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社会相比，全球化的出现，使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变形，以致形成了新的发展图式。在这种发展图式中，各种关系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调整，各种因素得到了重新组合，具体的发展方式、发展机制都同以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宏观上来看，全球化对于社会发展主要是在这样一些基本关系上引起了深刻变化：

1.发展的内外因关系。全球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既作为外部环境，又作为内在因素，事实上就提出了发展的内外因关系问题。谈到社会发展，人们习惯于将国际局势与本国实际看作外因与内因的关系。一般来说，这样的理解在原则上没有错，但要结合现在出现的新情况深究起来，似乎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在一个国家尚未真正进入世界历史之前，它与世界的关系是游离性的，因而其本国实际与周围的国际环境，是典型的内外因关系。但是，自从世界历史开创以来，特别是该国进入世界历史即加入全球化以来，由于它与世界的关系已由原来的游离关系变为整体与部分或“有机体”与“器官”的关系，因而不能把当时所处的全球化简单地看作是这一国家发展的外因，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发展内因的重要因素。这决不是要来抹杀发展内外因之间的原则界限，也不是要完全否定全球化的外因作用，而是旨在强调，对于发展内外因关系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也就是说，在全球化条件下，内外因的界限与关系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因此，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必须有全球意识。首先应当承认，讲国情绝对不能离开本国实际，因为不管全球化程度多么高，它总不能离开和最终取代各个国家的发展现实。但是，同样应当承认，不能完全撇开全球化发展大潮来单独谈论国情，因为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是紧密，“世情”就越是成为“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在全球化条件下，各种内外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国家某种矛盾产生的根源，并不一定在该国本身，而可能就在内外因素的交叉点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虽然“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但由于各个国家的相互交往，“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2]。由于国内外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因而其作用也是互动的。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每一国家的内部事务与外部事务既相互制约，又彼此促进。如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对国际事务的处理，总是紧密结合内部事务进行的。一方面，它要服从于国内发展的需要，能够适应国内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要求国内事务与之相配合，能够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准则。例如，任何一个国家每参加一个国际组织和条约，都要全面地权衡对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利益的利弊得失；一旦加入，就必须承担国际义务，对有关的政策、规定和活动方式加以调整，保证各种有关活动都能按照国际规则行事，同时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条约、规则所带来的每一点权利和机遇，促进国内的发展，争取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对于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必须予以应有的重视，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发展的“外部条件”，应当看到它的实质性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

2.发展的时空关系。社会时空不同于自然时空，它是人类活动创造的产物。在传统社会，社会的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基本上是在特定的空间中按照一定的速率发展延续，因而人们感觉不到时空的变化，以致可以忽略不计。而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的时空关系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大大改变了社会发展原有的时空结构，使时间和空间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重大变革。就空间来说，全球化一方面打破了民族的和地方的限制，使得各个国家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随着信息技术、电子媒介的发展，使得人们置身于“地球村”中感受不到“空间”的存在，因而空间似乎越来越小。就时间来说，全球化一方面因交通、交流的便利使发展的时间大大缩短；另一方面又会随着全球空间关系的重组而使发展时间延长，即拥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推进本国的发展。时间和空间的这些变化，可以说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显著效应。

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时空特征，当代西方学者都给予了特别关注，尤其是对空间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当代美国学者哈维用“时空压缩”来描述全球化进程中的时空变化，认为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本、快捷的电子信息技术、方便的网络传播等，使社会生活的时间、空间被大大压缩。英国经济学家斯图尔特用“超地域化”（或“去地域化”）来反映全球化所导致的空间变化，认为全球化指的是社会空间性质的重大改变。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则用“流动空间”来概括新的空间特性，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网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新的“流动空间”与原有的“地域空间”同时并存，且空间的流动性在日益增大。尽管不同的学者对空间与时间有不同的描述，但他们确实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今天社会时空的变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不仅时空的存在方式和运动形式发生了变化，而且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也有了重大改变。马克思曾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例，认为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3]。这就是说，时间的缩短就意味着空间的扩大，时间可以转化为空间。实际上，不仅用时间可以消灭空间，而且也可以用空间去消灭时间。世界市场的扩大、网络空间的形成以及社会活动领域的开放，可以促进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流，从而通过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加快社会发展的步伐，缩短发展所需要的时间。此即为空间转化为时间。时间和空间就是这样在全球化进程中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的，这就是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个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内在的差异性，时间与空间的组合又呈现为多重的复合。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可能出现多重的时间，而在同一时间内则可能出现多重的空间。如在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空间中，可能有属于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结构同时存在（如知识经济、传统工业经济、小农经济同时并存）；而在同一个发展时段内，又可能有多层化的经济发展空间，如由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市场（如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等形成的立体式的发展空间。多重的经济与社会时空的存在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可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增加社会对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动**的缓冲能力，如中国现在经济结构的多重时空特性使乡镇企业倒闭之后工人能够回乡务农，从而减轻城市及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本身也为不同的技术与规模水平的企业的生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这种多重时空也在撕裂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可能会形成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以至政治上的波动，目前中国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就反映了这一点。[4]

3.发展的顺序性与跨越性关系。当一个国家限于“民族历史”发展范围时，其经济发展往往是按照经济自身的内在要求和成长阶段，循序渐进、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而在进入“世界历史”之后，这种顺序性的发展格局则会被打破，有可能形成跨越式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这种跨越式发展不再仅仅是一种偶发的现象，而是日益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现象；相应地，这种跨越式发展也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经济发展规律之外的“特例”，而是合乎规律的社会现象，以致跨越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会打破发展的顺序性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呢？这主要是由全球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交往”决定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使科学技术与生产日益国际化，导致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受本国生产状况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全球科学技术和生产状况的直接影响。这种交互作用的结果，便有可能造成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独特道路，即有可能使某些国家利用世界先进技术的成果来实现经济发展个别阶段的跨越。这种跨越的实现，正是由于交往产生的世界经济技术联系改变了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因为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向先进国家学习，直接吸取新的发明创造，从而绕过“重新开始”的阶段。从此意义上说，实现跨越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一些国家的超常发展屡见不鲜。

当然，对于“跨越”应当有全面、准确的理解。跨越总是相对于具体国家而言的，而不是就世界整体来讲的。因为就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来说，它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无法跨越的。生产力作为一种既定的物质力量，人们只能继承、利用和改造它，而不能随意离开或跨越它。所以，从一国范围看表现为跨越，而从世界史或人类史来看则是未跨越。一国的跨越正是以世界已经经历过这一阶段为前提的。而且，这种跨越也不可能表现为对同时代世界生产力最先进水平的超越。就实际情况看，即使在交往比较发达的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轻易把核心的科学技术向其他国家转让出去，转移、交流的只不过是被它们认为较为先进的但不会影响其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科学技术，因而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又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制约，其实施是颇为艰难的。

4.发展中虚拟与现实的关系。全球化时代又是一个网络化时代。借助于互联网、移动电话和其他现代传媒工具，全球化的程度日益提高，人类社会由此形成了一个网络社会。互联网的发展大大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使人类世界有形的、有限的空间向无形的、无限的虚拟空间延伸，因而网络社会又成为一个“虚拟世界”。其实，虚拟世界并不完全是虚拟的，它在形式上可能是虚拟的，而在实际内容上则是比较真实的。虽然由交往主体的缺场而形成的社会空间是一个只有信息流动的符号世界，人们因此而称之为虚拟世界，但形似虚拟的网络社会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却是真实的。因为参与互联网交流的主体可以不受更多的约束而真实地表达对社会生活的陈述和评价，可以在广阔的网络空间中展开信息交流、交换意见和看法，可以将平时隐匿的价值信念充分展示出来，这样便会将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能够真实地暴露出来。而且，通过互联网，也可以及时反映和了解社会生活的真实动向和发展趋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决策。

在全球化过程中，由网络社会构成的虚拟世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经济生活来看，电子商务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更为便捷、更为紧密，全球电脑网络可以使数万亿元的贸易、投资、国际金融业务在片刻之间完成，这无疑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高效、快速地运行。就政治生活来看，国际网络的崛起，最明显的特点是使权力结构的运行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改变了以往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方式，逐渐突出了自下而上的权力运行方式，从而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式权力运行方式。而且，网络社会的出现，使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显著提高，人人都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和渠道，从而有助于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就文化生活来看，网络社会给文化生活增添了一种新形式，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它在推动文化交流、传播的同时，也使人们的心理活动、情感活动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表达，进而形成不同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意味着文化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价值的裂变，它“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使20世纪中叶工业社会中盛行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了大分裂”[5]。总的来说，网络社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兴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变迁，而是社会的整体性变迁，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一次重新构造。对于这样的网络社会及其影响，卡斯特曾指出：“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到了全世界，一如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孪生敌人——工业国家主义（industrialstatism）在20世纪所做的那样，它撼动了各种制度，转变了各种文化，创造了财富又引发了贫穷，激发出了贪婪、创新和希望，同时又强加了苦难，输入了绝望。不管你是否有勇气面对，它的确是一个新世界。”[6]这种看法基本上反映了网络社会的发展实际。

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并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而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统一世界。一方面，现实的发展离不开虚拟的支撑。没有互联网，就没有全球化，就没有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普遍发展的今天，离开了互联网，社会生活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虚拟又逐渐控制了现实。互联网的触角不仅涉及经济技术领域，而且伸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仅挑战着国内传统的控制权威，而且冲击着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虚拟世界中信息传播速度之快、数量之大，使任何国家都难以对其进行预先的、有效的控制，因而难免受到虚拟世界不同程度的操纵。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即使在主权没有受到影响的地方，国家也不再能够完全控制发生在自己领土边界之内的事情（如果它们在过去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从金融系统到生态系统，复杂的全球系统把相距遥远的社群命运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说，全球通信和交通设施支持着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新形式，这些新的组织形式超越了国家边界，但并没有减弱效率或控制”[7]。当代社会就是在这种虚拟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中推进和发展的。

5.社会发展中分化与融合的关系。人类社会历史在其社会生活领域内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属于未分化的社会；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分工的发展，社会开始出现了明显分化；而在全球化条件下，又开始出现了新的融合。相对于近代以来的分化，这种新的融合又被西方有的学者称为“逆转”。如意大利学者艾伯特·马蒂内利认为，“当今世界的分化过程出现了逆转，这种逆转渗透于不同的社会领域，并消除了边界”[8]。这种逆转的产生，主要源于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性的自我扩展逐渐走向其反面，“例如，去分化起源于过度分化，去理性化源自过度理性化，去商品化产生于过度商品化”[9]。

全球化过程中的融合，明显体现在社会发展中的“脱域”。“脱域”是由吉登斯提出来的。吉登斯把“脱域机制”作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他看来，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域出来’”。脱域使人们从原有的社会关系下解放出来，建立起新的普遍性的社会联系。而在这种“脱域机制”中，货币是“时—空伸延的工具，它使在时间和空间中分隔开来的商人之间的交易成为现实”[10]。正是货币使人们能够摆脱原有的血缘、地缘、等级制以及其他关系的束缚，可以发生跨越时—空的普遍的社会联系，从而建立起世界性、现代性的社会关系。货币、资本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关系的“脱域”，而且表现在地域的脱域和社会领域的脱域。货币、资本由其本性所决定，必然要摧毁一切影响其发展的地方的、民族的限制，由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以致使各个国家、民族在经济发展上失去原有的边界，由此形成地域的脱域。与此同时，货币、资本因其顺利实现价值增殖、保证正常运行的需要，又必然要越出经济领域的“轨道”，冲向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对这些领域以至整个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渗透和控制。因为只有这样的渗透和控制，才能清除各种政治、文化障碍，保证货币、资本的畅通运行。各种脱域的结果，便是全球化的深化和发展。

融合固然是全球化过程的一大特征，但融合并不意味着消除了分裂或分化。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既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因为资本力量总是要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和控制为前提，以获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超额利润为目的，这就必然会产生贫富差距、全球分裂。而且，由于利益上很难协调一致，因而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如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运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向纵深发展，一些中小民族也纷纷要求自治。与此同时，各种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也激发起来，与全球性背道而驰。这就形成了全球化的悖论。

这种既融合又分裂的趋势，必然引发各个国家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以及每个国家内部社会生活领域、社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发展。融合与分裂，既可能给发展形成有利的局势，又可能给发展带来棘手的麻烦。这就要求在发展的具体推进上必须处理好统一化与多样化、集中化与分散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等关系问题，注意化解由融合与分裂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保证发展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