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的真正胜利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的全面胜利。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只能说明苏联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还远不是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没有以往经验可以借鉴，没有现成的理论作指导，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作为基础条件下进行的。列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自己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性活动。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建成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4]。他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它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和积极性，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并总结集体的和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经验，方可达成。例如“星期六义务劳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等都是在实践中创造的，并非有现成的、给定的方案，只需人们去照办那么简单。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建设同样是一项新的伟大实践。这种复杂的实践活动必然蕴含着内在的规律需要摸索，广大无产阶级在建设自己的先进文化时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列宁围绕刚刚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深刻地揭示了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探索如何有效地从根本上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途径。列宁在苏联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对苏联的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同时也对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实践和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建设的相互促进

列宁认为，军事任务、政治任务与文化任务有所不同，相对而言，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完成文化革命任务需要更长的时间。列宁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建设的相互促进关系等方面作了阐释。

首先，关于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列宁对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问题的高度重视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等总结出来的。苏维埃夺取政权后，文化问题变得愈发重要。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建设中，人的素质和文化水平成为一块短板，严重制约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如上所述，列宁于1921年把“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文盲”、“贪污受贿”当作“社会主义三大敌人”来对待。在列宁看来，文盲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刚刚建立的苏维埃还面临资产阶级在思想上的进攻和诋毁。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看来，没有任何文化水平的无产阶级、被压迫阶级、贱民不可能实现任何好的目的，他们能够做的只是破坏、破坏野生环境，他们只能使社会回复到前历史时代。为了用实际行动和文化成就回击“布尔什维主义将导致一切文明和文化的灭亡”的断言，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文化建设。列宁1923年在《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札记》中反驳教条主义强调俄国革命的特殊性时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5]这说明列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取得政治、经济革命胜利之后，还必须补上应该率先进行的文化革命的课。他深知社会主义是一种高度文明的社会，是建立在人的道德水平、文明水平较高的基础上的社会。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没有进行文化革命的社会主义还不是完整的社会主义。列宁深知，不能满足于资本主义制度被摧毁，还必须要夺取对资本主义的文化胜利，用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的所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夺取所有的技术、科学、知识、艺术方面的彻底胜利。没有这些胜利，社会主义文化就无法建设好。而这些科学、技术、艺术还掌握在资产阶级的专家手里和他们的头脑里，因此，必须对资产阶级的旧文化充分地选择和吸收，通过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逐步培养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主力军。

其次，关于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全面性和复杂性。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是一项非常全面和复杂的系统工程。文化革命和建设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扬弃、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扫除文盲、掌握劳动技能和管理社会的技能、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教育、对资本主义阵营和敌对势力文化进攻的反击、创作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鼓舞劳动人民斗志的文艺作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等，都是文化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体现在人的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交往关系之中。文化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既体现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也渗透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交往生活之中。因此，列宁始终把文化革命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苏联建立之后，在政治权力和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国家结束动**混乱进入和平时期之后，同时也具有了发展文化的有利条件之后，需要开始加大力度进行文化建设。列宁非常及时地抓住了这些机会，在苏联大规模地开展了文化建设活动。从不同方面和层次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文化建设。

再次，关于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文化革命和建设不仅具有全面性和复杂性，而且还具有长期性。基于对文化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的判断，列宁下决心进行坚持不懈的长期文化建设工作。列宁曾明确指出，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不同，就在于政治革命可以在几年或几个月甚至几天取得胜利和成功，而文化革命则不同，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完成。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消灭一种文化传统和建立一种文化传统同样要付出长时间的努力，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列宁告诫大家，“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26]。列宁指出，“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应当懂得，现在前进的条件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在危机尖锐化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文化方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27]，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28]。思想上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最后，深刻揭示了文化革命、文化建设与政治革命、经济建设相互影响关系。列宁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取得政权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庞大的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建设者，文盲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扫除文盲入手，培养千百万具有各种劳动技能和从事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经济管理等人才。在经济建设上，缺少有文化的人才就无法进行高效的经济建设。在政治上同样如此，列宁深知，取得政权仅仅是政治革命的第一步。新的政权尽管在形式上与过去的资产阶级政权不同，但是若没有从文化层面的深层变革，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旧政权。原有的政治传统、执政方式、管理方式就会死灰复燃、大行其道。所以要从培养符合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干部队伍入手开展工作。首先让农民群众加入到合作社中，为此必须进行一次完整的文化革命；其次要组建我们的国家体系以及让部分有文化的成长起来的工人充实整个机构。列宁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的宣传和教育，特别强调对干部的政治教育。从价值观、人生观高度，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这样才能保证政治革命的彻底性，没有从文化层面进行和完成的政治革命是不彻底的。列宁指出，“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领。举几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29]。我们“着手执行的任务之巨大同物质、文化之贫乏这两者极不协调”[30]。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和途径

列宁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治领导权之后还必须获得文化领导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思想取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文化。同时他还认识到仅仅取得文化领导权还不够，重要的是巩固来之不易的文化领导权。社会主义文化不会自动生成，必须依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创造和建设才能实现。在苏联建立初期，文化的创造和生产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在现有的还属于资产阶级文化的条件下，如何巩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是最为直接和重要的任务。列宁根据当时形势，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任务和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

第一，新闻出版要维护党的权威。1905年11月，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报刊出版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的基本原则，指出党组织和与党有联系的团体的出版物、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31]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总之，“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32]，1921年8月，列宁在《关于“出版自由”》中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联邦那样作了和正在作着那么多的工作来使群众摆脱僧侣和地主的影响。我们是世界上把“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国家。

第二，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占领大学讲台，占领和巩固无产阶级教育阵地。1920年11月3日，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教育任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教育不能不问政治，教育不能脱离政治，党和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要建立一支同党和党的思想保持紧密联系、能贯彻党的精神的新的教育大军；为了重新教育群众，还要作好宣传鼓动工作，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建设。他指出，“为了建设共产主义，工农劳动群众必须战胜知识分子的旧习气，必须改造自己，不这样就无法着手建设事业。我们的全部经验表明，这个事业十分重要，因此我们要重视承认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在讨论工作和组织建设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一点”[33]。

第三，提倡科学、无神论、唯物主义，抵制宗教唯心主义。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不仅与资本主义文化不同，也与本国的传统文化不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应该建立在对科学、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宗教迷信信仰之上。在俄罗斯，东正教、沙皇专制、民族性被称为俄国的国粹，被视为镇国之宝。然而，在列宁看来，以东正教为代表的宗教唯心主义、寻神论、造神论等，恰恰是俄国落后的思想根源和标志，因此需要在俄国进行一场宗教革命，通过对宗教唯心主义批判削弱教会和僧侣的社会影响，把国民教育权从教会手中夺回来。要改造大学、中小学的教育，实行教育与教会分离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如1905年的《社会主义与宗教》揭示了宗教产生的根源，指出“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34]。这种压迫是社会内部的产物和反映，对于国家而言宗教是个人的事情，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宗教不是私人的事情。他强调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党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宣传无神论。1909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35]。他还指出，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在对待宗教问题上要讲究策略，要从宗教产生的根源上，从无产阶级的根本解放上去考虑宗教问题和对待宗教的态度。通过思想宣传、宣扬唯物主义、无神论等，同“维持了数千年之久的这一文化和进步的敌人（即宗教）作斗争”[36]。苏联建立之后，为了宣传唯物主义，于1922年创办了党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列宁1922年在该刊上发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强调共产党人应该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种唯心主义思潮作不调和的斗争，应该宣传无神论，帮助人民群众摆脱愚昧无知。强调哲学家要与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同那些“僧侣主义有学位的奴仆”划清界限。

第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用健康的精神食粮哺育社会主义新人。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1920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文化》中列宁指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在一般的政治教育方面或者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一斗争是为了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37]。他深刻地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化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培育新人，把科学的马列主义世界观变成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信念，使每个成员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与丰富的精神世界。社会主义文化既是社会所积累起来的进步价值观与传统的一种传递机制，同时也负有提供最大限度的创造的可能性的使命，以适应已经成熟的社会需要，适应社会和每个人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增长。在社会主义社会，文化进步的主要标准，取决于群众的历史积极性达到何种程度；取决于群众根据自己的目的与手段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以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成就为基础的创造性活动。

第五，建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提倡星期六义务劳动，使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得到提倡和确立。列宁在1920年发表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培养、教育和训练的基础”[38]。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列宁在1920年发表的《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中指出，“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些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按照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按照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需要。……星期六义务劳动、劳动军、劳动义务制——这就是具体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和共产主义劳动的各种方式”[39]。列宁高度评价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价值，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创举”、“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他强调：“我们将在几年以至几十年内努力推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发展它，推广它，改进它，使它成为一种风气。我们一定能取得共产主义劳动的胜利！”[40]正是列宁对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提倡和示范作用，使得集体主义、无私奉献、利他主义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在苏联建立之初得以确立，也正是这种基本的价值为苏联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在谈到爱国主义时，列宁指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41]。爱国主义是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价值原则，是战胜外部侵略和一切困难的动力源泉。

第六，吸收各民族文化精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苏联是一个由一百多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文化是在各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苏联建国以后形成的文化，按其精神和基本内容来说是统一的、现代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包括了苏联每个民族的最有价值的特点与文化传统的文化。事实上，任何一种民族的文化，都不仅要依靠自身的文化遗产，而且要用其他各民族的文化成就来丰富自己。苏联的文化并非是对斯拉夫民族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而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是日益加强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过程。这种融合过程，使得每种民族文化中的国际共同点在不断增加，最终不断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按内容和主要发展方向来说是社会主义的、按其民族形式来说是多种多样的、按其精神和性质来说是国际性的现代文化，是苏联所有各个民族创造的精神价值观的有机融合。同时，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越来越接近也是一个客观上进步的过程。苏联共产党不仅反对人为地强化这一过程，同时也反对阻碍这个过程而强化民族文化闭关自守的任何作法。因为，社会主义文化，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世界性精神文化的雏形，它将带有全人类性。正如苏联共产党纲领曾经宣示的那样，共产主义文化由于吸收和发展世界文化所创造的全部精华，因而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的新的高级阶段。

三、列宁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

列宁主义文化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列宁并没有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本身，而是在俄国具体而丰富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列宁系统地探索了俄国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列宁主义文化理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实践维度，在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开始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创造，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被压迫的阶级自觉地创造的一种新文化。

首先，列宁主义文化理论直接指导、推动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实践。列宁逝世后，这一实践也在继续进行，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布哈林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上继续实践和发挥列宁主义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从1924年年初列宁逝世到1929年年末这段时间，在文化领域的思想、路线、方针等方面斯大林基本上遵循了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原则，因此，这一时期苏联在文化建设上，如扫除文盲、发展各层次教育事业、同宗教唯心主义斗争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到了1929年年底，苏联的国内形势发生了转变，为摆脱饥荒而行之有效的新经济政策被终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的时期。伴随经济政策的大转变，文化建设的局面和地位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斯大林的独断专行自然也在文化建设领域得到充分的表现，并最终直接影响了苏联后来的文化发展及其后果。由于斯大林后期的集权，导致了对列宁主义文化理论一些基本原则的偏离，出现了文化建设中的消极后果。进入20世纪30年代，苏联党和国家权力逐渐向斯大林个人集中，苏联的政治“大清洗”运动、加速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开始成为国家的主要工作，斯大林开始将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放在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之上了。从斯大林的公开报告和党内讲话中都很难看到对“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的论述。列宁主张的新经济政策被彻底放弃，苏联重新回到军事共产主义轨道，而“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也从重心位置变成边缘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成为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主要工作任务，这种思想原则和工作方针最终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意识形态专制、没有舆论自由、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艺术创作单一化、文学艺术沦为宣扬个人崇拜的工具。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布哈林既是著名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又长期负责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导工作，在具体的实践中，布哈林对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作了深刻的阐发和贯彻。布哈林在其《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等著作中就“文化革命”、文化建设、知识分子改造、教育和文艺创作等问题，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理论作了重要阐发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列宁的这一思想。

布哈林指出，列宁的所谓文化革命思想就是用一种新的进步的文化代替旧的落后文化。相对于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具有进步性，它带来了新的事物——即实现了文化革命。但是，若把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相比，无产阶级的文化比资产阶级的阶级文化更高。在布哈林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创新原则：“第一，正如工人阶级有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倾向一样，它也有克服文化和知识生产方面的无政府状态倾向，这就是说，它很了解，为了使一切所谓的文化价值和各种科学分支发挥最大的效果，必须把它们综合起来，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体系；各个文化分支的结合和计划性以代替无政府状态——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的第一个原则。”[42]无产阶级文化是一种对前人留下的文化精华加以继承的文化，同时又是一种融合了各种文化精华的有机的、系统的、整体的文化。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还包括把文化知识运用到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去的思想。无产阶级要善于学习和运用文化知识，把文化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实践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没有获取文化的权利和机会，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在夺取政治革命胜利之后，工人阶级应该珍惜自己的受教育机会，珍惜获得文化的权利，而最好的珍惜就是在实际中运用文化知识，而不是把文化当作标志阶级属性的摆设。在苏联建立之初，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治领导权之后，还面临一些文化上的窘境。“当这个阶级掌握了政权，深刻地摧毁了资产阶级统治时，由于它的文化程度低，将要不可避免地做出很多错事，显得十分笨拙，而且在一切领域里都会这样。”[43]因此，如何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损失降到最低点，无产阶级责无旁贷。无产阶级必须承担起自己的文化使命，用超过资产阶级水平的文化去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和合法性，用创造新的更高的社会主义文化成就回击一切反动派的嘲讽和诋毁。

布哈林进一步阐发了文化的重要地位的思想。认为文化可以用来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只有掌握文化，支配文化，明确文化的价值方向，才能够不断地增加自身的力量。布哈林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个民族和一个阶级拥有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不会受他人所控制。而一旦受到他人的控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在苏联建立之初，无产阶级文化的优越性还没有具体展示出来，实际上无产阶级文化力量还比较弱小，因此，解决文化问题就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重要问题。

布哈林还论述列宁关于文艺创作的阶级性与艺术性理论。布哈林强调了文艺创作的个性和艺术的丰富性，认为不能用党性和阶级性代替艺术的自身特点，文学艺术创作要开展必要的竞争和竞赛，使好的、优秀的文艺作品脱颖而出。布哈林认为，党对文学领域的问题可以也应当进行宏观上的把握，在思想内容上把关，在形式上不要过多干涉。他指出，“从总的方面可以决定一系列问题，党将在这方面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在一系列艺术的形式问题上，在形式、风格的创造等问题上不能做这样的结论”[44]。他强调，要避免创作过程的官僚主义化和损害整个艺术发展现象产生。在布哈林看来，艺术应当反映人类的全部感情——爱、幸福、害怕、苦恼、愤怒，等等——人类的全部期望和**，而这样一种艺术只能在创造性地探求、广泛的竞争自由中产生。

1934年，布哈林在列宁去世十周年之际作了《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的长篇报告。在报告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文化革命”观，总结了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取得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成就，并用这些来回答当年国内的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苏汉诺夫和国外的考茨基、葛兰西、罗莎·卢森堡等人对经济落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合法性的责难。

布哈林特别强调已经建成的无产阶级文化——苏维埃文化的根本特点，在于它的大众性和人民性。“在文化工作观点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放在首位的是群众。”“群众是我们文化工作的中心，我们文化工作的重心就在于此。”[45]在布哈林看来，进入苏联时代向所有的人揭示了另一个真理，“经过暂时的破坏之后，阴沉的‘共产主义的反圣像崇拜者’不仅拯救了旧社会留下的全部珍品，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比谁都快的速度，领导大量群众沿着文明的道路前进，创造伟大的群众文化运动，用文化的拖拉机把广阔的国家全部耕遍，引来的不是个别的钻石般的文化细流，而是群众性文化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巨流”[46]。“在整个文化领域，我们已站在大规模任务的大门口，我们已经走出‘室内’文化的小书斋，进入城市的大街广场，把文化的使者派往农村，派往穷乡僻壤。我们的科学开始越来越多地带动我们实践的飞轮转动。”布哈林特别强调了文化革命和建设的群众观点，主张依靠群众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他指出，“在文化工作观点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放在首位的是群众，而不是个别的祭司，不是个别的异国骄生惯养的人物。在我们这里群众是我们文化工作的中心，我们文化工作的重心就在于此”[47]。在文化方面工人阶级只能一点点地成熟起来，不能希望它立即成熟，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成熟起来的。文化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的文化发展已达到文化的最高领域，利用枪杆子、政治宣传、经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已在整个文化战线展开工作，登上文化大厦的每一层楼房，渗入到先前文化‘最神圣’的领域，按照自己的面貌对它进行改造。”[48]总之，布哈林在理论的阐发和实践中贯彻列宁主义文化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尽管有斯大林后期的僵化和教条主义，尽管有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但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意义是不可否定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一方面，列宁主义文化理论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实践建设维度上的第一次历史实验，不但积累了许多经验，而且现实地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力量。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探索等，都说明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来推动现实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列宁的文化观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重要思想来源。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无产阶级革命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胜利，但是，阶级意识和文化领导权为内涵的文化革命的胜利还远没有实现。文化革命问题促使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深思，进而开始探索西欧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策略问题。他们提出了与东方俄国不同的解放道路，即先从培养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和革命意识入手，争取市民社会的支持并获得文化领导权，进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源头正是列宁的革命观和文化观。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震动极大。卢卡奇亲身感受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社会现实，葛兰西于1917年12月对十月革命胜利第一时间发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正是俄国的革命现实和列宁的理论促使他们从理论上反思西方革命道路和策略问题。葛兰西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包含的，与其说是种种事件，不如说是种种意识形态（……）。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实践时应当怎样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的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然而，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也有一种宿命。如果说布尔什维克拒绝《资本论》中某些表述的话，那么，他们并不拒绝它的令人鼓舞的、内在的思想——那些永恒的，代表了德国和意大利唯心主义的继续的，而在马克思那里却被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外壳所玷污了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并不是冷冰冰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处在彼此关系中、彼此达成一致，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意志的人”[49]。由此，卢卡奇、葛兰西等提出了与传统的暴力革命观有所不同的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观。卢卡奇认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革命条件已经具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程度就成为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意识革命就不只是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伴随现象，而是无阶级革命的先导问题。“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爆发时，革命的命运（与此相关的人类命运）将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也就是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50]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扬弃物化，根本改变人的生存方式的总体性进程，它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心理性的多方面的转变。葛兰西则分析了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社会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方社会的结构差别在于市民社会的地位不同，由此，东西方的革命尽管目标一致，但是在途径、手段、方式、策略等方面应当有所不同，否则革命不会取得成功。列宁在俄国通过暴力革命先夺取政权实现政治、经济革命，然后再进行艰苦漫长的改造旧社会的文化革命。而葛兰西则认为，列宁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并不适合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后者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对社会变革影响巨大的市民社会。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经济活动领域，而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纸、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市民社会代表着传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社会）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它在人类社会机制的运行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民社会取得相对发达形式的社会里，政治的强制性开始弱化，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开始突出，传统国家的性质与功能也开始发生某种变化。据此，葛兰西提出了争取“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葛兰西认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不是武装夺取政权，而是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甚至比政治领导权更为重要，更为关键，因此，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争夺领导权和合法地位，应是西方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葛兰西还探讨了政党组织、知识分子等在夺取文化领导权中的作用以及活动机制。其理论与列宁的文化观在许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一方面，列宁主义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理论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对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列宁提出了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文化革命的道路，即先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再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不同于欧洲文化先进的国家先进行文化革命而后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的道路。这为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列宁提出了文化的阶级性理论，明确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不同，指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意识形态上夺取文化领导权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列宁探讨了文化建设中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揭示了文化建设中的破与立、继承与超越、创造与借鉴等辩证关系；列宁还揭示了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与文化革命的不同特点，揭示了在和平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另外，列宁不只是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文化建设策略和实践，而且是站在人类文明进步和造就全面自由发展的新人的高度来理解无产阶级新文化建设的意义。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其核心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他的文化革命理论的最终目的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文明，而且是人的发展的新的阶段和新形态。整个文化革命的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造就一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始终把文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建设新型文明与造就新人结合起来，把实现人的改造看作是文化革命的终极目标。

[1] ［俄］恰达耶夫：《箴言集》，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2]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47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3] ［俄］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国史》第七版，37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俄］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国史》第七版，4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 ［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28—29页，中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6] 《列宁选集》第1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列宁选集》第1卷，26页。

[8] 《列宁选集》第1卷，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列宁选集》第1卷，311页。

[10]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19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11]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3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355页。

[14]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列宁全集》第24卷，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6] 《列宁全集》第24卷，125—126页。

[17] 《列宁全集》第2卷，4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166—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列宁全集》第39卷，3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1] 《列宁选集》第4卷，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1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3] 《布哈林文选》中册，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4] 《列宁全集》第33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5]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3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7]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268页。

[28]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176页。

[29]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335页。

[31]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166—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2]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168页。

[33]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4]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5]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1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6]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176页。

[37] 《列宁选集》第4卷，298—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8] 《列宁选集》第4卷，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 《列宁选集》第4卷，130页。

[40] 《列宁全集》第39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1] 《列宁全集》第35卷，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2] 《布哈林文选》上册，86—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3] 《布哈林文选》上册，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4] 《布哈林文选》上册，350页。

[45] 《布哈林文选》中册，2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6] 《布哈林文选》中册，245页。

[47] 《布哈林文选》中册，2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8] 《布哈林文选》中册，256页。

[49]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170—17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50]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7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