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毛泽东文化理论及其文化革命思想(1 / 1)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并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断取得胜利和成功。毛泽东文化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并发展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化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继承和发展,反映和推动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需要与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的文化诉求,分别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在毛泽东的文化理论中,始终包含和贯穿着他的文化革命思想。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对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作用也不同。它既在一定时期积极推动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也在其晚年走向片面和极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导致“**”消极后果的重要思想因素。但是,从总体上,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毛泽东文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2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就是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反映了中国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与诉求,同时,又推动着中国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与进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中,毛泽东集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性质、途径及主体等重要内容。

1.反映与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并没有在一般的意义上抽象地去说明文化的本质,而是把文化放在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中来理解,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揭示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并强调:“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6]这里,毛泽东从理论上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以及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即“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才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27]。如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因而,反映和决定于这种政治和经济,同时又服务于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同样也是封建的文化。而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社会逐渐生长出了资本主义因素,中国社会的性质也逐渐由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因而,反映和决定于这种政治和经济,同时又服务于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同样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从“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8]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发,为正确分析和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并深入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应当建立的中华民族新文化。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立的中华民族新文化是与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这就是反映并决定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因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已经进入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即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步,这里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为此,毛泽东强调,我们要革除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以及反映并决定于这种旧政治、旧经济,同时又服务于这种旧政治、旧经济的旧文化,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2.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理论实质

文化的性质决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服务的对象和历史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呢?具体说来,也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它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为什么样的人服务,承载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出发,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9]这里,毛泽东首先给我们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帝反封建的实质。毛泽东指出:“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30]因为,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来看,当时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质也必然决定并服务于这一革命的主要任务,把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作为自身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与本质。同时,毛泽东也给我们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本特征。

首先,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民族性特质,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31]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它反映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表达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现实需要与根本诉求,这就使这种新文化首先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作为自身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只有这种独立的民族的革命文化,才能在根本上完成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历史使命。而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的文化,也必然要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从内容上反映我们这个民族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的基本精神,从形式上具有我们这个民族自己的形式,即能够满足中华民族自身革命需要,有利于表达中国革命现实诉求的形式。

其次,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性要求,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32]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文化,它不仅要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也要彻底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科学的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基础。同时,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是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迷信最有效的武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要求,这种要求在内容上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方法上要求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坚持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的辩证法。因此,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33]。

最后,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大众化立场,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34]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化立场,也即民主的立场。对此,毛泽东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指出:“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35]由此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既是大众的,也是民主的,这里的大众与民主是统一的。它不但要反映和代表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的需要和利益,为实现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的需要和利益服务,而且要以工农劳苦民众为主体,教育革命大众掌握革命文化,并把革命大众作为“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因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36]。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同时,毛泽东明确强调:“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37]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指导地位,并因此与旧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根本区别开来。以此为基础,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领导力量、建设主体、主要方法和目标任务。

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领导力量,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38]。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生力军无产阶级的代表,就必须担当起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使命,掌握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权。

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毛泽东从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和精神财富创造者的立场出发,强调:“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39]人民大众是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来源于人民大众,同时又服务于人民大众。

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法,毛泽东则坚持辩证的方法,提出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要广泛吸引和借鉴,要“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要“大量吸引外国的先进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40]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则要批判地继承,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结合起来,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因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41]。

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目标任务,毛泽东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42]这里毛泽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提出两个总体目标:一是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二是“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同时,又给明确提出了两项主要任务,即“加紧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而后者则表现为前者的前提。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等的反映,对于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作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有力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成功解决了文化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构架。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

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到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正确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毛泽东主要在《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和讲话中,集中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方针和方法途径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而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形态,它只是我们实现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政治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国家政权中占有一定地位;经济上是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等经济成分并存;文化上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努力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具体说来,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3],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经济条件、政治保障和国际环境。

1956年年底,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的初步确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基本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现实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尤其是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逐步形成的。

1.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内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44]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对于文化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加以把握,认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45]。毛泽东以对文化与政治、经济等辩证关系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46]由此,毛泽东不仅客观揭示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文化建设的**”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也指出了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内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于世界”的重要意义,也即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不只是体现为经济的更加强大与更快发展,同时也体现为文化的更加繁荣与更好进步。

2.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要求

一个社会倡导什么样的文化,弘扬什么样的价值观,体现着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性质,反映着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而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性质,通常也决定着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反之,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也决定着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性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性质的这种相互关联,反映着指导思想与政党性质的内在统一性。因此,一个社会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不仅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也要坚持正确的政党领导,二者紧密联系,合二为一,统一为一个社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7]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始终重视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始终重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39年冬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48]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49]。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立的根本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0]。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和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具体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现代科学文化的实践诉求。毛泽东认为,“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51]。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要“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52]。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建设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任务,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53]。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又强调:“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54]为此,毛泽东要求:“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55]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发展方向,“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6],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57]。这里,毛泽东始终坚持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二者的统一中认识和把握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3.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从此,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适应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要求,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其中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面临一系列困惑,毛泽东从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的方法论立场,结合“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58],针对文化发展的不同领域,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事实上,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过“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并强调讲学术,要“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59]。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就是要提倡“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要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因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简单的行政的方法都只“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60]对当时一些人关于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会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指导地位,会不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过多的批评等人们思想上的担忧等问题,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分析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61]“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62]毛泽东还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63]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64]这里,马克思给我们揭示的不仅是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超越性法则,而且也给我们揭示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超越性本质,即任何文化的发展都必须利用以前各代创造的文化,包括其他各民族的各代文化,因为任何文化都不能是任意展开的,没有任何历史条件的,而是有其现实前提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如何对待以前各代的文化,如何对待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也就是外来文化,就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从历史的逻辑出发,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本方针,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坚持“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的“古为今用”方针。因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65]。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66]。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坚持“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的“洋为中用”方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67]“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68]毛泽东特别强调,“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69]。“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无论是对待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毛泽东都强调要坚持一分为二的批判继承原则,坚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坚决反对全盘照搬或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包括在传统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和虚无主义,在外来文化上的排外主义和全盘西化等。毛泽东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70]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毛泽东针对不同领域还提出了不同要求,如就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来说,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就文化发展的手段上来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正确开展文化批评。此外,毛泽东还提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团结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建设一支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的发展繁荣,并从总体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不断丰富发展明确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

在毛泽东的文化理论中,始终伴随着其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这种文化革命的思想,严格说来,是与其对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紧密相关的。从根本上看,是近代中国革命在文化上的要求、反映和具体体现。因为近代中国革命承载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不仅是政治上埋葬封建专制主义的变革,也不仅是在经济上以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关系取得以农业文明为根基的封建经济关系。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近代中国革命实际上蕴含着必须进行的文化启蒙和革命,必须承担起实现文化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根本历史使命。对此,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71]文化的启蒙和革命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以及政治上、经济上的历史性变革统一为近代中国革命的主题,而文化的启蒙与革命则是其中最基础性的因素,文化转型则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更为长期和复杂的历史使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毛泽东对文化革命形势与任务的实际认识不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对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也起了不同的作用。我们必须全面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不能把他晚年关于“**”的错误实践与其文化革命的思想完全联系起来或简单等同起来。

毛泽东早期文化革命观念的形成是与毛泽东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对中国近代社会积贫积弱、屡遭外侵的文化由来的诊断紧密相关的。早在1912年6月《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中,毛泽东就指出:“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72]在1917年2月《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从而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73]。此后,毛泽东不断以各种形式提倡并贯彻这一思想,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就是要“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培育有文化的“新民”。1919年8月,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又提出“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74]。这其中不仅“思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文化革命,而且“思想的解放”被放在首位。毛泽东这一时期形成的文化革命观念在其后的文化理论发展中虽有变化,但却未易其根,时有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思想,坚持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在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辩证统一中认识和把握文化革命,他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75]。其时,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一方面是作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又主要是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因此,毛泽东强调要开展“文化运动”,开展“农民的文化运动”,普及和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因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能够真正接受文化教育,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76]。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把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确定为“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因此,“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77]。毛泽东的这一文化革命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在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主要体现为文化繁荣与教育发展的实践,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落后的国家中还有一个扫除文盲的问题”[78]。

在“**”前,毛泽东早期的文化革命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作用被特别强调。毛泽东认为:“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79]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80]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主要侧重于“世界观的转变”,并突出强调“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81],并且,已经开始出现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一方面毛泽东对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的认识,没有全面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理论,以及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辩证法,片面突出了文化革命对于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对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当时国内文化领域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包括对文艺界的社会主义立场、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性质等问题的认识也出现了偏差。他认为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毛泽东还强调,“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82]。再加上当时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影响,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导致“**”爆发的重要思想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路线。

“**”作为首先开始于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政治大革命”,给“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83]。政治上,造成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巨大破坏,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受到空前损失;思想上,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导致人们严重混淆敌我和是非;文化上,使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和民族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造成文化事业的发展出现严重倒退;经济上,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经营活动被打乱,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失;党的建设上,严重冲击了党的组织建设,“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严重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败坏了党的作风,破坏了党的纪律,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84]。“**”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们既要看到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也不能简单地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观念与领导作风问题,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因为,这种把历史错误简单归结为某个领导人或某种思想观念的认识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是一种带有“英雄史观”的历史唯心论观点。我们必须看到“**”之所以产生,既有毛泽东认识上的失误和错误,还有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包括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对此,邓小平在总结“**”的错误时就从制度方面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85]

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既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理论,尤其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理论的继承发展,也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并且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并不完全相同的内涵。早期主要侧重于人们思想观念上移风易俗的新民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突出在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中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则分别强调了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以及后来作为根本转变的“世界观的转变”。基于此,我们对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思想要作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既要看到在“**”中出现的片面性,吸取“**”的深刻教训,又要避免把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全部思想与“**”具体实践完全等同,从而完全否定毛泽东文化革命思想在中国近代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