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问题导论）

［南］伊·科桑诺维奇

南斯拉夫维塞林·马斯列夏出版社1958年出版

总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我们在《辩证唯物主义》[2]一书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时，就已经在相应的地方，特别是在导论各章中，提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马克思学说的各个部分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密切联系，是一个整体。

我们在这里则将着手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是一切科学的社会学的共同理论前提。但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时，我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不能仅限于部分地涉及它的某些原理，就像我们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那样。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牢牢地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或者说，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认识世界上的—切现象（既包括自然现象，也包括社会现象）的哲学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完备而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贯彻。唯物主义世界观之所以能这样完备而彻底，正是由于而且仅仅是由于它把以前局限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扩大到了人类社会本身。列宁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3]因此，把历史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割裂开是不正确的，因为后者是前者的更广泛的哲学理论基础和赖以建立的条件。但是，把两者等同起来同样也是不允许的。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整个世界和生活的总的完整的哲学观点。它是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般理论和普遍适用的方法（虽然每一门科学都有着由其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特殊方法和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是一种专门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它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和一般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越来的。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等于辩证唯物主义（虽然两者的产生和存在是分不开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但不能归结为社会学（即关于社会的一般科学）的方法，而且也不能归结为它的—般哲学理论。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社会以及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本身也是其他专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基础，是人们解决社会任务的实践活动的方法和理论基础。因此，研究世界上的一个专门领域（人类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概括整个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说来，是一种专门科学；而对于研究某一社会领域的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法学、语言学等等）说来，则是它们的一般理论基础，它总结这些科学的成果，同时指导它们进一步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与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建立起来的普通生物学（理论生物学）在各专门生物科学中的地位很相似。普通生物学对于哲学说来也是一门专门科学，而对于其他关于生物界和生物的科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等）说来，则是它们的一般理论，因为它研究生物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

德国当时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但这次革命，是在国内和国际条件都较半世纪以前的法国革命更为进步的情况下成熟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有很大的发展，工人阶级已经形成并成为独立的力量，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国家的阶级本质也已经暴露无遗了。因此，德国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肥沃土壤。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仅仅根据德国的情况，仅仅在总结德国一国的社会事件和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完整地建立起来。为此还必须考察并利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的更进一步的发展，是总结了19世纪末已经席卷全欧洲的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实践和经验的结果。此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列宁。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则首先是总结工人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并自觉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各国（苏联、中国、南斯拉夫等）的革命实践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按照资产阶级教授的各种哲学“大纲”和哲学“体系”写一部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们透彻地阐述了自己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主要问题，因为他们的著作，几乎没有一本不论述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哲学世界观。鉴于以前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他们特别注意辩证法，特别注意把唯物主义扩大到社会观中。列宁说：“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时，把认识自然界的唯物主义观点推广去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这样，唯物主义就成了完整的世界观，它不仅在解释自然现象方面，而且在解释社会现象以及人类思维本身的现象和发展方面，都与唯心主义截然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哲学提到了具有质的区别的最高阶段，即把唯物主义扩展到社会现象领域，从而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即关于社会的一般科学。但是，他们只有在使唯物主义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并具有辩证性质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点。恩格斯说：“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能建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并把它特别运用于当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5]这样，唯物主义就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相对立，辩证法则成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与唯心主义辩证法相对立。正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这种统一使得马克思不仅能克服以往各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首先是它们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能在清算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的最高形式）的同时，也在原则上清算了一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虽然是辩证的，但包含着形而上学的意向——即企图创立一个关于世界和生活知识的永恒不变的最终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也就解决了自然观和社会观之间历来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曾使以前的唯物主义不能坚决地、彻底地同唯心主义作斗争。列宁说：“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因此确信必须‘使社会科学适合于唯物主义的基础，并根据这个基础加以改造’。”[6]恩格斯在指出费尔巴哈没有能够从历史观中排除唯心主义时说：“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而人类社会也同自然界一样，有它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关于社会的科学，即全部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都应该适合于唯物主义的基础，并根据这个基础加以改造。”[7]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物质生产的发展，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变化和运动的基础；这样，他们就排除了在解释社会现象中的主观猜测和任意武断，并代之以关于社会事件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科学观念。使“关于社会的科学”适合于“唯物主义基础”，不仅有可能创立出具有新质的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有可能正确地确定它的对象即它的研究客体。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哲学来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收、批判地改造和进一步发展以前的科学和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正如恩格斯在谈到科学社会主义时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和任何新理论一样，“必须首先根据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是深藏在物质经济事实中”[8]。

以前的人类先进思想、特别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先进思想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已经使得它们能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唯物主义社会观）的思想历史来源了。这些先进思想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若不站到唯物主义社会观的立场上来，就不可能得到满意的解决。以前的思想家，由于当时社会关系还不够发展，同时也由于他们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谁也不能对社会发展作唯物主义的理解，谁也不能解决这些已经提出的问题，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非要承认阶级社会的暂时性不可。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9]他的学说，是以前的哲学和哲学思想全部发展的结果，尤其是人类在18、19世纪所创造的一切最优秀成就（即法国的唯物主义，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著作）的结果。列宁说：“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价值规律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现象，创立了这门科学，由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同前者一起用反封建反僧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丰富了这门科学，由于19世纪初那些抱有反动观点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进一步阐明了阶级斗争的问题，发展了辩证法，并把它用于或开始用于社会生活，从而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所以说，在这方面获得许多巨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这才是合乎逻辑的结论。”[10]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着重指出，人以及他通过受教育而获得的思想，首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是他们社会观中的一个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同时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东西决定社会环境本身的性质？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硬说社会环境是由人们的思想、人们的教育、国家立法等决定的。这样，他们不仅转到了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同时又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培育了人，而环境却又是人的产物。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能跳出“思想——社会环境”这个两难推论的圈子，也不能指出，作为对个人的教育者的环境，又是由谁教育的。他们不理解“教育者本身必须受教育”[11]，因此尽管他们对社会现象的观点包含着一些唯物主义因素，但总的说来，他们仍然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不过他们的这种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的”社会学说，却推动人们去寻找一种正确的、不自相矛盾的、“不二律背反的”社会运动观。因此，这种学说是创立唯物主义社会运动观的出发点之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理论来源，是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即关于社会生产发展和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发展的条件和规律的科学）的成果。政治经济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作了经济解剖。英国早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逐步发展成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配第在17世纪就已经指出，人们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这样，他就奠定了劳动价值论和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随着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出现而达到了最高发展阶段，并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但是，这种英国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符合事物本性和人的“本性”的东西。因此，马克思在这里也必须完成一个像在哲学中所完成的那样的具有伟大意义的变革。

马克思由于指出了人们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误认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因而能够解决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大之谜——剩余价值之谜。列宁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2]马克思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实质、途径和方式——即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占有无偿的剩余劳动产品。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并进一步看到摧毁阶级社会和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时还看到了无产阶级作为这一变革实现者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确，马克思对以前的经济思想所作的这种富有成效的批判，给他（和恩格斯一起）从前已经发现的一般哲学原理补充了生动而具体的内容，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熟悉空想社会主义（它希望在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空想社会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后，有了异常蓬勃的发展。劳动群众很快就了解到，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只不过是在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和丧失生产资料的人的形式上和法律上平等的掩饰下，使新的压迫方式和剥削方式理想化而已。于是，反映劳动群众愿望、利益和要求的社会主义思想，便猛烈地发展起来了（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而从更早来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萌芽的出现，这种思想就已经开始在莫尔、康帕内拉以及18世纪某些法国社会主义者（马布利、摩莱里，在法国革命时期则是巴贝夫）的著作中有所表现。

空想社会主义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消除资本主义的缺陷并建立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但他们没有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的实质，因而既不能了解社会主义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也不能了解工人阶级在实现社会主义中的作用。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13]。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社会主义只是一种道德理想和正义要求。因此，他们的学说只不过是一种对美好社会制度的向往，而不是对实现这一制度的途径的科学研究和预见。所以他们向有钱有势的个人（资本家、统治者）的理智呼吁，希望他们接受建立这种社会制度的方案。这种情况是阶级关系还不够成熟的结果，是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结果，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只是刚刚进入其机器工业阶段。马克思说：“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14]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发展、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已经加深、工人阶级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从头脑中来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了，而应当借助头脑在客观现实中发现这种解决办法。

空想社会主义只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只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一种准备活动和出发基地，才有其历史地位。后来，它也如同一切陈旧没落的思想一样，成了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障碍。但这一点并不能贬低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出现的必要条件而具有的历史意义。空想社会主义中包含着不少天才的推测，它推测了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推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形式。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看到阶级斗争是理解社会事件的关键（如圣四门），都大大地促进了马克思的学说以及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梯叶里、米涅、基佐等）看到了阶级斗争对于理解社会事件的意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分析了社会阶级结构的经济基础。这两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重要的理论来源（从时间上说是第一个来源）。黑格尔把历史的发展理解为一个受一定的规律性制约的过程。尽管他使这些规律的作用披上了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外衣，但他的这个观点却引导社会思想去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作唯物主义的理解。甚至黑格尔本人有时也指出物质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说：“人们的行动产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而且人们的行动是这样产生的，在这个活动场所中，需要、热情、兴趣只不过是那种表现为动力、表现为主要活动的东西。”[15]根据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看来，绝对精神本身包括了整个历史的发展，正如同幼芽中包含了大树的全部属性以及果实的味道和形状等一样。[16]尽管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观是抽象的，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毕竟是第一个“试图证明在历史中存在着发展和内在联系的人……这种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理论前提”[17]。

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寻找唯物地解释世界（其中包括人类社会）的途径。但是单单他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和直观性质，就已经决定了他在这方面不能够贯彻到底。他对社会的考察是极端抽象的，把社会看作是社会“一般”，而忽视了各该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他对人本身的考察也是很抽象的，把人看作是一种生物，而没有同一定的社会物质关系即经济关系联系起来。他不了解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了解“人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是某种抽象的属性，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8]。

由此可见，以往社会思想的全部发展，都在导致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观的产生。这些思想已经充实了如此多的唯物主义内容，以致它的唯心主义形式不过是“头脚倒置的唯物主义罢了”[19]。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使得人类有可能在认识了整个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后，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就等于掌握了一件有力的精神和理论武器，从而能自觉地影响社会事件的进程，这正如同他们掌握了科学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从而能影响自然事件的进程，并使自然力量和自然规律的作用符合于自己的需要一样。[20]

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资产阶级理论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推翻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或至少是贬低它的科学意义。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本身。他们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因此，确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和它同各专门社会科学的关系这一工作，首先而且几乎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担当起来。但是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理解上的分歧。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是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上的论述。如果撇开伯恩施坦之类自觉的修正主义者不算，那么这种分歧与其说具有长期的实践和政治的性质，不如说具有暂时的理论的性质。

在我们国内以及在国外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科学地认识社会现象的方法，或者说，首先是社会学即关于社会的最一般的科学的方法，而社会学似乎又是处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各种专门社会科学之间的中介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方法，就会把它变成毫无内容的空洞公式和规则。齐赫尔同志在指出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时说：“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因此而失掉内容并被局限为几条抽象的公式，那么它在内容上就会大大贫乏于任何资产阶级历史哲学。”[21]其实，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认识的方法，而且是理论，是有关社会事件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方法和理论犹如形式和内容一样，始终处于辩证的统一之中。任何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理论，反之亦然。绝不能把对现象的理解和解释（理论）同认识现象的方式（方法）割裂开来。

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了各专门社会科学和人类实践的成果，提供丁关于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新知识；掌握这种知识，就能指导人们去探求新的社会发展规律，加速社会科学的发展，从而使人们的实际活动成效卓著，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某种一般科学，即所谓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别名。它同时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因此，正如齐赫尔同志正确指出的，“尽量巩固和加强各专门社会科学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是有利于整个科学的”[22]。

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也就是它的研究对象。它是科学地认识社会现象及其在人们实践活动过程中的变化的理论和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方法和行动指南的辩证统一。齐赫尔同志说：“它既是历史发展的理论，又是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也是行动的指南。”[23]

总的说来，历史唯物主义和各专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人类社会。但是，除了这种共同性之外，这些科学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因此不仅需要确定历史唯物主义和各专门社会科学应有的地位，而且需要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类社会是人们之间一切其他关系赖以建立起来的物质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总括了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由各专门社会科学加以研究（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等）。几乎没有一个社会领域或社会活动领域，不被专门的社会科学所研究着。因此，在逻辑上就出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其他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以及它同这些科学的关系问题，就像曾经出现过哲学同各专门科学的关系问题一样。

历史唯物主义同各种专门社会科学的关系，大体上与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种专门科学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已经讲过，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不探索这些规律在社会各个领域内的具体表现。它与各专门社会科学不同，不是研究社会生活的这个或那个领域，而是研究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以特殊方式在一切社会领域中发生作用并同整个社会有关的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普遍的、共同的规律和动力，它主要研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而不是研究这些社会领域内部的关系和联系。它使人们有可能把错综复杂的矛盾重重的社会现象及其发展，理解为统一的合乎规律的过程，而不再看作是一堆毫无内在联系的偶然事件。

各专门社会科学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某一社会领域，研究它的成分间的内在相互联系及其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历史唯物主义和各专门社会科学在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过程中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在于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社会现象的科学方法和一般理论，使各专门社会科学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重重的整个社会现实中便于有所遵循，并在揭示社会运动规律性的工作中易于辨明方向，而不至于由于没有这个总的指针而像看不到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实证主义社会学）那样，只是积累一些社会生活表面现象的记录。

各专门社会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并不会降低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也不会使它成为多余，正如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不会使这些专门社会科学成为多余—样。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实和具体现象，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为理解越来越多的新事实和新现象，为今后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实践活动指出了方向。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单纯的一堆科学知识，而是在总结社会现象间的联系和关系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揭示社会发展和社会历史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它不仅加速并指导各专门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把它们联结成一个科学体系，并确定它们在这一体系中的相互关系。任何忽视历史唯物主义的偏向，也如同忽视它的更广泛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偏向一样，会使得人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活动中丧失前景和迷失方向。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对于社会意识的发展和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理解社会现象的理论基础，它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而为工人阶级争取本身和全人类摆脱剥削制度的解放斗争，提供了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由此可见，它是工人阶级的实际政治活动的理论基础，是工人阶级在摧毁阶级社会和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斗争中的政策、战略和策略的基础。

四、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所不能接受的学说，因为它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灭亡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指出了它将被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历史唯物主义教导说，阶级社会制度并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它只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所固有的，资本主义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必不可免地要让位给更进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学竭尽全力企图推翻或至少是回避和抹杀那些按照逻辑必然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出的理论结论和实际政治结论。它所从事的工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是肯定“这种理论还是那种理论符合真理，而是确定它于资本有利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政治上值得怀疑还是不值得怀疑”[24]。

为了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资产阶级创立了自己的社会学，它的主要任务正在于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但是，由于它不能通过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找漏洞的办法来证明这一点，于是它几乎只用一种统计方法来研究社会现实，并力求在这—基础上得出一些结论，只要这些结论愈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它便认为它们愈是客观和愈是正确。因此，如果把社会学理解为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的话，那么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本质正在于背离这种一般理论，因为能成为这种理论的只有历史唯物主义。

资产阶级社会学几乎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即在19世纪前半叶出现的。它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第一个提出了“社会学”这个名称。它产生于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孔德就是法国人）已经不再起进步作用的时期，因而也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和社会思想的发展起资产阶级哲学当年所曾经起过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宗教）的斗争中，主要是依靠了自然科学，并且主要是根据自然科学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只是在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只是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已经把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改善社会和变现有社会为无阶级社会的问题提到了首位的时候，资产阶级对社会和社会科学的态度才发生决定性的转变。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社会学首先是资产阶级改变方针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已经把方针改变为解决对资本主义生存有迫切意义的社会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通过自己的思想表现——马克思主义——工业。前一种观点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企图根本不考虑经济生活条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意义，同样，后一种观点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承认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些社会经济形态不是根据生产什么来进行区分的，而是根据怎样生产和具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来进行区分的）在逻辑上必然会导致承认这些形态的暂时性，从而承认资本主义的暂时性。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正是要竭力否定得出这种结论的可能性。所以它不对社会发展进行客观分析，因为从客观分析中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最后，资产阶级社会学标榜自己在评价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时采取公正无私的态度。它吹嘘自己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无党性”，说这种科学似乎指出各种事实在现实中存在的真实面目而不受到“阶级眼光”的歪曲。其实，这只不过是虚伪地掩饰其资产阶级党性的一种手段，因为在存在阶级划分的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超阶级的社会意识，特别是超阶级的社会学，因为它最直接地涉及各社会阶级的利益。但资产阶级却想轻而易举地证明自己的社会学的“无党性”。它只是简单地—口咬定说根本没有阶级，特别是没有那种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阶级。它把无产阶级的觉性看作是一种非法的“不能实现的”妄想，说它企图对那些用自己“诚实的”劳动和“才智”挣得财产的人实行不公正的剥夺。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客观性”是它的资产阶级党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它受到反动的阶级性的制约和决定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客观性、特别是对它进行大吹大擂的宣传，是资产阶级阶级局限性的表现，是它害怕承认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只是暂时的现象这个客观真理的表现。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吹嘘的这种客观性，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称之为“客观主义”，而把客观性这个术语保留给真正的科学。科学只有在它符合于真理、能够揭示社会的真正动力和社会产生和发展的真正规律性的情况下才是客观的。科学应当毫无顾虑地抛弃一切害怕真理的东西。无产阶级和进步社会力量没有理由害怕真理，因为只有真理才有助于进步。

列宁在指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客观性之间的本质区别时说：“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害怕陷入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领导’当前经济制度、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肯定过程的必然性，并且指出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因为它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25]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最高度的客观性和党性。它强调自己的党性和阶级决定性。因为它的这种党性并没有限制它的客观性，恰巧相反，由于否定了一般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资产阶级党性和局限性。这种党性便使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最大限度的客观性。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相—致的。工人阶级没有任何足以妨碍它追求客观真理的利益。

关于社会的科学的阶级性，不仅表现在它的发展中和它对社会现实的不同态度上，而且表现在它产生的时刻和要求上。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生活条件、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利益，因此它们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有一致的态度。资产阶级社会（以及从前的封建社会）是随着生产力发展本身而自发地产生的。生产力的发展还在封建主义内部就已经引起了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建立，从而也产生了改变社会上的政治法律关系和其他关系的必要。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产生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所更多关心的，首先是自然科学的急剧发展，为的是要更好地认识自然现象和发展生产力。资产阶级实际上只是在社会事件已经表明资产阶级制度不稳固的时候，才开始更多地研究社会现象。但是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创立出一种能用某种崭新原理来丰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已经达到的社会知识的社会科学了。资产阶级对待社会现象的态度的这种转变，是它本身没落的表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反动，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为工人阶级摧毁阶级社会和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斗争照亮了道路。因此，关于社会的科学的产生，是同工人阶级密切联系着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在其产生时它的利益就要求尽量深刻地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这种情况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点所造成的。共产主义是第一个早已被预见到的、并要靠自觉地指导工人阶级和社会进步力量的实际活动和斗争来实现的社会制度。

特别是在当前的条件下，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表面上也承认社会学、哲学等具有党性。但是他们往往把这种承认党性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普遍意义。这样地承认党性，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其他原理，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另一方面表明了资产阶级思想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及其革命结论的斗争中所具有的特点。资产阶级思想家只要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即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不再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因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无关紧要的原理，并不会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学、哲学、艺术等的一般性质，也不会改变它们的任务。由此可见，关于社会的科学，也如同社会意识的各种其他形式和人们的实践活动一样，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党性，即阶级社会中人们全部实践活动和思想活动的阶级制约性和阶级决定性，既贯穿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也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区别只在于：资产阶级掩饰自己的社会科学的党性，以便用这种方法来掩饰其非真理性；而工人阶级却自觉地公开地承认党性，因为党性并不会限制它去追求尽可能接近于真理的知识。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得出下列结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的最大成果，它把关于社会的理论提高到科学的水平；第二，在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产生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第三，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的科学，它指导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第四，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的社会，是人们之间一切其他关系赖以建立起来的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第五，历史唯物主义同各专门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同各种专门科学的关系基本上相同的；第六，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即全面而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成；第七，工人阶级的出现及其解放斗争的发动是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主要社会经济条件；第八，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具有新质的社会学说，在社会思想的以往全部发展中，有它的思想和理论来源；第九，历史唯物主义按其特性与资产阶级社会学有着本质区别；第十，历史唯物主义是具有严格党性的科学，它揭露了资产阶级“无党性”的虚伪性，这种“无党性”丝毫也不意味着客观性，而只是意味着客观主义，即掩饰其反动党性的一种幌子。

总体框架

导论（概论）

第一章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的科学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和定义

1.历史唯物主义和各专门社会科学

2.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科学哲学条件

1.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

2.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3.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哲学来源

三、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

四、关于社会的科学的阶级性

第二章 社会和自然界

一、人和社会产生的自然历史条件

1.劳动在人和社会产生的过程中的作用

2.意识和语言对于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意义

二、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条件

1.社会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

2.社会发展的生物学的条件

三、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

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

第一章 社会的经济基础

一、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概念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1.生产力的决定性质

2.生产关系的历史类型

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

三、社会的上层建筑及其作用

1.社会上层建筑的制约性及其结构

2.社会上层建筑的作用

四、社会经济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范畴

1.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

2.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

第二章 社会的阶级结构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特征与实质

二、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阶级的定义

四、阶级和社会结构

1.等级和种姓

2.职业划分和知识分子

五、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1.资产阶级以前诸社会形态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2.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六、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

社会的上层建筑

社会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

第一章 政党与个人的作用

一、政党的概念和实质

二、政党的阶级性

三、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和发展

四、现代条件与工人阶级的政党

五、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二章 国家和法

一、国家和法的定义

二、国家和法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国家和法的阶级性和社会作用

四、国家的基本类型和形式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论社会革命

一、社会革命的概念和实质

1.社会革命和政权问题

2.社会革命的内容和形式

二、社会革命的基本类型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第四章 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制

一、过渡时期的概念和实质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历史作用

三、社会主义民主制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

四、国家的消亡

第五章 国家和民族

一、民族形成的历史条件

二、民族的概念和定义

三、民族运动的实质和历史发展

四、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

五、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第六章 战争和军队的实质与性质

一、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

二、战争的性质

三、经济和道德在战争中的作用

四、战争和现代条件

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

第七章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一、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根源

二、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三、社会意识的阶级性

四、社会意识的作用

第八章 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

一、宗教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

1.宗教的产生和社会作用

2.工人阶级对待宗教的态度

二、道德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

三、哲学和科学是社会意识的形式

四、艺术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

[1] 本章内容选自《历史唯物主义》导论（概论），并作了删节。文中标题由编者所加。

[2] ［南］伊·科桑诺维奇：《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导论）》，南斯拉夫维塞林·马斯列夏出版社1956、1958年第一、二、三版。

[3] 《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19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 《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14卷，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37～88页，南斯拉夫文化出版社（以下均简称为文化出版社），1950。这段引文在中译本中找不到。——译者注

[6] 《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21卷，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南斯拉夫文译本与俄文有出入。——译者注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南斯拉夫文译本与俄文本有出入，“已有的”应为“在它以前已经积累起来的”。——译者注

[9] 《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19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0] 《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20卷，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南斯拉夫文译本与俄文本略有出入。——译者注

[1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4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译者注。

[12] 《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19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3] 同上书，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南斯拉夫文译本与俄文本略有出入。——译者注

[15]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58～59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南斯拉夫文译本与俄文有出入。——译者注

[16] 同上书，5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恩格斯原文中为“……试图阐明历史发展进程和内在联系……”——译者注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4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9] 同上书，369页。

[20] 19世纪俄国启蒙运动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生活在比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不仅受到法国和英国的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受到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还受到1789—1848年间西欧革命事件的影响，因而在许多问题上比他们的西方前辈更前进了一步，甚至已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只是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停住了。

他们已经发现了社会运动的规律性，群众和个人的作用，阶级的存在，革命运动的意义等。但他们却没有能发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同一切唯心主义者一样，在思想和教育的领域中寻找出路。他们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而是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的学说，按其性质来说，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已经超过的前一阶段。它的重要意义更多的在于：它首先以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清扫了场地，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易于传播，使得列宁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更高阶段易于出现。

[21] ［南］鲍·齐赫尔：《论生存主义和现代其他思想颓废现象》，93页，北京，文化出版社，1954。

[22] ［南］鲍·齐赫尔：《论生存主义和现代其他思想颓废现象》，94页，北京，文化出版社，1954。

[23] ［南］鲍·齐赫尔：《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第1、2篇，307页，南斯拉夫劳动出版社（以下简称为劳动出版社），1952。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南斯拉夫文译本与俄文和中文译本有重大出入。这里的最后一句应为：“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译者注

[25] 《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1卷，378～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南斯拉夫文译本和中文译本颇有出入。“害怕陷入”应为“不自觉地站到”，“领导”应为“支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