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思想是列宁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思想和理论主题。这一核心思想的提出和形成并非纯粹思想层面上的理论创造，而是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出来的。作为一个概念，“文化革命”是列宁晚年明确表述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主题和整个列宁主义文化理论的宗旨，文化革命思想却贯穿列宁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宗教信仰、国家形式、法律制度等都作为人类的文化表现形式，那么，由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场最为深刻的“文化革命”，这也是列宁文化革命思想的基本内涵。在列宁及其继承者们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和理论探索生涯中，文化革命思想一直贯穿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与他所探索的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实质性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一体两面的。列宁在对俄国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始终把俄国文明类型、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置于人类文明进化历史长河中加以考量，充分对比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俄国与相对发达和先进的西欧国家的异同，探索出一条符合俄国实际的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正确可行之路。列宁科学地把握了俄国的文明特性与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关系，深刻分析了文化落后的俄国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制约性，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道路。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是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的文化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列宁所理解的文化及其形式内涵丰富，把文化当作上层建筑范畴，把文化理解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教育、科学、文学、艺术、识字等。因此，列宁所提出的文化革命是一种全方位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理论宗旨就是要塑造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

一、俄国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道路的探索

任何一种理论和学说的产生都离不开其特有的文明土壤。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趋势，为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指明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方向。但是，俄国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明实体又与西欧文明有较大的差异，马克思以西欧文明为基础创造的理论并不能简单地运用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这方面也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因此，俄国的革命必须结合本国的文明特点和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条件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样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列宁正是在对俄国文明特点、俄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客观准确的分析基础上，在探索俄国社会主义政治革命道路的同时，也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之路。

首先，列宁基于对俄罗斯文明特性的把握去探索俄国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道路。从世界文明的布局和划分上看，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联结着欧洲和亚洲的几大文明体，与西欧文明和包括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在内的亚洲文明又有所不同。著名的文化史学家们，如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等人都视俄罗斯是一种特殊的文明。从文明的起源上来看，俄罗斯最早受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文明影响，被汤因比看作是拜占庭东正教文明的“子文明”。拜占庭文明对俄罗斯的影响从10世纪的“罗斯受洗”就开始了。正是东正教对俄国文化广泛深刻的影响，使得俄罗斯在文化上与以基督教为根基和源头之一的西欧文化保持着内在的亲缘关系，具有西方文化的基因和谱系。因此，在俄国学术界，认为俄罗斯在文明类型上属于西欧文明的“大西洋主义观点”或“西化论”观点，被大多数人接受并经久不衰。当然，关于俄罗斯文明类型定位还有不同的观点，其中，强调俄罗斯文化的本土特点的斯拉夫主义，和强调俄罗斯文化兼具西欧和鞑靼草原文化共同元素的欧亚主义比较有代表性。西方派大多把对俄罗斯的认识放在欧洲的社会文化传统之中去衡量，并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去寻找社会发展道路。而斯拉夫主义则强调俄罗斯独特的、自给自足的文明发展。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奠基者——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与西方文化对立的具有自身特点的斯拉夫文化是最有前途的文化。欧亚主义则认为俄罗斯文明是独特的、混合型的“欧—亚文明”。这种观点既否定俄罗斯文化纯粹的西方特性，也否定俄罗斯文化单一的东方特性，认为俄罗斯文明是西方和东方因素交互影响的产物。这种“欧—亚文明”论不仅把俄罗斯同西方世界分开，还把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分开，坚持俄罗斯文明的独一无二性。

事实上，俄罗斯文明的确比较特殊。从宗教信仰、语言习惯、民族构成、地理空间、历史过程等方面看，俄罗斯文明既有本土的文化特征，又有外来文化影响的深刻痕迹，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特的文明体。俄国宗教哲学家恰达耶夫曾深刻地揭示了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他认为，“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1]。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对俄罗斯文明作了如下描述：“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了一种社会和一种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2]可见，学者们对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是有目共睹的。

列宁在对近代俄国文化状况判断上持一种西化论观点，用西欧社会发展的尺度去衡量俄国的发展状况。列宁从世界文明史中，特别是与西欧发达的文明国家对比中审视俄罗斯文明的特征，认为俄罗斯属于西方文明类型，其发展的基本趋势与西欧社会的发展其实基本一致。列宁认为，俄罗斯是西方文明的一分子，具有西欧文明的社会特征。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一员，具有军事帝国主义特点。列宁通过与西欧发达国家的对比衡量俄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并对俄国历史发展状况作出基本定位。他认为俄国是一种西方文明的国家，只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水平上与西欧国家有较大的差距，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这种判断为其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理论找到了落脚点。

其次，列宁根据俄国近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和特点探索俄国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道路。打开俄国近代发展历史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18世纪初发生的彼得大帝改革，开启了近代俄国文化“欧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过程也是缩小俄国与西欧发达国家差距的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时期：18世纪西方文化对俄国的输入与俄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模仿时期、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近代民族文化的崛起与西方文化发生剧烈撞击与冲突的时期、19世纪下半期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与俄罗斯文化自身寻根的时期。在这连续的历史过程中，19世纪下半叶这一历史时期在俄罗斯以往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经济体制乃至文化方面的深刻改革，是对彼得大帝自上而下的西化改革成果的总结和改革进程的继续，同时也是对这一改革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改革道路的探索。俄罗斯由传统的农奴制社会向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全面的社会转型，真正起始于1861年以废除农奴制为标志的农民改革，及其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改革和工业化过程。从1861年至1917年的半个世纪，是俄罗斯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全面爆发、逐步激化，文化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是包括实证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神论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泛滥、虚无主义盛行的时期；是传统文化模式受到深刻动摇的文化危机时期。俄罗斯面临的改革与传统的断裂、欧化与民族认同迷失、不可抗拒的现代化趋势与俄罗斯独特社会道路选择、东正教文明与天主教文明的冲突等诸多深层次文化问题都充分暴露出来。

总体上看，彼得大帝掀起的君主专制主义的“欧化—现代化”虽有雷厉风行之势，但也不免有人亡政息之虞。伴随彼得大帝驾崩和卡特琳娜二世政权终结，社会各阶层都有不同程度的惶惶不安之感。这场以欧化为特征的社会改革并没有深入到俄罗斯社会的下层，西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深层文化精神并没有在俄罗斯大地上扎根，广大的农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东正教信仰甚至多神教信仰等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仍然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即便在社会上层，欧洲现代文明成果也没能全面深入得到继承。从政治哲学角度上分析会发现，在以个人专权为核心的“君主专制”体制没有任何动摇的前提下，“依法治国”的理念和行动难以得到贯彻实施，因为两者本身就是对立的两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合族遭殃，都是最寻常不过的事。在经济体制上，即使在公认为继承了彼得一世“现代化”宏图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必须尊重贵族地主和普通平民的私有财产。私人权利一旦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君主和大臣就可以不顾一切把贵族、商人逮捕下狱，没收他们的财产。在司法方面，尽管当时的俄国已经有了一个司法制度和改进了的审判程序，但司法系统只是帝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独立身份和标准，实践中还是完全秉承政府官员的旨意办事。欧洲启蒙运动的道德准则和知识文化标准并没能同当时的政治协调一致。力图揭开改革之谜的知识分子成为知识上层的先锋，他们既怀着上层的道德使命和为人民做好事的责任感，又把维护文化传统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他们觉得自己与生俱来的道德使命便是要引导和提升俄罗斯人民的精神、文化和道德。他们不仅要批判西方的外来文化，同时也要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不仅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同时还要同专制政权作斗争。这些表现充分说明，俄国与西欧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上述俄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基本处境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基本前提。列宁正是在对俄国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文化革命思想的。

最后，列宁在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革命形势基础上探索俄国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道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追赶，俄国开始步入帝国主义国家行列。但是，到了19世纪末。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俄国保留了许多封建关系的残余，依旧直接以沙皇专制制度为支柱。由于沙皇政权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和高压政策，国内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俄国“大变革”时期来临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集团的不断壮大。同时，以医生、兽医、教师、统计人员、银行职员、律师等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第三等级”也开始形成。包括来自西方和本土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唯物主义等思潮也在各个等级和社会团体中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对社会不满的资产阶级、有批判力的知识分子、受苦的广大工人和大量贫困的走投无路的农民构成了反抗专制政权的“人海”。他们掀起了无数次的俄国革命风暴，而1905年以“血色星期天”事件为标志的请愿革命就是一系列革命的总爆发。正如伊萨克·斯坦伯格所言：“20世纪前夕的俄国，没有一个词能像‘革命’一样更为俄国人着迷。有产者对革命思想充满了恐惧和仇恨，而向往自由的人却对它充满了热爱和推崇。对那些渴望新生活的俄国人来说，‘革命’一词充满了魔力。当他们憧憬‘革命’和高呼‘革命万岁’的神圣口号时，俄国人仿佛隐约地感到他们已经走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了。”[3]

抛开这一时期俄国围绕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各阶层之间等层面的利益斗争等革命活动不论，把目光转向思想、意识形态、文化领域，同样会发现，俄国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和观念革命亦如火如荼。“最初由左翼西方化人士宣扬的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心跳在虚无主义中得到了成功表达，并有别于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支配着学界和其他活跃的知识界；然而，在世纪之交和文化的‘白银时期’，知识分子精英们开始转到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宗教上来。但俄国的知识和文化生活展现出其前所未有的活力、多样性和混合特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革命爆发了。”[4]

同时，沙皇政权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相勾结，坚持对外侵略与扩张，激起了东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强烈反抗。俄国成为帝国主义所有矛盾的交汇点，成为世界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薄弱的环节。随着俄国帝国主义种种矛盾的发展，俄国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得到传播。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处于社会剧烈变革时期，以农奴制废除为标志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在这一阶段展开。其中涉及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变革等不断深入。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宗教唯心主义等各种社会理论和社会思潮激烈交锋，思想家们试图为俄国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开出良方。列宁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在探寻俄国社会革命发展方向、道路中产生的。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其内在的科学性，但这种科学性又总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在历史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的结合中，在与各国具体国情的结合中，对时代与社会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作的新回答和得出的新结论。

列宁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研究，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重要著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产生过程，揭示了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并在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所作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指明了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决定这一时代发展方向的中坚力量就是无产阶级，这一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实质上就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新时代的理论，是新时代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列宁还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科学结论。这一科学结论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它不仅指引着俄国无产阶级，而且还激励着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发挥革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失时机地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世界上一大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不是列宁这一光辉理论的胜利和证实。

针对当时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学说的歪曲和篡改，列宁潜心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论述，撰写了《国家与革命》这一重要著作，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不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原理，而且依据阶级斗争的新事实、新经验，进一步阐述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深化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本原理，进一步证实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原理，提出了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理论结论。

卢卡奇对列宁在现实的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指出，“一方面，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不曾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和它的目的，认为是在任何一定时刻都是能够轻易实现的东西。然而，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种现实性，他们两人才取得评估当代一切问题的可靠的试金石。革命的现实性订下了整个时代的基调。个别的行动只有与革命中心问题联系起来，才能被看作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而这个中心问题只有通过对社会历史整体的精确分析才能找到。因此，革命的现实性就意味著把跟社会历史整体有具体关联的每个个别的日常问题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中的契机来研究。……唯独列宁朝著使马克思主义（现在十分注重实践的力量）变成具体的方向往前迈进了这一步。正是因为如此，从世界史的意义来说，他才是已经由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造就出来唯一可以与马克思并驾齐驱的理论家”[5]。

二、列宁文化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主题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作为政治领袖，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者，在他的领导下，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变为现实；作为理论家，列宁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政党和国家机器广泛地传播到俄国和世界各地，而且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概括和总结，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化和理论化，进而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和运用，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斗争的武器。列宁在各种理论论战中，不仅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社会历史理论，而且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历史理论的继承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理论。

首先，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继承。列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针对当时标榜新思潮的各种唯心主义理论，以及针对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和歪曲，列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重要著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列宁在1894年发表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等著作中，对民粹派宣扬主观社会学和英雄史观，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歪曲和攻击唯物史观的唯心史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在批判民粹派的“人类天性”论时，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列宁阐述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内涵、发展的规律性，强调了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只有深入研究生产关系，才能揭示人类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列宁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6]。因此，以生产力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列宁批判民粹派的英雄史观，全面阐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个人关系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7]

20世纪初，列宁写了《怎么办？》一书，同经济派作了旗帜鲜明的斗争。经济派是在国际修正主义影响下产生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它崇拜自发论，醉心于经济斗争，否认自觉的政治斗争。列宁系统地批判了他们的自发论，阐述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列宁认为，唯物史观在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同时，从未否认个人创造活动的作用。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的行动，只有符合历史必然性才能对历史发展起促进作用，只有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吸引群众参加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列宁批判经济派的庸俗经济决定论，系统阐明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他指出：“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8]这就是说，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政治又代表着阶级的经济利益，对于经济不是消极的。无产阶级为了增加工资等而进行的经济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诸多形式中的一种必要形式，但决不能限于这种形式。列宁批判经济派的自发论，阐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他强调革命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9]同时，列宁也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主张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根据本国国情独立地探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对于列宁系统阐述自己的文化革命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历史理论的继承。普列汉诺夫作为第一代杰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自己的解读，形成了一些相对独特的理论观点，直接影响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特征和理论体系的形成。他晚年临终前关于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态度对后人启发较大。尽管他在晚年与列宁之间有严重的理论和思想分歧，但是他的思想和革命活动对列宁这位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的影响是直接和深远的。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的学说有独特的理解和定位，这种理解和定位直接影响了包括列宁、布哈林、斯大林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等概括或提法很多来自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例如，普列汉诺夫曾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社会学。在他看来，所谓的“社会学”大致有两种意义：广义指一切社会科学，即关于社会现象的诸科学；狭义指一般社会学理论，用他自己的说法叫作社会科学的“代数学”。它同经济学、历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般同特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学。他认为，唯物史观给一切想成为科学的关于人类社会的学说提供了必要的导论。它是以宇宙为出发点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方面的应用。凡是正确反映对象存在、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的认识都是科学，就这一点说，社会学和自然科学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异，它们的区别只在于研究的对象以及现时所达到的成熟程度不同。辩证唯物主义从社会学中彻底清除出人性论和目的论，用社会人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来解释人的活动。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开始变成像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下的科学，它具有强大的预见功能。但任何社会学只能预见社会过程的一般的性质、方向和结果，不能预见个别事件和具体细节。随着认识的发展，社会学预见的精确性将逐步提高。

普列汉诺夫通俗、详细地阐述了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根本问题，在诸如地理环境、中介环节、个人的历史作用等方面，特别是作为他的社会结构学说核心的著名的“五项论”，发展、丰富和具体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学思想，提出一系列新原理、新命题和新论证。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我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10]。普列汉诺夫的关于唯物史观进一步的详细解读直接影响了列宁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和运用。

总之，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基本理论的继承。列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文化问题，其文化革命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1]。他认为，文化发展依据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因素对文化的形成和表现在根本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精神文化反过来又会对物质生活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特别重视文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斗争中和后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根据这些基本原理阐释了自己的文化理论并逐步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文化观。

最后，列宁对文化及其形式的基本理解。文化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把握起来极其困难，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曾提出了上百种关于文化的定义。文化一词来自拉丁文Cultura，有耕耘、培养、教育、发展、尊严等含义。它表示人和社会在历史上的一定发展水平，这种发展水平，既反映在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组织类型与组织形式之中，也反映在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之中。文化概念既用来评判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社会的、部族与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的发展水平（如古希腊罗马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玛雅文化），也用来描述特殊的活动领域或生活领域（劳动文化、艺术文化、生活方式文化）。狭义的“文化”概念，主要和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有关。

列宁所关注的文化范畴内涵非常丰富，不仅包括文学、艺术、宣传、教育、科学、技术等文化形式内容，还包括道德情操、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深层次文化精神内涵，同时还把识字多少、受教育程度、掌握专业知识程度等衡量社会文明程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水平的尺度和标准也归结为文化问题加以解决。因此，列宁文化观的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价值观念、哲学立场、宗教态度等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理论，也包括解决现实具体文化问题的一些方针、路线、措施方面的观点。列宁的文化理论内容丰富，涵盖的范围也比较广泛，这与他高度关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密切相关。

三、文化革命思想的理论宗旨

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是伴随其探寻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逐步形成的，并非只是晚年的理论建树。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建构过程。列宁从登上俄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一直到临终前，始终关注文化革命和建设问题。列宁特别重视对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的分析批判，他并没有把理论的目光仅仅聚焦于经济、生产、金融、贸易、军事等问题上，而是对俄国的文明程度、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教育、法律、艺术、道德、宗教等文化问题同样给予了关注。列宁特别强调俄国以教师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把教师视为社会的支柱。他特别关切俄国无产阶级——工人、农民的教育状况和文化水平，因为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和基本的革命力量，也是未来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化水平决定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的成败。

列宁充分认识到在东方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时，对革命道路和途径的选择应该具有灵活性，可以走一条先进行政治革命而后进行文化革命的特殊路径。列宁晚年是在驳斥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代表人物借口俄国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来否定俄国革命的论调和总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以及当时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主要任务时，提出了作为革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的“文化革命”思想和理论。列宁充分认识到，尽管革命的路径和顺序可以作人为的、灵活的调整和选择，但是，文化革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必经的革命阶段。没有经历文化革命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未完成的革命，也是不稳固的革命，算不上最终胜利的革命。因此，列宁在临终前的被称作“政治遗嘱”的几本重要著作中重点阐述了文化革命理论。1923年，列宁先后在《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著作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文化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中，文化建设应成为新的工作重心。列宁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12]。列宁反驳了孟什维克等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合法性的指责，坚信政治和社会变革可以成为文化革命的先导和提供条件，指出，“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13]。由此可见，列宁并没有忽视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和地位，相反把文化革命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正如列宁所指出：“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14]

列宁以建构无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为宗旨，批判资产阶级等一切旧的、没落的、消极的、反革命的文化，同时提出建立无产阶级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揭示了文化革命和建设中的破与立、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第一，塑造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列宁认为，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性，同时还具有阶级性。无产阶级的文化与资产阶级的文化不同，对资产阶级文化不能简单地继承和全盘接受，必须经过吸收、批判和改造。无产阶级文化是对传统民族文化和当下资产阶级文化的扬弃，必须经过不断深刻的文化革命才能建构起来。第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的宗旨是塑造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既不同于资产阶级文化，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它是一种进步的、先进的文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及其文化发展中的根本变革。社会主义文化，是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进程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它继承了以前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所创造的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且标志着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全新的阶段。由新型社会关系和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民性、共产主义的思想性与党性、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与人道主义、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有机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第一次自觉地获得了计划性。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上，一方面取决于文化和物质生产力所已经达到平均水平（物质结构基础），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动力系统）。

总之，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不但阐明了文化革命的道路、宗旨，而且还指出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