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目的是要使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好地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从而实现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这就要求将视镜拉回到中国的现实，用全球化的观点来审视中国的社会发展。

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除了受到全球化对社会发展的一般影响外，同时受到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特殊影响。这种特殊影响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是引发了这样两大问题的纠结：首先是两种发展逻辑的碰撞。全球化尽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决定性的力量还是资本，因而全球化主要遵循的是资本逻辑。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则不一样，它不可能完全遵循资本逻辑，而是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殊逻辑。由于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的背景不同、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不同、发展所处的位置不同、发展的导因不同、发展的推进方式不同，因而会形成不同的发展逻辑。这种发展逻辑是由内外因素交互作用造成的。由于发展的逻辑不同，因而导致发展中的矛盾也比较特殊，如发展中所遇到的浓缩与循序、滞后与超前、机会与压力、解构与重建、民族化与世界化等矛盾，大都具有“悖论”的性质，或者是“两难困境”。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要想加快发展，既不能完全遵循资本逻辑，又无法摆脱资本逻辑，这就必然发生两种发展逻辑的碰撞。要减少碰撞或摩擦带来的损失，不可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方法，而只能是合理协调两种发展逻辑的关系，既要充分利用全球资本逻辑的积极作用，又要恰当限制其不利的影响，使其合理融入到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逻辑之中，使之成为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次是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的较量。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抢占了先机，占有全球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丰富资源，控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先发优势”。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先发优势”，但也会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取“后发优势”。其后发优势表现在：可以通过国际科技合作与经济合作，直接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已经成功的技术路线与产业发展方式，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特别是利用发达国家的风险资本，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可以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国内，使先进生产力直接转变为国内生产力，并拉动其他生产力的发展，等等。但后发优势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具有绝对必然性。没有一定条件的创造，后发优势也会变为后发劣势。如只注意模仿发达国家现成的科技创新成果，而未能真正学习和掌握实质性的科技创新能力；只注意沿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未能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具体发展道路，必然会形成后发劣势。因此，如何处理好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和所面对的问题出发，中国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寻求健康的发展，必须在这样一些原则问题上加以清醒地认识和合理地把握：

1.全球化的引导。全球化就其形成和发展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交往普遍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但是，肯定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并非指认全球化是纯粹“自然”的，而非“人为”的。实际上，全球化现象的凸显，固然是经济技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不能小觑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为”作用。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现代全球化并不是进化而来的产物，事实上，它是为了一些特殊的目标而人为设计出来的。这个特殊的目标就是：使经济具有优先权，大公司的价值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和实现”。而且，“现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有其出生地和出生日期的，它就出生在布雷顿森林、新汉普什尔、1944年”，是为了减轻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避免再一次的经济萧条而设计出来的。[11]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目前的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发达操纵和控制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左右的。对此，法国传播学家马特拉曾从文化的角度深刻地指出，“在全球化的概念下，有一种世界的控制论表象。这不是巴罗阿多学派的控制论，而是一种简陋的控制论，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用物理的方式进行整合”。“这个概念反映了一种模式的类型，一种全能主义的理想，一种总体论的哲学观，它试图使我们相信世界的走向是命定的，就是说外在于所有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冲突的设想。”[12]因此，全球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政治推动的产物。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没有政治决策就不会有自由贸易和全球化”[13]。

既然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由经济必然性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操纵的结果，那就说明全球化也是可控的。这就提出了全球化的合理引导问题。也就是说，面对全球化，不能任其盲目发展，不能一味地讲“顺应”或“适应”，而是应当积极参与，有所作为；通过参与和作为，积极影响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不合理的世界格局。如何作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善于灵活运用国际规则为我服务。国际规则是国际社会为稳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促进共同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平等竞争等目标而建立的有约束性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目前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国际规则，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不少发展中国家总是在规则的制定上处于“缺席”的地位。由于国际规则由发达国家所主导，这就必然有利于发达国家将其自身的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利益，进而拉大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发展差距。然而，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完全可以利用国际规则来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如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关于发展中国家条款、环保与技术标准、防范金融危机机制、反倾销机制等，都可以作为其保护性手段。此外，也可以借助于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2.发展自主性的确立。以什么样的姿态应对全球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影响甚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实质上是一个追赶现代化的过程，每一个参与的国家都要通过不断的自我修正、自我更新，推动自身的社会改革和转型，调整自己的内外战略，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但是，也应当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阿拉伯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总体上是拒斥的，实践是被动的。这些国家更多看到的是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担心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担心政治经济局面的稳定。他们简单地把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归因于全球化，同时过于自信传统文化的应对能力，对借鉴外来发展经验表现消极，由此带来的全球化处境比较尴尬。可以说，这些国家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被全球化”的状态。这种封闭、消极的态度既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也违背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一些国家错失了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

如何走出“被全球化”的困境？关键是要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自主发展。这就是要确立发展的主体性，既不能让全球化牵着走，也不能让全球化被动地推着走，而是要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坚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合理抉择，也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推进现代化的合理发展方式。因为现代性不可能离开主体性，全球性也不能替代自主性，失去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发展，决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毋宁说是扭曲的发展。这方面的国际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然而，走自己的路并不意味着无视外部世界的变化我行我素。因为走自己的路，并不排斥借鉴别人走过的路。外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有的做法或“走法”符合中国国情的，完全可以吸收、借鉴；外国一些先进的经验、成果也完全可以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因此，中国的自主发展是包含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在内的，因而有其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走自己的路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是内在统一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坚持自主发展，核心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发展道路，决不是从某种抽象的理想、原则出发的，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而确立的。实践表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只有诉诸社会主义方式才能得到有效解决。邓小平也反复讲过这一道理，认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14]。“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15]所以，我们搞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现代化。

今天，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到了重创，资本主义似乎获得了全球性的胜利，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由此而生。社会主义是否走到了尽头？这并不取决于主观意愿，也不取决于一两个事件，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自身的生命力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就从全球化的现实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的存在有着不容否定的重要价值。全球化的发展，没有消除世界范围的贫富悬殊，反而使这一现象更为加剧；没有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得以缓解，反而日益突出（如“占领华尔街”等）；没有使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反而使“全球问题”更加严重。所有这些，都凸显出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尽管它有过弯路和挫折，但如有的学者所说，“社会主义作为全球化进程不可分割的部分，曾经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今后仍然会在全球化中找到新的支点，并且会以其倡导的民主、平等、人道获得全球范围的认同”[16]。当然，在认同社会主义价值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由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必须在同资本主义打交道中合理推进社会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

3.发展路径的选择。发展的结果总是有赖于发展的路径。全球化进程所形成的发展路径纷繁复杂，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因如此，“路径依赖”成为发展研究引以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路径依赖”的概念最初来自生物学，原指生物进化中的自然选择过程使生物物种具有了沿着某一发展方向不可逆的连续积累的特征，从而使其最终状态依赖于其发展路径，并沿此路径发展下去。经济学所讲的“路径依赖”主要指现有的发展总是按照原有的方式和路线来推进，而原有的方式和路线是由其历史、文化、体制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即过去的选择决定了现在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社会发展主要借助的是路径依赖，那么，在全球化条件下，路径依赖就很难说是一种正确抉择了。全球化的发展格局，必然要求路径转换。不打破原有的路径，完全沿用过去的发展方式，社会发展就会遇到重重障碍，不仅降低运行效率，丧失生机活力，而且无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因此，克服“路径依赖”是发展的客观要求。

要加快我国的社会发展，进而实现科学发展，重要的是做好这样一些路径选择：

首先是现代化基本路径的选择。按照学界的划分，世界现代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两次现代化：第一次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第二次是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或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转化。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是：到2007年，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87％，在全球131个国家、地区中排名70位，[17]属于工业化后期国家；同样是到2007年，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42％，世界排名63位，与同期美国的109％、日本的102％、德国的93％、法国的92％、英国的91％存在很大差距，[18]属于第二次现代化初期发展国家。这两次现代化都未完成，都必须继续推进，问题是怎么推进。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决不能重走原初工业化的老路，即先走完第一步，再走第二步，而是要瞄准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前沿，直接吸纳和利用信息化时代的成果，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这种“复合”的路径虽然行走艰难，但要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进行这样的路径转换，否则将渐行渐远。

其次是产业路径的选择。现代产业链是由投资、研发、制造和营销四大环节构成的。在这一产业链上，上游环节（如投资、研发）和下流环节（如营销）在价值链上创造出较高的附加值，而中间环节（如生产制造）则在价值链中创造出的是较低的附加值。在目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中国主要处于低附加值的环节，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中国不少企业只能用廉价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环境污染的代价来降低产品成本，获得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就会形成中国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即国际产业结构的格局规定着中国产业发展的路径：沿着低端制造业、低劳动力价格、高资源消耗与高环境污染的方向来增加产值和获取利润。如果沿着这样的路径来发展，只能使我国的产业更加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中的高端部门，而这种依赖又会进一步加深中国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中国的产业发展以至经济发展必须走出资源扩张性增长的老路，实现从资源扩张型增长向技术创新型增长的转变。也只有这样的转变，才能逐渐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再次是体制路径的选择。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是与社会转型紧密连在一起的。发展状况往往是体制因素的函数。中国历经三十多年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长期形成的传统体制因素还在顽强地、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如受自然经济和宗法关系的长期影响，我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基本上是属于人们通常所讲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关系”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关系网”体制，进而导致经济的某种扭曲发展：利用“关系网”降低土地与原材料的价格；在企业改制中进行勾结以低价贱卖国有资产；利用“关系网”搞地方保护主义，制造市场割据；利用关系偷税漏税、操纵股价等。这种“关系网”的路径依赖造成对技术创新的冷落、土地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滥用以及不公平竞争的出现，最后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和国际竞争力的下降。所以，要使我国经济与社会得到又好又快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打破这种“关系网”路径，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各种体制，完善各种相关的法律与制度。

最后是文化路径的选择。社会发展离不开文化发展，而且本身就包含着文化发展。如何推进文化发展？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面向今天的时代，适应时代要求。全球化不仅使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而且使各个国家的文化交往也日益密切。特别是数字化、网络化以及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为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手段，使各个国家的文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面对这样的文化态势，简单地沿袭传统文化之路，或者简单地重蹈西方文化之路，都不是文化发展的正确路径，合理的选择应当是立足民族、放眼世界，走出一条综合创新之路。所谓综合创新，就是要在积极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文化融合和创新。这是全球化条件下推动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为此，在文化发展问题上，一方面要反对无视文化民族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妄图以某种文化一统天下的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对拒斥文化世界性的狭隘民族主义。在文化发展的路径上，除了中外对接之外，还要注意古今转换。这就是不能固守传统文化，应当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这样的转换既是文化推陈出新的路径，也是走向现代世界文明的路径。

[1] ［德］乌尔里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1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5—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 参见唐士其：《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12—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 ［美］福山：《大分裂，人类社会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 ［英］卡斯特：《认同的力量》，1—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57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8] ［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化事业》，1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9] ［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化事业》，1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0]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18、2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1] 参见［美］约翰·卡瓦纳、杰瑞·曼德尔编：《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3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2]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30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3] ［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54—5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206页。

[16]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72页，北京，中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7] 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2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8] 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第ⅩⅥ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