美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和要求独立的思潮得到越来越强大的发展，与之相适应，以倡导天赋人权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为口号的欧洲各国的启蒙思潮，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理论在此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欢迎。正是在其直接影响下，产生了与北美具体情况更相适应，特别是与北美争取独立的运动相适应的启蒙思潮。18世纪70年代前后美国独立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富兰克林、杰弗逊、潘恩等人）同时又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期，德国古典哲学在欧洲哲学中占有突出地位，美国哲学中的德国因素也由此越来越显著。19世纪中期以来在欧洲哲学的发展上发生了重要的方向性的转折，产生了许多要求超越欧洲哲学原有传统，特别是反对与绝对理性主义、思辨形而上学有着密切联系的传统哲学的哲学思潮和流派。这些哲学思潮和流派大都也流传到了美国，有的甚至还成了美国的主要哲学流派。例如，与进化论的流行有着密切联系的实证主义（特别是斯宾塞的实证主义）、与在新的条件下对德国古典哲学重新解释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绝对唯心主义）、与对生命现象的新解释相关的德法的生命哲学，以及各种类型的实在主义以及宗教哲学在美国不仅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也都有其重要代表人物。20世纪在美国流行的哲学流派（例如，曾长期占领美国哲学讲坛支配地位的各种类型的分析哲学）也大都源于欧洲。即使是在美国本国产生的人格主义、实用主义等流派，也同样具有欧洲思想的渊源。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哲学是欧洲哲学的翻版和继续。

3.美国哲学发展的特殊性

然而，美国哲学的发展毕竟有不同于欧洲之处。美国建国的历史不长，它的哲学不可能具有欧洲哲学那样深厚的历史底蕴，较难产生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原创性理论。但也正因为美国历史不长，它的资本主义发展较少受到沉重的历史包袱的拖累，在哲学上也较少受到封闭、僵固的理论体系的桎梏。尽管在美国流行的哲学流派大都发源于英德法等欧洲国家，但当它们被移植到美国后，往往能在不同程度上摆脱在这些国家较难摆脱的封闭、僵固和绝对化的理论框架，适应美国这个较为开放的社会的要求而进行某些改造。这主要表现为冲淡某些哲学的思辨性和绝对性、能在较大程度上使之具有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各种变更的特色。无论是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中期以前的近代哲学发展时期或在此之后的现代转型时期，情况都是如此。例如，从殖民地时期到美国建国后，美国哲学大都有相当深厚的宗教情怀，各种哲学流派大都打上了宗教烙印，这使直接形态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很难在此立足，更难在这方面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大都具有较多世俗化倾向，在强调启示和信仰的同时大都又容忍甚至肯定理性和科学的作用，在鼓吹天国幸福时又强调尘世生活的价值。这些都使美国哲学能有较多的现实性和实在性。到19世纪中后期，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传入美国，但它们在此也有了新的特色。例如，对德国的思辨形而上学做了某些改造，特别是对黑格尔的绝对概念重新做了解释，使之能具有更多肯定个体的作用等特征，甚至使之与美国思想文化中一开始就显得特别突出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相结合。至于在美国产生的人格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则更加明显地具有以反对思辨形而上学和绝对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体系哲学的倾向以及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品格，从而更加能够超越近代哲学、具有现代哲学的特色。

还应当看到，由于美国是一个以欧洲各国为主的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国家。这些移民带去了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由各种传统文化融合而成的新文化又是对这些文化传统本身的否定，任何一种传统都失去了作为判断标准的意义。这使美国文化必然具有多元的特色。在哲学上也是如此。一些在欧洲和其他国家中彼此尖锐对立的哲学流派流传到美国以后往往能彼此相容甚至相互融合。例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的思辨唯心主义能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哲学相融合。这具体表现在以罗伊斯为代表的美国绝对唯心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在不少方面具有经验主义特征，以致后来与实用主义等经验主义传统的哲学流派合流。在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这个大前提下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新旧混杂、多元并立、相互融合，这大概可以说是属于美国哲学发展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重要特征。

美国哲学发展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它在近代和现代转型过程中既与欧洲各国大体上同步，又有某些独特之处。这里既包含了美国哲学的弱点，又包含了美国哲学的优势，二者在近代转型和现代转型中都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