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文化的人，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世界。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等具体的文化创造形式或者哲学、科学等自觉的精神活动入手来认识文化现象，还是从影响和制约个体生存和社会活动的传统礼俗和行为规范，或者从各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活动机理及文化模式来审视文化体系，都不难看出文化与人和世界须臾不可离的本质关联。著名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指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和更加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1]。

然而，同哲学、历史学等古老的人文学科相比，以文化现象和文化体系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的兴起和自觉，则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大约在19世纪中叶，一些思想家才开始把理性探究的目光投向人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即文化层面。随着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古代文化史学等学科的相继兴起和发展，一大批杰出的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构成了群星闪耀的文化学天空。与此同时，哲学等相关人文学科，也开始把文化纳入自己的研究视域。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一直伴随着人的生存和历史的演进，一直影响着人类的实践和人类的认识，因此，哲学总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哲学概莫能外。然而，传统哲学往往是特定文化模式的不自觉的显现，而当代哲学则表现为特定文化精神的自觉升华。

应当说，关于文化的哲学反思在近现代突然从隐性的哲学理解范式转变为有影响的显性的哲学理解范式之一，同时一批专门研究文化现象的文化学科开始涌现，这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近现代人类社会结构变迁和文化在社会历史运动中地位的凸显，促使近现代的文化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的转变导致文化的力量从历史进程的潜流生发出来，另一方面是人类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出了问题或者成为问题，人类在自觉地体验到文化的力量的同时开始遭遇文化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使人类社会历史的文化内涵越来越凸显出来，形成了空前的文化自觉，推动了自觉的文化理论的产生。

一、理性精神的发达与现代知识反思性的增强

虽然文化一直作为人类社会的深层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但在过去的绝大部分的历史过程中，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一直很少进入理性的视野。一种情形是社会的运行和人的生存主要是由经验、常识、习惯等自在的文化要素自发地左右，虽然这种生存状况和社会历史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未分化的文化世界，但是，文化的自在状态不可能使之成为人类自觉关注的问题；另一种情形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等诸领域虽然经历了分化，但是，在人类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一直为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更为直接的表层因素所遮蔽，不被理性的自觉目光所关注。

所以，我们一般可以说，立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主要靠经验、习惯等自在的文化因素而自发地驱动，往往表现为一种非反思的“自然历史进程”。而经历过理性化和个体化的工业文明则奠基于理性经济或主体经济基础之上，政治、经济、社会各种活动的组织化和理性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人开始凭借着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等自觉的文化精神而活动。在这样一个理性化的世界中，人一方面可以体会到自觉的文化精神和主体意识对历史进程的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可以体会到原有文化模式对人的行为的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现代工业文明通过交换和交往开启了“世界性历史进程”，从而在比较和冲突中展示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各项事业背后的文化模式的影响力。这样一来，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开始成为文化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自觉的主题。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文化自觉的历程实际上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初就开始了。在现代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历史背景中，以理性化和个体化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性逐步生成，理性文化精神越来越发达并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动的一切方面：从生产到生活，从经营到管理，从社会活动到制度安排，处处以自觉的理性精神和规范为准则。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谈到理性时代时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3]

理性精神的发达清晰地表征着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冲出历史的地平线。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进程中，人们逐步看到了构成历史运行机理和图式的文化之影响力。文化的自觉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例如，文化模式的凸显、文化形态的转型、经济理性的生成、制度安排的理性文化设计（韦伯所分析的科层制），等等。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简单枚举文化机理在人的生存中和社会运行中的具体作用的显现，而是揭示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走向自觉的机制。促使文化走向自觉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应当是知识的增长方式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

讨论现代化问题，我们会立即想到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生产力的增长、经济的发达、政治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因素。但是，在所有这些社会变革的背后有一种巨大的推动力，这就是人类知识的加速度增长。波普在反对历史决定论时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必须指出，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互交织的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类一般知识的简单增长，而是引起了人类知识的增长速度和作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理论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知识与技术的结合使知识超越了一般德性、智慧、修养、消遣的狭窄范围，直接作为理性设计、价值创意、方法指导、技术方案、操作手段等文化力量整合到个体的生存维度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行机理中，而且具有一种总体化的趋势。

胡塞尔晚年在分析欧洲科学危机和文化危机时曾对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特征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从笛卡儿开始，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自然的数学化、理念化进程的转折。随着数学的普遍化，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大一统的理性主义观念开始支配科学和哲学。到了伽利略，自然进一步被数学化和理念化，纯几何学中的完美观念开始形成，自然作为数学的宇宙，服从于自然规律。在这里，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开始确立并且开始支配历史进程。胡塞尔认为，在柏拉图那里，实在是对理念的或多或少完全的分有，而通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自然本身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自然本身成为“一种数学的集（mannigfaltigkeit）”。数学化的最高阶段是普遍的形式化，其结果是公式成为预见具体的出发点，“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整体意义，我们能够作出超出直接经验直观和前科学生活世界的可能的经验知识领域的、具有规定性和系统性的预言。使这样的预言直接成为可能的决定性的成就是我们建立起了数学的各理念存有之间的实际的相互关系”[4]。同时，形式数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技术化”，结果，“这件‘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理念的衣服，或这件符号的数学理论的符号的衣服，囊括一切对于科学家和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作为‘客观实际的、真正的’自然，代表生活世界、化装生活世界的一切东西。正是这件理念的衣服使得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有，而这种方法本来是为了在无限进步的过程中用科学的预言来改进原先在生活世界的实际地被经验到的和可被经验到的领域中唯一可能的粗略的预言的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5]。可见，现代理性知识的增长方式和作用方式对于文化在总体上的自觉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里我们还特别想指出的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增长形成了人类知识的反思性（reflexivity）机制。如前所述，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由于理论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知识与技术的结合，知识开始成为一种整合到个体的生存维度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行机理中的总体化的趋势。现代知识的反思性就是这种趋势的重要特征，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社会历史方位，使自觉的文化开始成为人类社会运行的自觉的内在机理和图式。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社会知识的反思性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反思性是人类活动的内在规定性，但是，由于前现代社会具有“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因此，“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性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再生产的根基，由此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性在于这样的事实：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改变着自己的特征。我们应当明白这一现象的性质。所有社会生活形式都部分地由行为者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所确立。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关于‘如何继续进行’的知识对于由人的行为所制定并加以再造的惯例而言，具有实质的意义。在所有文化中，社会实践惯常地被不断地注入实践中的新发现所改变。但是，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惯例的改变才能（在原则上）被用于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对于物质世界的技术干预。人们常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追求为标志，但是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完全准确。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确证，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自身的反思”[6]。显而易见，认识现代知识的反思性特征，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现代文化的特点和现代文化在人类社会历史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运行中的经济合理化、政治契约化、管理科层化等自觉的理性文化设计和建构都与人类知识的增长和反思性特征密切相关。

二、理性文化的深刻危机

发端于古希腊理性主义的西方文化模式或者文化精神在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后遭遇十分复杂的命运：一方面，人类理性精神的不断发展和发达，推动物质生产力和探索研发能力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展示了文化特有的作用和力量；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人类开始遇到与人类生存自我相关的、深层的生存困境，即由于理性的过度发达所导致的文化危机。换言之，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本身开始成为问题，这也是推动文化自觉的重要社会历史因素。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特殊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以更为深刻的方式展示了文化在社会运行和人的生存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自从人类于1500年进入近现代之后，自觉的理性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对于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1500年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是中世纪社会和近代社会之间的分水岭。这一新时代的最初两个世纪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发生了一系列不同的事件，如：价格革命、商业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新大陆殖民、世界贸易发展以及作为欧洲政治组织最高形式的民族国家的出现。”[7]虽然在这一时代，理性文化的创造性已经开始展露，但是在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看来，从中世纪结束到法国大革命这一“近代早期”包含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重要的内涵，但还不是人类理性精神和物质创造力充分展示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还主要体现在“市民精英的世界中”，而“在普通民众中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8]。相应地，近代早期技术更新和经济发展都很缓慢，“1800年前人类经济生活是一种和其他物种一样的自然经济。决定动物生活条件的因素同样决定着人类的生活状况”[9]。因此，人类处于著名的“马尔萨斯均衡”或者“马尔萨斯陷阱”，即必须依靠战争、瘟疫、灾难等手段来降低人口数量，以适应于经济的缓慢发展和低水平。有的经济学家断言，“1800年前，马尔萨斯均衡使得所有社会都受困于马尔萨斯陷阱。这似乎意味着，当时的世界经济处于完全停滞状态，至少自8000年前新石器革命以后的稳定农业社会以来是如此”[10]。正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从根本上打破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这种自然节奏。“统治了人类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停滞的工业化前的世界，被1760—1900年间发生在欧洲的两个看似突如其来的事件彻底粉碎了。其一是工业革命，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快速增长现象源于知识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其二是人口革命，也即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生育水平的降低。”[11]

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持续进步和经济快速增长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人类自觉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制度安排和社会组织的理性化程度和效率空前提高、人的生活条件空前改善、人类的文化创造力和物质创造力空前展示，人类历史内涵之丰富程度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尽管有经济危机的困扰和不同经济体制的冲突，人类生产力并没有停滞，而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悲剧，人类还是逃过了毁灭性的劫难，并且通过WTO（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对话和契约机制；匮乏状况的缓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兴产业的崛起；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革命导致人类精神生活的空前丰富，等等。在这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自觉的理性文化的巨大创造力和自觉推动历史的作用。

但是，令我们十分遗憾和痛心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近现代人类巨大成就与现代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之间的本质性关联，同时也看到了近现代人类历史困境与这一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之间的重要联系。而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人类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这一危机一方面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自我冲突和自我毁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通过欠发达和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确立理性文化模式时所遭遇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冲突表现出来。这种深刻的文化危机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体验到文化无所不在的力量和重要作用。

近现代人类的文化焦虑或文化危机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它比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各种战争冲突、体制变革与转换都更为深刻，因为它涉及人类生存和社会运行的文化合法性问题。面对具体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物资匮乏、民族冲突等问题时，人们容易把它们理解为暂时的、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或努力而消除的历史现象。而当人们在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的表层下挖掘出支撑人之生存和社会运行，为我们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提供标准的文化底座，但同时又发现我们数千年不知不觉、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特别是推动近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理性文化模式已经受到威胁、陷入合法性危机、值得重新反思时，那种发自人之生存的焦虑和危机感的确是令人震撼的。

近现代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不是人之生存的枝节性问题，而是直接涉及人类历史“轴心期”确立的历史意识或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危机问题。雅斯贝尔斯在公元前8至公元前2世纪找到了人类文化和人类精神的“轴心期”，那时形成的自我意识、理性启蒙、人性的精神化、理智、个性等“轴心期”的历史精神因素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原动力。如前所述，中世纪之后，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社会契约理论等精神整合与文化创造，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一种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理性主义历史意识成为近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这种历史意识或文化精神以理性化、世俗化和人的个体化为基本内涵，它相信理性万能、理性至善，相信理性及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理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和人对自然的统治的增强都毫无疑问是对人作为宇宙中心地位的确证。理性代表着一种善的力量，构成人的本性，因此，这是一种乐观的人本主义或历史主义，它相信，人性永远进步、历史永远向上，现存社会中的不幸和弊端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或时代错误，随着理性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终究可以进入一种完善完满的境地。

然而，正是这种包含着坚硬的绝对意识内核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在其自身内部就包含着冲突和张力，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和人之自由（人本精神）之间、有限的工具和无限的目的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和对立。中世纪之后所开始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基本内涵是个人自由和技术理性的同步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相信两者可以同步协调发展，相信人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与自由的增强而达到自我拯救，达到完善的境界。而这一历史设计或文化信念的轴心是技术和理性。然而，就在人们的这种理解和信念中已经包含不可克服的、致命的局限性，它必然导致这一文化精神或历史意识在一定条件下的自我裂变，导致人类行为不计后果的极端化偏向。

近现代人类历史清楚地展示了人类在基本文化模式上的悖论、焦虑和危机，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形。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有增无减，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和统治却带来一系列人们未曾预料的结果：不但被征服的自然在生态等方面重新恢复起自身的自然性，正在并将继续无情地报复人类，而且人类用以征服自然的技术本身也愈来愈成为自律的和失控的超人力量。技术的异化促使一些普遍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异化和失控发展：官僚制的极权国家、以批量生产和商品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以操纵和控制人的精神世界为宗旨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斩断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天然联系的大都市，等等。结果，人在完全是自己的文化创造物的属人世界中，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着无形的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摆布；面对按照技术原则组织起来的庞大的社会机器，个人的渺小感、无能为力感油然而生。在最极端的形式中，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原子弹的邪恶威力、“奥斯维辛”、“格尔尼卡”、“古拉格群岛”等悲剧把以技术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之危机淋漓尽致地**在世人面前。理性不再至善至上，不再简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是转变成可以灭绝人寰的“技术恶魔”，人从自然的主人沦为技术的奴隶。在20世纪，社会的统治和控制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直接地、简单地表现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政治、经济、国家、行政组织、意识形态等也不再以相对独立的领域或社会力量而存在，而是整合成一种消解人之主体性和人的自由的异化的文化力量。

19世纪下半叶，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一些预言式的思想家已经以某种方式透露了人类文化精神的这一批判走向，因为他们已经敏锐地捕捉到即将到来的深刻文化危机的气息。20世纪，文化批判已不再是少数敏感思想家的独白和绝望的呐喊，而是一种群情激昂、同仇敌忾的主流呼声。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人类思想和理论演进的突出标志是普遍的文化反思和批判，可以说，这是一个自觉的文化批判的时代，如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张力的分析，生命哲学家齐美尔关于现代社会的普遍物化现象的揭示，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文化分析及其“生活世界”的理论药方，弗洛伊德对于现代人在普遍理性（超我）支配下的普遍的精神疾患的分析，汤因比、斯宾格勒、雅斯贝尔斯等历史哲学家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对西方文化危机的剖析，等等。这些围绕着启蒙理性反思和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探索构成了20世纪自觉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哲学的重要内涵。

对于中国等后发展的国家而言，理性主义文化的危机引发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冲突。它们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具有特殊的历史定位：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它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朝气蓬勃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受到批判和责难而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这种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它使得原本应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挤压着这些寻求现代化的民族。结果，不但普通民众面对文化的冲突无所适从，即使知识精英也由于对不同文化精神的利弊的不同理解而相互分裂。而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文化冲突和文化矛盾，围绕着理性主义文化而发生的矛盾和危机又以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边缘文化与中心文化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化危机和文化冲突一下子把文化问题变成了我们时代生存的焦点性问题。

三、信息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化和文化整合

近现代的文化自觉是一个开放的演变过程，到了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文化状况展现出更为复杂的内涵：以现代性问题为核心的理性文化的两重性和“二律背反”依旧存在，成为当代各类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聚焦点，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又使得文化的问题更加凸显，更为复杂。全方位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问题不仅体现为精神层面的张力和冲突，而且涉及人类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类文化作用的进一步凸显和文化存在方式变化引起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的重大变化，以及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历史方位的重要变化。概括起来，这种深刻的变化体现在：随着历史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领域通过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和自觉，文化的力量在个体的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各个层面上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因此，文化问题是当代各种社会历史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用它解释各国的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军事战略、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联合和对抗”[12]。

与各个历史时代相比，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整合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整合。其最深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导致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存在方式的重大改变。人们通常习惯地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几个主要领域。由于人类分工状况和社会控制方式的原因，这几个领域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相互关系和地位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前工业社会或前市场经济时代，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一般呈现为“领域合一”的状况。这种合一或是表现为人类初始自在的血缘文化、宗法氏族体系和自发的日常经济活动的未分化状况，或是表现为自然经济条件下以政治的强制统治为核心将各个领域通过臣属关系而形成一个整体的情形。到了工业文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分工的发展，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领域走向了“领域分离”[13]。各个领域之间的强制性约束关系开始消解或减弱，不再存在着某一支配和统治所有其他领域的中心领域，各个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独立和自律。不可否认，这种领域分离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比较大的驱动作用：分工的合理化和效率的极大提高、依据契约原则的法治和政治民主化的确立，等等。当然，这种领域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虽然不同社会领域之间已经取得了相对独立性和自律性，但是，传统决定论的思维定势影响着人们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在理论和策略上人们还常常按照决定论的方式来处理各个领域的关系，因此，才出现了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等不同的社会历史理论构架。

在信息化时代，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或动向开始出现。目前，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领域之间似乎出现了重新“一体化”的趋向。当然，这种新的一体化趋势不是回到前市场经济时代的自在的“领域合一”状态，不是通过确立某一领域的中心地位或取消各个领域的自律性或相对独立性而把社会各个领域强制性地纳入一种集权的一体化之中。这是一种全新的一体化，是在尊重各个领域相对独立性和自律性、尊重合理的社会分工原则前提下通过自觉的文化整合而形成的社会各个领域的有机的一体化。其中，文化不再是与政治经济相分离的、外在的、相对独立的、被决定的精神文化，而是真正成为人类生存的自觉方式和社会各个领域内在的机理和图式。这是真正的文化自觉的时代，而促使这一文化整合和文化自觉的根本性因素是人类全方位地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变革是多方面的。信息化无疑是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的，但是，当这种技术以前所未有、不可估量的速度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和人之生存的一切层面时，它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一般的技术和手段的地位，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一种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生存方式。因此，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来看，信息化时代最深刻的变化是生存方式，即文化的变化。实际上，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是最能展示文化的整合力量的方式。由于文化的新的整合方式和新的自觉，文化的力量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例如，在信息化时代，经济与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知识含量和理性内涵的急剧增大，价值选择、文化设计已经成为所有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生存导致交往的全球化，导致交往主体的空前平等与自主选择，主体间的跨文化交往和商谈伦理的日渐突出，优化的政治文化、经济理念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化的文化冲撞中取得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使一切文化领域和文化成果从创作到使用（消费）空前普及和平民化，导致了政治的非神秘化和公开化，导致了哲学等精神活动领域的非神圣化，等等。

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整合在传统理解的经济领域和文化的关系上尤为明显。应当说，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社会的重大进展之一便是以信息化为背景的大众传媒的日益发达与无所不在的影响，以及由此催生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一方面，环绕着大众传媒而膨胀起来的文化从传统的贵族特权转变为渗透到大众生活之中的平民化文化产业；另一方面，传统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日益超越了纯粹工具加工活动和直接的交换活动的特征。摆脱直接性使用价值束缚的理念、价值、形象、想象、追求、希望、策划、设计、广告等体现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要素，开始从传统经济活动的外在附属物转变为内在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出发点和主动力。在这种背景下，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传统的界限或外在性开始消失或模糊，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

对于人类社会的这种变化趋势，许多理论家有深刻的体验。例如，波德里亚关于物的符号化、消费社会、仿真现象的批判，都从一个特殊视角透露出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特别的整合力。他早期在《物的系统》中就分析了目前新的物的世界与传统的物的世界的区别。他通过日常生活中物的世界的一些重要变化，如物品的个人化特征的消隐和物品功能的多重化等，指出现代社会中物的符号化，人与物的关系成为人与符号的关系。在分析大众传媒时代的消费社会时，波德里亚进一步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正如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都限定在符号系统关系之中，波德里亚也认为商品的所指已经变得与它们的具体用途无关，而是由它们对整个商品和符号的系统的关系来决定。波德里亚分析道：“今天，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独地被提供出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14]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只有通过消费才能与作为符号的物和商品发生关系，与他人发生关系，通过解读消费世界的符码（code）而进入社会系统。波德里亚还曾提出著名的仿真（simulations）[15]概念。他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仿真时代，在这里，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仿真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由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时代的话，那么，与此相对立，后现代的仿真时代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符号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剧增，它们已经主宰了社会生活。与此相关，波德里亚使用了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内爆（implosion）。他认为，在后现代社会，形象或仿真与真实之间、符号与经验之间、信息与娱乐之间、影像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均已内爆，均已模糊或消失。[16]在仿真时代，传统的表象和真实的关系、符码与模型和物的关系均已被破除，不是表象反映真实，而是模型构造真实，不是物决定模型而仿制，而是符码与模型决定物的构成，构造着真实。因此，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真实”（hyperreality）的世界之中。我们这里无法进一步展开波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和仿真时代的深刻分析和批判，但是，这些敏锐的分析的确加深了我们对于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整合，以及通过文化整合而出现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一体化趋势的认识。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社会通过文化的运行机制而一体化的趋势还会进一步明显。

由于社会诸领域的“再一体化”和相互融合，社会的主导型、中心化的宏观权力逐步分化为非中心化的、弥散的微观权力（例如，微观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从而使社会的控制机制由几种宏观权力的彼此冲突或相互博弈，逐步让位给多态化的微观权力的相互制约和差异化共生。因此，在信息化时代或者在后现代的背景中，构成社会运行、控制和治理机制的要素除了宏观的政治权力或者宏观的经济力量外，越来越多地大量涌现出非中心化的、分散的、弥散化的、多元差异的微观权力，例如各种相对自律的公共领域、非政府组织、边缘群体、社会微观结构和层面上的微观权力，以及以符号、形象、符码、仿真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非经济的经济权力和渗透到所有社会领域和层面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权力。一般说来，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融合，真实与符号（符码）彼此渗透的多态化的微观权力结构或者微观政治结构，既可能为个体的自由和个性发展提供空间，也可能使理性对人的统治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对这种控制机制的抗拒和改造往往同样需要各种多态化的、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的多维反抗，而无法沿用传统的宏观政治变革模式。与人类社会现实的这种深刻变化相适应，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模式也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叙事，从宏观理论范式向微观理论范式的自觉转变，从而使近现代的自觉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理论不仅聚焦于历史内在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而且通过微观政治和文化机理的分析和批判，成为透视当代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的理论研究范式。在文化自觉不断增强的进程中，各种自觉的文化理论的不断发展构成了近现代人类思想演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