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柯辛

柏林出版社1967年出版

总论：东德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特征[1]

一、柯辛和赛迪尔的“体系论争”

以克劳斯、维蒂希的论文为中心展开的“实践论争”暂告平息后的两年，也就是1966年10月，在《德意志哲学杂志》上，发表了赛迪尔的论文《人对现实的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以这篇论文为发端，在以后数年中，再次开展了一系列的争论。[2]这场新的争论的内容是什么呢？

早先的“实践论争”的主题是何谓实践。可以说是对传统的实践概念重新进行了探讨。那么，新的争论，其中心课题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实践概念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说，把实践规定为人的感性的物质的活动，在这基础上，在同实践范畴的联系上，探讨了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构造、叙述方法、体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说，这次争论是在以前的“实践论争”的各项成果的基础之上，争论的内容，从理论上看，又前进了一步（以下简称这场争论为“体系论争”）。[3]

从时间上看，“体系论争”是在“实践论争”（1961年至1964年）的两年后进行的，也就是在《教科书》（1967年）发行的前后进行的。在这场“体系论争”中，最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摆脱了一般教科书的框框，对于围绕实践及其他的理论问题，发表了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见解[4]，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赛迪尔在他的论文《人对于现实的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中，首先责备“历史唯物主义落后”，究其落后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体系具有的不明确性”。在赛迪尔看来，传统的体系的叙述方法有以下四点主要缺陷：

第一，在传统的体系的叙述中，没有充分地反映人作用于外界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没有阐明“人的行动的意义”的根据，轻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行动的指导”作用。

第二，正如在“把辩证唯物主义扩展到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这一公式”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缺陷表现在“从辩证唯物主义导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上。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者的整体性遭到了破坏。因为“把辩证唯物主义叙述在扩展到人类社会之前”，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被限制在自然的范围之内，总觉得给人以“自然哲学”的“印象”。由于完全在客体的形式下，直观地把握各种对象，因而更加加深了这种印象。这是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第一次研究实践”。这不是把唯物主义“本体论化”又是什么呢？

第三，只要看一下认识论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的体系在叙述方法上的缺陷。一般说来，认识论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其理由尚说不清楚。毫无疑问，实践是认识论的基础，可是实际上，实践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初分析的对象”。反之，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实践时，丝毫也没有考虑到实践的“理论的重要性”。于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认识论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就被忽视了。

第四，历史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考察方法”，这本身也给“叙述”历史唯物主义带来了“否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片面的、纯客观的、几乎不反映主体性的考察方法”之中。

不可否认，今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斯宾诺莎主义的影响”。斯宾诺莎主义把“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脱离人的自然”作为体系的出发点。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的出发点”“既不是实体，也不是自我意识，而是人的感性的对象的活动，是劳动、社会实践”。也就是说，实践这一范畴不仅是“处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地位”，而且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范畴”。

以上是赛迪尔论文的核心。首先要指出的是，赛迪尔的这种主张，乍看起来，同《教科书》的基调极为接近。然而，实际上，《教科书》和赛迪尔之间有着本质的分歧。也就是说，《教科书》主张，实践是哲学问题的产生和解决的基础，而不像赛迪尔那样，把实践看成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范畴”。换句话说，《教科书》丝毫没有把实践概念捧到物质概念之上。不可否认，赛迪尔的观点超越了《教科书》的新观点，他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当然，赛迪尔的论文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虽然他在一些问题上正确地指出了传统的苏联型哲学体系的弱点，但是却把实践看成是“体系”的“出发点”、“中心范畴”。因为，他的提法有导致否定和轻视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物质的倾向，所以，对他的批判都是相当锋利的。批判者的基本论点如下：

第一，赛迪尔主张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因而就不难否定从自然、物质出发的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因为对实践这一范畴，既可作唯物主义的理解，也可作唯心主义的理解。

第二，把实践同唯物主义割裂，并过分加以强调的结果，必然会导致赛迪尔的这种观点，即“对于人来说，自然如果脱离了人，它不过是单纯的抽象物”。因此，他完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降低成为一种自在之物。

第三，如果说脱离了人的自然，不过是“单纯的抽象物”那就必然模糊了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实践而独立起作用的自然的客观的规律性，尤其是模糊了辩证法的规律性。事实上，这就否定了自然辩证法。

第四，从这种对自然的理解出发，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自然只有同人联系在一起时，才具有现实意义。总之，不得不在主体—客体关系上把握自然。其结果，主体—客体辩证法取代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修正成卢卡奇之流的“主体—客体的哲学”。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轻视唯物主义、否定自然辩证法、向主体—客体哲学的转化，这些从赛迪尔的观点中表现出的各种缺陷，显然是通向“唯物主观主义”的修正主义哲学的货色。

赛迪尔受到上述的批判，他于1967年10月撰写论文《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5]进行反驳：“我决不是否定、回避哲学的根本问题，而且相反，是给哲学的根本问题以具体的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解答……是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主要靠生产、社会实践的总体来推动。为了科学地解决哲学根本问题，其起跳点在于，从概念上把握人的感性的、对象的活动对于意识、人这一主体性的生成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于从概念上把握这种活动的社会本性。我们不应忘记，‘不仅是自然’，只有劳动才能第一次构成思维和存在的总体关系，并能不断地维持这种关系。当然，这都是以自然为前提的。”

实际上，赛迪尔主张，在哲学根本问题的范围之内，劳动、社会的实践才“第一次构成了思维和存在的总体关系”。他的这一观点是他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极为重要的论点。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对于实践既能相应地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又能相应地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只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它就不可能脱离从自然和物质出发的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实践是体系的“中心范畴”这一命题，只有在它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时，才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赛迪尔反驳后，时过两年，也就是1969年8月，柯辛的论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哲学的根本问题》（第二篇论文）发表在同一《德意志哲学杂志》上。严格地说，柯辛早在1964年就最早提出问题，发表了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结构和叙述方法》（第一篇论文），挑起了“体系论争”。数年后，出版了他执笔的《教科书》一书，这时，可以看出他的叙述方法有以下四点：

第一，在涉及哲学的整个领域内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统一的世界观，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理论和社会理论的统一加以展开，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个别侧面（例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和各个部门（例如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逻辑学）的简单的总和。

第三，自始至终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者相互统一并相互渗透的观点。

第四，不把认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展开认识论。

毋庸赘言，赛迪尔提出问题的论文在基本内容上，一定是全面依据柯辛的上述第一篇论文的。可是，如果说柯辛和赛迪尔的见解完全相同，这也不对，因为柯辛在第二篇论文中，相当严厉地批判了赛迪尔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而且从时间上看，柯辛的第二篇论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哲学的根本问题》，事实上成了整个“体系论争”的总结性论文。

在柯辛看来，从根本上说，各种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对哲学根本问题的简单化的理解”。如果哲学根本问题的全部命题仅仅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问题的话，那么，就不能理解恩格斯为什么把它称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实际上，哲学的根本问题与极其“复杂的世界观上的问题”相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来说，理解哲学的根本问题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特别是，正确规定物质、意识、实践这些“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本范畴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了重要的课题。

接着，柯辛谈到哲学的根本问题和实践的关系，他的主张如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起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来说，其“优越性”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实践所作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因而，需要彻底探明哲学的根本问题和物质、意识、实践这些范畴的相互关系。必须反对一切表现修正主义哲学特征的企图，诸如降低，乃至抹杀哲学的根本问题，用实践这一范畴取代物质这一范畴，等等。

关于这一点，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柯辛在叙述了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的唯物主义的一般命题之后，规定所谓实践“不外乎是人类社会——物质最高运动形态的物质的存在方式”。因此可以说，柯辛从自然史的角度出发，阐明了物质、意识、实践三者之间辩证的相互联系。也就是说，物质是不依赖人的意识的、运动的、原始的“自我原因”，实践不外乎是这种“物质的最高运动形态——社会的物质存在方式”，意识只有在这种实践（劳动）的媒介下才能发生、发展。[6]

这样一来，柯辛认为，只有物质、意识、实践这三个范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上才是根本性的、规定体系的范畴”。赛迪尔的错误在于，把实践规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中心范畴”，过低评价物质、意识这一对根本范畴，降低了哲学根本问题的价值。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只有社会实践才是“哲学问题产生和解决的基础”。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把实践范畴置于物质、意识范畴的“上位”。为了把“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基本命题格式化”，“物质”、“意识”、“实践”这三个“根本范畴”是绝对必要的。

在柯辛的总结性论文中，我们尤其要注意下列三点：

第一，采用“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一词代替了传统的苏联型体系所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方法。

第二，强调理解哲学根本问题的重要性，同时又从自然史的角度，把实践定义为“物质运动的最高形态——人类社会的物质的存在方式”。

第三，为了把“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基本命题”格式化，物质、意识、实践这三个范畴被认为是“根本的范畴”。

柯辛的总结性论文，一方面有其积极的方面，他强调理解哲学根本问题的重要性，他拥护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唯物主义的性格，从而给抛弃唯物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实践哲学”以强有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又有其消极的方面，他没有把自然史的世界观作为基本的观点充分地加以贯彻，因而把物质、意识、实践这些范畴简单地、并列地加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实，即在东德，身处领导地位的哲学家柯辛，他的这些理论弱点，也充分地体现在《教科书》中了。前面，我们把《教科书》的体系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指出了它对于传统的苏联型体系的优越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教科书》的体系中没有什么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在《教科书》中，实践的唯物主义和自然史的唯物主义没有充分地统一。也就是说，《教科书》的实践唯物主义，从物质、自然出发，把实践置于体系之前，这种做法未必是成功的。实际上，把自然史的世界观作为基础，才能立体地把握物质、意识、实践的范畴，才能建立把实践的范畴置于中心地位的真正科学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

第二，在《教科书》中，使人感到把逻辑和历史统一起来加以把握显得不足。也就是说，《教科书》在体系的叙述方法上，逻辑的展开未必同时反映历史的过程。《教科书》的叙述方法突然从“哲学的根本问题和根本流派”说起，便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三，《教科书》以阐明实践的唯物主义为目标，但是在第五部认识论中才谈到实践的定义，显得略微不够协调。“实践论争”为撰写《教科书》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实践论争”中，在认识论的范围内来规定实践，是过于狭窄了。正因为这种格式化的概括，更加加深了这种不协调的感觉。不能说这种暧昧性同《教科书》没有充分实现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毫无关系。

第四，《教科书》强调必须把握社会辩证法的特殊性，可是这项任务并没有完成。这点我们可以从下列情况看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固有的“主体—客体”的范畴以及它的辩证法，仅仅在第五部认识论中才专门论述了一点点。看来不能有效地批判卢卡奇所代表的，“主体—客体”哲学的修正主义理论。

第五，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上，贯彻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的观点是不可缺少的。可是在《教科书》中，这种思想不够自觉，不够明确。因此，没有充分阐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在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和相互间的关系。特别是关于逻辑学，几乎没有言及。并且，把逻辑学全部理解为形式逻辑学，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体性”

六十年代前半期，东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67年出版）这一具体的成果上。那么，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的新特征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准备对照迄今一直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本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下简称《哲学原理》），来进行探讨。

贯串整个《教科书》的最新颖的特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分割的一体性”。也就是说，全书不仅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分割的一体性，并且主张把它作为结构原理来加以运用”，这一观点成为《教科书》“体系叙述”的基础。

众所周知，过去在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各自作为独立的哲学部分被分别叙述的。但是，在东德的《教科书》里，不存在两者的这种机械的分离。于是，可以说，《教科书》的新颖之处首先表现在叙述体系的方法上。在那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被强调为结构原理”，这一点从而也被理解为体系叙述的原理。

毫无疑问，这里重要的是两者的“一体性”，特别是被作为“结构原理”来把握。据《教科书》说，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把人类和人类活动，即社会生活过程作为出发点和中心点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撇开这个内容，是完全不可能的”。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中心的内容。正因为“这一理由，恩格斯总是把新的世界观称作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辩证唯物主义从其内容来说，本来应该把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在其自身之中。但是，在这点上，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破坏了两者的“不可分割的一体性”。也就是说，“到了斯大林时代，便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本来的世界观，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把辩证法应用于社会的学说，不过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特殊学科。这就使辩证唯物主义只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因而，一方面造成自然哲学复活的假象，另一方面又导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离”。

这里所说的批判性的意见，虽未点名，但显然是针对斯大林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及保留了斯大林哲学体系原型的苏联哲学体系的。众所周知，在斯大林的著作中，辩证唯物主义完全以自然界为对象，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被理解为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方面的学说。也就是说，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割开来加以把握，似乎存在两个唯物主义，并被分别独立地加以叙述。但是，“实际上，抛开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存在辩证唯物主义。两者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中是融为一体的”。

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分割的一体性”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教科书》的第一个特征。

这点在苏联的《哲学原理》中，是按照“第一卷”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卷”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个顺序来构成体系的。两者是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的两个部门来加以叙述的。但是，在东德的《教科书》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却是被完全融为一体来加以把握的。譬如，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一“部”中的“物质和世界的统一性”这一“章”中叙述的。但是，“物质和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外乎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总而言之，在《教科书》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作为各自独立的项目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教科书》的这种立场决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它自身已经统一了的辩证的、唯物的社会理论”来详细地展开和叙述。迄今为止，我们所指的是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统一的世界观，从体系上来加以叙述。这决不是否定这种可能性，即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学说，以独立的形式加以展开。

显而易见，《教科书》的基本立场始终是把“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置于“客观实在的一个领域”，即置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中来加以考察的。人类社会也不外乎是自然、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之一，这个观点也始终贯串在体系的叙述方法之中。

总之，《教科书》在“不可分割的一体性”上来理解和叙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观点，是极其值得重视的。可以说它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相关的深刻的问题。

《教科书》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有关的问题。

据《教科书》讲，全部哲学的问题，它的合理解决都存在于“社会实践和从概念上把握社会实践”之中。按照字面理解，这是一个基本立场。同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来理解人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首先必须从这里出发来加以规定。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规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东德《教科书》和苏联《哲学原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苏联《哲学原理》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研究一切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在苏联的《哲学原理》中，虽不能说轻视人及人的社会实践，但是人及人的社会实践完全被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考虑到上述这些情况，关于这个问题，东德《教科书》的新颖之处也就显而易见了。

《教科书》说，“笛卡儿以来的近代哲学主要关心的事情”是，“阐明人的活动的本质，特别是阐明社会实践的本质，阐明人的活动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虽说如此，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始终只不过是建立了阐明这些问题的“各种重要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揭示了“人的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本质和作用”，成功地把哲学的对象同人的活动联系起来。

这样，从哲学史的角度，说明了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之后，《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作了如下规定：“人对于世界的关系是通过人的能动的活动的各种形式来实现的。处于对世界的这种关系中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是研究人在革命实践中如何变革自己的周围世界和他们自身”。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阐明人及人的社会实践正是贯串整个《教科书》的基本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人，不外乎是现实的、社会的人。就是说，他们不是脱离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哲学所主张的抽象的人，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和革命实践不断地变革物质世界，同时在变革物质世界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变革自己自身的人。因此，把人置于哲学的中心，同把人的社会实践以及社会实践的对象——客观世界，也当作哲学的对象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除了处于对客观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实践的关系）之中的人以外，别无其他。《教科书》说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开了‘人的本质’之谜。那是……通过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现实的人的社会存在方式而得到的。然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理解人的关键是当时历史所规定的人对世界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把人的一切活动方式、人的活动的各种成果，同时也包括人的活动的客体都联系在一起，使它们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从上述引文中，我想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对象？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必须从人以及人对世界的各种能动的关系出发并受它的规定。

不言而喻，人对世界所具有的关系是“受当时历史所规定的”，它的最根本关系是“实践的=对象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在劳动（这种劳动决定、规定人的活动形式）这一形式中展开的，并由此产生“其他一切活动方式”的，人对世界的“根本关系”。

以这种“实践的=对象的关系”为基础，产生了“在意识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人对于世界的理论的＝认识的关系”。“因为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把意识的要素孕育在其中”，所以，这种关系“必然从实践的关系中产生”。作为这样一种东西，这种理论的＝认识的关系除科学外，还包含法律、道德、宗教等等“人类从精神上占有世界的各种形式”。

最后，以上述人的实践的和精神的活动为基础，人对于世界的审美关系也就应运而生。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前面所说的公式：处于同世界发生各种关系之中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对象。

现在，“因为人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中心，所以哲学的一切方面只有从人这一关系点出发，才能被正确地理解”。也就是说，“只有人的实践活动才给我们介绍一切科学的各种对象，才给我们介绍哲学的对象”。并且，“只有从这一点出发，自然和社会在其一体性和相互作用中，社会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同时，科学、政治、道德和艺术……也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己研究的对象就是这样的一切领域同人、人的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规定一切领域特征的各种普遍规律和本质的特征”。

显而易见，《教科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规定的特色在于：哲学的对象被理解为由人的实践、劳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认识所媒介的领域，把对象的生成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把握。一般说，《教科书》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从人的劳动出发，并以人的劳动为基础来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

鉴于上述各点，《教科书》对哲学对象的规定，其新颖之处也就不言而喻了。譬如说，苏联的《哲学原理》对于哲学对象的规定，其方法是非常机械的、公式化的。从人的实践、劳动出发来历史地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这种立场极为薄弱。

以上，作为《教科书》的特征，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叙述方法，我们探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体性”和对哲学对象的规定这两点。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全部哲学问题的合理解决置于社会实践和从概念上把握社会实践之上。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东德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7]。但是，在《教科书》的内容上，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疑点。

三、“两种体系”的对比

A.柯辛主编的《教科书》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从体系的构成到叙述方法都同传统的苏联型哲学体系有很大不同。日本哲学家对照苏联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集体创作），进一步探讨柯辛主编的《教科书》的新特征。两本书的目录对照如下：

《原理》

前言

第一章 哲学的对象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篇 辩证唯物主义

第四章 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第五章 物质和意识

第六章 现实中各种现象的合乎规律的联系

第七章 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规律

第八章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

第九章 否定的否定规律

第十章 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第二篇 历史唯物主义

第十一章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第十二章 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第十三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第十四章 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

第十五章 阶级，阶级斗争，国家

第十六章 社会革命是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规律

第十七章 社会意识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第十八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十九章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的主要流派

结论

《教科书》

第一部 现代的哲学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部 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

第三章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流派

第四章 物质和世界的统一性

第三部 世界的合乎规律的体系

第五章 客观实在的体系的性质

第六章 辩证的决定论

第七章 自觉运用规律和社会规律

第四部 世界是发展的

第八章 质变的发展规律

第九章 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

第十章 辩证的矛盾是运动及发展的源泉

第五部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第十一章 认识过程的社会基础

第十二章 认识的本质和结构

第六部 现代的社会形态和精神生活的变革

第十三章 工人阶级创造新的世界

第十四章 现代的精神生活的变革

从以上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构成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各自作为独立的哲学部分加以叙述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书就是按照“第一篇 辩证唯物主义”，“第二篇 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个顺序来构成体系的。而东德的《教科书》，不仅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分割的一体性，并且主张把它们作为一个“结构原理”来加以把握和运用。这一观点成了《教科书》体系叙述的基础，也是贯穿整个教科书的最根本的特征。

毫无疑问，这里重要的是两者的“一体性”，特别是两者被作为一个“结构原理”来加以把握。《教科书》的序言中说：“下述观点是本书的叙述体系的基础，即不仅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可分割的一体性，而且两者被看成一个结构原理加以运用。同样，这种观点也适用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相互渗透。在本书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各种原理、规律、范畴、概念都在内在的联系上得到了说明，人的社会实践和从概念上把握实践成了体系的出发点。”《教科书》还说：“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把人类和人类活动、社会生活过程作为出发点和中心点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撇开这个内容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类和人类社会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中心的内容，正因为“这一理由，恩格斯经常把新的世界观称作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又进一步说：“实际上，抛开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存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两者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里融合成为一体。”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教科书》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放在第四章“物质和世界的统一性”中叙述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失去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原理”的地位，在传统的体系叙述上常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则被放入第三部“世界的合乎规律的体系”之中叙述，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被放在第四部“世界是发展的”当中叙述的。总之，在《教科书》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作为各自独立的体系来叙述的。《教科书》的基本立场始终是把“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放在“客观实在的一个领域”，即放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中来理解的。人类社会不外乎是自然、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中的一种形式，这个观点始终贯穿在《教科书》的体系的叙述中。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教科书》的这种立场不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学说能够以独立的形式来展开，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统一的世界观从体系上加以叙述。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规定，苏联的《哲学原理》和东德的《教科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苏联的《哲学原理》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研究一切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在苏联的教科书中，虽不能说轻视人及人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但是，人及人的社会实践被认为是唯物主义的对象，从体系的构成方面来说，好容易在“第二篇”中才叙述到。而东德的《教科书》却说，哲学的一切问题，它的合理解决都存在于“社会实践和从概念上把握社会实践”中。这是个基本立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理解人类的本质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首先必须从这里出发加以规定。《教科书》说：“笛卡儿以来的近代哲学主要关心的事情是阐明人的活动的本质，特别是社会实践的本质；阐明人的活动同客观世界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揭示了“人的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本质、任务”，成功地把哲学对象同人的活动联系起来。于是，《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作了如下规定：“人对世界的关系是通过人的能动的活动的各种形式来实现的。处于对世界的这种关系中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是研究人在革命实践中如何变革自己的周围世界和他们自身”。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人是现实的、社会的人，就是说，他们不是脱离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哲学所主张的抽象的人，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革命的实践来变革物质世界，同时又变革自己本身。因此，把人放在哲学的中心地位，同把人的社会实践以及社会实践的对象——客观世界当作哲学的对象是不可分割的。在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除了处于对客观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实践的关系）之中的人以外，别无其他。

《教科书》又进一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现实的人的社会存在，揭开了‘人的本质’之谜。在他们看来，理解人的关键是当时历史所规定的人对世界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把人的一切活动方式、人的活动成果，包括人活动的客体在内，都联系在一起，使它们变成一个整体。”

毫无疑问，人对世界的关系是受“当时历史规定的”，它的最根本关系是“实践=对象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在劳动（这种劳动是决定、规定人的活动的形式）这一形式中展开的，并由此产生“其他一切活动方式”的、人对世界的“根本关系”。“在意识活动中实现的，人对世界的理论的和认识的关系”只有以这种“实践的、对象的关系为基础才能发生”。“因为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把意识的要素包含在其中”，所以，这种人对世界的理论的和认识的关系“必然从实践的关系中产生”。这种关系除了科学之外，还包含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人类从精神上占有世界的各种形式”。

这样，《教科书》又回到了前面所说的公式：同世界发生各种关系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对象。现在，“人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中心，只要从人这一关系点出发，就能够正确地理解哲学的一切方面”，“只有实践的活动才给我们介绍一切科学的各种对象，才给我们介绍哲学的对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一切领域同人及人的活动的联系，同时，也是研究规定这一切领域特征的各种普遍规律性和本质特征”。

总而言之，《教科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规定，其特色在于：从人的劳动出发，并以人的劳动为基础来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

日本的一些哲学家们把以柯辛为代表的东德哲学家提出的新体系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指出新体系对于传统的苏联型体系所具有的优越性，认为它拥护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性质，第一次自觉地把人的实践作为哲学（世界观）的出发点和生成的基础，从理论上恢复了哲学的世界观的本质，并且把处于对世界关系中的人第一次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对象。然而，日本哲学家认为，新体系在理论上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赛迪尔、柯辛都指出，哲学的根本问题本身受社会的、历史的制约而产生，日本哲学家高度评价这一点。日本哲学家认为，哲学是人类历史一定发展阶段上出现的历史现象。因此，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必须从历史上、逻辑上来叙述哲学的发生、发展和扬弃的过程，应该指明哲学和各种科学、大工业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本身正在为扬弃哲学以及为扬弃哲学的根本问题准备条件，否则这个体系便既不是辩证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

第二，日本哲学家赞成柯辛的这种观点，即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规定为“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问题在于内容，对于“历史的”理解是否把自然也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是否把自然、社会、思维作为自然史的过程，作为辩证地、历史地把握唯物主义来理解？日本哲学家认为，东德的哲学家显然不是这样理解的。赛迪尔的论文中的观点背离了自然史的世界观，陷入了“唯物史观主义”。海尔茨贝尔等人在这点上对他的批判是正确的。然而，海尔茨贝尔等人把自然、物质看成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始基、出发点，好像只有社会才有历史，结果陷入了同赛迪尔同样的立场。日本哲学家认为，柯辛是在同物质、意识的自然史的联系上把握实践的，但是，对于把自然、社会、思维作为自然史过程来理解的世界观，没有充分说明根据。也就是说，如果承认天体史——生物史——社会（人类）史是物质发展的几个阶段，如果把具有自我意识的有机体尚不存在的“天体史——生物史”阶段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么，柯辛把“意识”、“实践”的范畴作为根本范畴来理解，就会变得毫无意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柯辛的自然史世界观不彻底，并且把三个范畴并列地看成“根本范畴”的缘故。日本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是把自然、社会、思维作为自然史过程来加以把握的自然史的世界观。换句话说，应是把自然、社会、思维看成辩证的、历史的过程的唯物主义。在这种意义上，规定为“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构成“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始基是自然、物质，而不是实践。然而，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有机的自然通过劳动、实践成为人的自然。作为劳动、实践的一个因素产生了精神、意识。不能排除劳动、实践的范畴来谈论意识，也不能排除劳动、实践的范畴来谈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范畴之一，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以自然、物质的范畴为始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

第三，日本哲学家认为，反映自然史普遍发展过程中形式转化的规律性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自然辩证法”；反映人的自然、社会史（自然史的特殊阶段）的形式转化，或者说，反映这个特殊阶段上的劳动、实践的形式转化的规律性是“社会辩证法”，反映作为个别阶段，即作为人的自然的一个阶段的认识过程、思维过程的形式转化的规律性是“思维辩证法”或称认识论、逻辑学。在“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体系中，这里所说的自然辩证法、社会辩证法、思维辩证法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三者构成普遍、特殊、个别这一立体的关系。这种体系本身应该反映自然史，并且应该辩证地、历史地、唯物地来展开。

第四，日本哲学家认为，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贯彻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观点是不可缺少的。东德哲学家对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在体系内应占有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没有充分阐明。关于逻辑学几乎没有言及。日本哲学家认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关系不仅是逻辑的横的相互关系，而）→认识论（洛克、康德）→逻辑学（黑格尔）这种纵的哲学史的发展关系。

日本哲学家认为，以下几点不足也存在于《教科书》中：一是没有做到实践的唯物主义和自然史的唯物主义充分的统一，也就是说，《教科书》的实践唯物主义从物质、自然出发，把实践置于体系之前未必是成功的；二是突然从“哲学的根本问题和根本流派”说起，在体系的叙述上，显得逻辑地展开和历史地展开不够统一；三是目的是要阐明实践的唯物主义，但把实践规定在认识论的范围之内，把实践的定义放在第五部认识论中加以阐明，显得不够协调；四是强调必须把握社会辩证法的特殊性，但在第五部认识论中才谈到历史唯物主义固有的“主体—客体”的范畴以及它的辩证关系，看来不能有效地批判卢卡奇所代表的“主体—客体”的哲学理论。

总体框架

第一部 现代的哲学

Ⅰ 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和课题

a）世界观和哲学

b）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

c）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a）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职能

b）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的政治

c）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派性

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一、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源泉

a）自然科学的各种前提

b）德国古典资产阶级哲学

c）法国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d）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

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发展

第二部 世界统一于物质性

Ⅲ 哲学的根本问题和根本流派

一、哲学的最高问题

a）实践和哲学的根本问题

b）一元论和二元论

c）哲学根本问题的各个方面

二、哲学思想上的根本流派

a）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b）唯物主义的历史

c）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

三、哲学的基本的思想方法

Ⅳ 物质和世界的统一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理论

a）物质概念的定义

b）哲学的物质概念和现代自然科学

c）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d）空间和时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二、人类的物质的社会生活过程

a）社会生活的自然条件

b）社会的劳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

c）人类产生的历史

三、生产力及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职能

a）劳动过程的各种简单的要素

b）何谓生产力？

c）生产力的物质的性质

四、生产关系及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职能

a）生产关系的体系

b）生产关系的职能和意义

c）生产关系的物质的性质

五、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第三部 世界的合乎规律的秩序

Ⅴ 客观实在的体系的性质

一、现象的普遍联系和一般的受制约性

二、各种物质系

a）体系概念的意义

b）体系和要素、结构和职能

c）物质系的结构形态

三、社会的各种结构形态

a）社会的经济形态

b）阶级和阶级结构

c）国家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形态

d）民族、国民是社会的结构形态

Ⅵ 辩证的决定论

一、机械的决定论和辩证的决定论

二、相互作用

三、必然和偶然

四、原因、结果。因果性

五、可能性和现实性

六、必然和自由

Ⅶ 规律及社会规律的有意识的利用

一、规律的各种标志

a）必然性、规律和条件

b）普遍、特殊、个别

c）本质和现象

d）反复的可能性

二、社会规律的各种特殊性

a）处于我们时代的世界观斗争之中的社会的合乎规律性的问题

b）主体的人类活动和社会规律的客观性

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规律的有意识的利用

a）在历史过程中的自发性和意识性

b）社会规律和对社会有意识的指导

第四部 世界是发展的

Ⅷ 作为质变的发展

一、两种发展观及其世界观的意义

二、变化和发展

三、质、量、限度

a）性质、质、本质

b）量

c）限度

四、量变向质变转化的规律

五、社会革命

a）社会革命是质的转化的特殊形态

b）各种革命的类型

c）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历史的经过

d）辩证的飞跃的种类

Ⅸ 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

一、逻辑的否定和辩证的否定

二、否定之否定

三、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Ⅹ 辩证的矛盾是运动及发展的源泉

一、辩证的矛盾是运动、发展的源泉，发现辩证的矛盾的历史意义

二、辩证的矛盾的概念

a）同一性、区别、对立、矛盾

b）逻辑的矛盾和辩证的矛盾

三、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是历史过程的推动力

a）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处于辩证的相互关系中的矛盾

b）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

c）阶级斗争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d）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立物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

e）敌对矛盾和非敌对矛盾

四、辩证的矛盾的类型

a）结构矛盾和过程矛盾

b）内在的矛盾和外在的矛盾

c）本质的矛盾和非本质的矛盾

第五部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Ⅺ 认识过程的社会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质

a）认识论中的两条路线

b）马克思以前的认识论的成果

c）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二、人对世界的理论的、认识的关系

a）从精神上占有世界

b）意识的产生

c）意识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职能

d）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三、实践和认识的关系

a）获得认识和认识

b）实践的概念及结构

c）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动力

d）认识对实践的相对独立性

四、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a）主体—客体关系的性质

b）认识中的主体和客体

Ⅻ 认识的本质和结构

一、认识和信息

a）认识过程、神经生理学、控制论

b）反映和信息

c）人类的感觉器官接受第一信号系统

d）在人类神经系统中，信息的处理和贮存

二、作为复写过程的认识

a）辩证唯物主义的复写的概念

b）感性的复写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

c）内容的复写。记号和复写

d）语言和认识

e）经验的认识和理论的认识

三、真理和认识

a）客观的真理

b）真理的标准

四、认识的方法

a）理论和方法的关系

b）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的认识方法

c）分析和综合

d）演绎法和还原法

e）模式法

f）实验法

五、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a）人类认识的辩证的途程

b）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六、科学是认识的实践性的力量

a）何谓科学？

b）各科学的统一

第六部 现代的社会形态及精神生活的改造

ⅩⅢ 工人阶级创造新的世界

一、历史上各个阶级对现代的自我理解

二、现代的性质

a）我们的时代的基本矛盾

b）社会主义的世界体制

c）现代民族解放运动

d）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

e）现代和两个德国

三、社会主义的新世界

a）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b）技术革命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

c）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种国民关系的改造

ⅪⅤ 现代精神生活的变革

一、社会意识的本质和职能

a）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b）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a）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

b）科学的意识形态和非科学的意识形态

三、在精神生活的发展中的新特征

a）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增强

b）资产阶级哲学的危机

四、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

[1] 本章内容选自《当代哲学思潮述评》（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章，并作了删节。文中标题由编者所加。

[2] 严格地说，这次论争中，最初提出问题的是在1964年柯辛撰写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结构、叙述方法》（收录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一书中）。至少，赛迪尔的论文是继承柯辛论文的观点，并根据它而写成的。

[3] 把这次论争称为“体系论争”，其理由是赛迪尔提出问题时指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具有某种不明确性”。赛迪尔把实践的范畴看成是“整个体系”的“出发点”，想以此来克服这种“不明确性”。争论是以这点为中心展开的。

[4] 关于“体系论争”的全部详细情况，请参照芝田进午编译的《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笔者也参加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这本介绍性的书对于想了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近几年来动向的人来说，我想是一本具有必读价值的书。此外，在书末，芝田进午所做的“解说”，对于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若干饶有兴味的考察。在我执笔写“体系论争”时，承蒙芝田进午先生的帮助。谨利用此机会表示谢意。

[5] 收入《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中。

[6] 严格地说，这种观点还不过是一种自然史的观点，还没有上升到概括性的自然史的世界观。为了达到自然史的世界观，必须进一步从自然史的角度分别研究自然—社会—思维的全过程。依我所见，柯辛没有说到强调自然史的世界观的程度。

[7] 关于把《教科书》的体系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问题，芝田进午先生提出了疑问（芝田进午编译：《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青木书店出版）。笔者自己也不认为《教科书》的体系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意思相同。这里，就暂且这样称呼吧！

关于《教科书》，《德意志哲学杂志》（1967年8月号）刊登了K.克洛切、G.柯赫、H.奥皮茨的书评，题为《为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的哲学而奋斗》。我想从书评的标题便可推断：把《教科书》的体系称为“实践的哲学”，作者大概不会有异议。但是同现在流行的修正主义的“实践的哲学”容易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