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人的发展和人的自由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人追求自由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发展过程；自由的不断实现，也就是人的不断发展。

就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人的自由主要涉及这样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二是自由时间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解读这两大问题，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自由有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来看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贯穿于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始终，并成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矛盾。这一矛盾是由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决定的。

其一，人生活在两个世界，即“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人既是社会存在物，又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4]这就是说，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离开自然界来生存和发展。人虽然不能离开自然世界来生活，但又不能仅仅满足于自然世界的生活，而要追求一种更高的理想，并用某种理想引导自己的生活。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生活世界，即理想世界。两种世界存在的规律是不同的。在现实的自然世界，存在的是自然必然性，自然必然性是支配自然世界的基本规律；在理想世界，存在的不是必然性，而是自由，自由是理想世界的存在规律。人既然生活于两种世界之中，而两种世界存在的规律不同，这就自然会产生自由与必然性的关系问题。人不能离开现实世界，当然会像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受制于自然必然性；人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而指向理想世界，又不能不同时受自由的引导与激励。这样，自然必然性与自由就成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永恒性矛盾。

其二，人的存在具有双重属性，即现实性与超越性。人的存在，无疑是人的“生命存在”。作为生命存在，当然必须是生命体首先得活着、生存着。但是，人的生命存在并不仅仅是自然肉体的存在、现实性的存在，它还有其更为重要的方面，即生命意义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能深刻地标示和体现人的生命存在的真正内涵。因为人非动物，其存在与活动并不是本能的，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存在物，他不会把自己的自然存在当作自己生命存在的全部，总是要在维持自己自然生存的基础上有所追求，力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存在达到更加完满的状态。所以，完整的生命存在并不仅仅是现实性的存在，同时也是超越性的存在。作为现实性的存在物，人必须遵循现实生活、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作为超越性的存在物，人又按其自由的法则来思想、行动。人既不能脱离现实，又不能没有精神追求，这就不能不产生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只要有人类存在和发展，这一矛盾就会存在。

自由与必然的矛盾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它并不会随人类活动能力的提高而消除，而只能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因为只要有人类实践活动，就有一个内在目的性与外在规律性的矛盾问题，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就是这一矛盾的反映和表现。人类活动能力的提高并不是对这一矛盾的摆脱，而是使这一矛盾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伴随实践的发展，人们会在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上有了新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更大程度和更深层次上遇到了新的必然，自由与必然的矛盾运动就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

自由与必然既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矛盾，也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永恒动力。人类就是在不断追求自由中完善自己的，就是在不断解决自由与必然的矛盾过程中发展的。自由与必然原有矛盾的解决以及新的矛盾的产生和提出，促使人们不断探索创新，不断向实践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由此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实现和提升了自身的价值。与此同时，借助于自由的扩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也在加速发展与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就是人类不断向自由迈进的过程。

古往今来，众多哲学家对自由问题均给予高度关注并做了大量探索，但在其理解上却存在着严重分歧。大致说来，在看待自由及其实现的问题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是否定人的主体性，倡导消极地顺应自然来获得自由；另一种是否定客观必然性，片面强调主体性来获得自由。与这两种思维方式不同，唯物史观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自由，认为人类认识和改造客体的实践活动既是自由的基础，也是实现自由的条件。人的自由就是人在活动中通过认识和利用必然表现出的一种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由于人的活动主要涉及三大领域，即自然、社会、人自身，因而人的自由就表现为人从这三大领域中解放出来，获得人对自然的自由、人对社会的自由、人对自己本身的自由。人对自然的自由，就是能动地认识和驾驭自然力，不再受自然力的盲目摆布；人对社会的自由，就是摆脱不合理的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的限制，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多方面的自由，如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人对自己本身的自由，就是通过努力从束缚自己才能发展的自身条件中获得解放，包括观念的解放、心理的解放、能力的解放等。从这些领域得到解放和自由的人，也就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的那样，“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5]。

自由实现的程度同人的认识与实践水平是一致的。首先，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不能摆脱必然性的制约，超出必然性所限定的范围去寻求自由。这是人的自由的限度。然而，必然不仅是自由的限度，同时也是自由的根据。正因为事物运动有必然性可循，人的判断才有可靠性，人的意识才有预见性；正因为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并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人才有选择的可能性，才能通过实践将可能变为现实。人的自由不在于摆脱必然性，而在于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必然性。人们一旦认识了必然性，掌握了规律，就能比较准确地判断事物，确定行动计划，掌握和利用这种必然性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因此，从外在限制转化为自由，始于人们对必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认识越全面、越深刻，对事物的判断就越准确，行动就越主动，自由的程度就越大。犹豫不决恰好是无知的表现和反映。所以，“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36]。不光在自然界中获得自由是这样，就是在社会中获得自由也是如此。其次，自由是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对世界的改造。认识必然只是取得自由的前提。认识了必然并不等于达到自由，只有利用了必然改造世界，达到了预想的目的，才算真正得到了自由。因此，从必然的限制走向自由，必须是在认识了这种必然之后，自觉地在实践活动中利用它来能动地改造世界，从改造的成果中获得实际的自由。可以说，人能够运用自己的实践力量不断打破外在的限制，这才是人的自由之所在。毛泽东强调指出：“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37]

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并不是分离的，而是统一于人的实践创造过程之中。自由在本质上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创造就是主体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无论是认识还是改造，都产生于这种自我创造的实践过程。从实践过程来看，一种具体的实践总是按照一定的意图在一定的认识指导下进行的。问题是，作为实践开端的认识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动因驱使人们产生这样的认识并据此从事实践活动的？这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关系之中，必须寻求认识之外的原因。实际上，推动认识产生和发展的不是别的，就是主体对客体的强烈价值需求。正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唤起了人们认识对象的热情，进而根据认识的成果对对象进行积极的创造或改造。实践的目的一旦达到，又会产生新的需要，从而驱使人们进行新的认识和探索，并通过新的实践创造来满足其需要。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就是这样在人的实践创造过程中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能把对必然的认识游离于人的实践创造过程之外。

由于自由及其实现程度是由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决定的，因而人的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任何实践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由这样的实践所制约的自由也必然是历史的、具体的，超越实践能力与实践发展水平所允许范围的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实践是发展的，因而自由也是发展的，实践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自由及其实现程度也不会停留在一定水平上。

在对待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上，应当注意处理好这样两个关系：

首先是自由与选择的关系。自由总是和选择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人的选择不同于动物的选择。动物也会选择，但动物的选择是本能的。而人的选择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行为，人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判断，有意识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对象、手段、途径和行为方式进行活动。选择表现和确证着人的自由。但是，并非所有的选择都是自由的。选择是有条件的，受到必然和各种因素的制约。一个人“如果他要进行选择，他也总是必须在他的生活范围里面、在绝不由他的独自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间去进行选择的”[38]。选择不能脱离条件，违背必然。真正能够体现自由的选择是理性的选择、尊重必然的选择。人要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实现自由，其选择决不能脱离条件，违背必然。

其次是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的关系。简单说来，主体尺度是一种突出主体性、要求客体服从和服务于主体的尺度，客体尺度是一种突出客观性、要求主体服从客体自身规律的尺度。说到自由，无疑要突出主体性，使客体的改造能够体现主体的意愿和欲望。主体性发挥的程度直接影响着自由的程度。就此而言，自由就意味着主体性的高扬。但是，主体性的发挥又不能轻视或无视客观性，主体内在尺度的运用必须以客体外在尺度为基础。只有尊重和认识事物的客观必然性，才能把握主体内在尺度可能运用的范围。恩格斯说，“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39]。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包含必然性越大的判断，就越是自由的判断。自由的判断就体现着把握事物外在尺度与运用主体内在尺度的统一。不仅自由的判断，而且自由的实现，都必须坚持这两种尺度的统一。

再来看自由时间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

时间是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范畴。由于时间离不开空间，因而谈及人的发展与自由时，必然涉及与社会时空的关系问题。社会时空固然以自然时空为前提，但又明显不同于自然时空。一方面，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纯粹自然界演化的结果，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的。另一方面，社会的时间和空间与自然时空相比，发展变化特别明显：自然界基本上是在稳定的时空内按照特定的速度不断变化、发展着；社会则不同，随着发展速度的日益加快，其时间和空间也在发生重大改变。“日新月异”、“天涯若比邻”等就是这种变化的写照。

在社会历史领域，时间和空间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社会的快速发展，使社会成员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日益增加，这就使知识进步、科技创新的进程不断加快，从而为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反过来，社会空间的开放与扩展，又可以促进个人、群体、民族和国家之间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从而通过相互学习、借鉴，加快社会发展的步伐，缩短发展的时间。社会时间与空间就是这样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的，这就是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

时间在人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40]。时间之所以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其原因就在于：

其一，时间可以通过人的活动形式的改变而扩展人们的活动空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41]，而这种积极存在是和人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42]正是劳动使人的生命活动的时间内容和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使时间的因素具有了能动的意义；正是劳动赋予时间以生命和活力，使时间成为人的积极的存在、主体性的存在。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与劳动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积极存在，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于时间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因而伴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和分化，必然是人的活动空间的扩大。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人的各种活动如物质活动、精神活动、娱乐活动等是浑然一体的，人的活动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活动逐渐产生分化，从生产活动中分化出交往活动，从物质交往活动中分化出精神交往活动，等等，而每一种活动又不断分化出新的活动领域。这样，活动不断分化和活动领域不断扩大的结果，便是人的活动空间和发展空间的不断扩展。而每一次活动的分化和交往的扩大，都意味着人的新的需要的产生、新的本质力量的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这就促进了人的发展。“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它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43]

其二，自由时间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人的发展空间的大小。人的活动时间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必要劳动时间，另一部分是自由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是为维持人的劳动力所需的生活必需品（衣、食、住、行等）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自由时间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可供人自由支配的时间，是直接用于发展个人诸种本质力量的时间。直接决定人的发展空间大小的是自由时间的多少。而自由时间在量上又直接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44]。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就等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扩大个人的社会发展空间。就个人来说，自由时间的扩大等于提供了一个新的自由发展的舞台，舞台越大，发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就社会来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才有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才有整个文明的更大进步。

由于人的发展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人的各种活动在时间上所占的比重，因而时间节约的规律便成为调节社会生活的头等重要的规律。这个规律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改变而被推翻，能够改变的只是这一规律实现的社会形式。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45]。时间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首要意义，也正是由这种首要规律决定的。可以说，时间节约的规律也是人的发展的首要规律。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节约劳动时间，实际上等于创造了人的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在以往的社会里，自由时间的创造和占有并不是统一的，而是背离的。社会大多数成员创造了自由时间，却不能享有自由时间，他们可供支配的时间都变成了劳动时间。他们被迫承担整个社会的劳动重负，成为终身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阶级。而社会中的另一部分人虽然不从事物质生产，但却凭借在生产关系中的有利地位，通过侵占剩余劳动而占有和享有了自由时间，由此窃取了相应的发展空间。所以，这些人的发展空间正是以掠夺众多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为基础的。自由时间创造与占有上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最为极端的程度。资本的自由就是建立在劳动的不自由的基础上的。要解决这样的分离，消除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关系，从其所反映的人的活动状态来看，实际上就是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人的发展，就在于努力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

所谓必然王国，就其基本含义而言，是指以获得谋生手段为主要内容的物质生产领域。人在这一领域的目的实质上是外在目的，即完全由生存必然性所驱使产生的目的，人在这一领域的活动也是“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46]。尽管人在劳动活动中也有一定的自由，但因其面对的是自然世界，终究不能完全摆脱自然必然性的制约，因而这一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所谓自由王国，是指以主体的自我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自由活动领域。在这一领域，人不再迫于生存压力而活动，其活动目的就在于人自身，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即内在目的的实现。因此，“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47]

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虽然分属于此岸和彼岸，但二者之间并非截然隔绝，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一方面，必然王国是自由王国的基础。人们只有首先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解决基本生活需要问题，才谈得上从事科学、艺术等自由创造活动；只有物质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用于必要劳动的时间缩短，才能腾出自由时间用于自身的全面发展，从而迈向自由王国的彼岸；只有自由时间不断增加，自由王国才能不断繁荣。另一方面，自由王国又影响和引导必然王国的发展。必然王国虽然是必然的，但并不是盲目的，它是被理想之光照亮的，被生活**激活的，其间贯注着人的目的、愿望与要求。在必然王国中，人固然必须按其“真”的要求行事，同时也力求体现“善”和“美”的意志。正因如此，必然王国必然会受到自由王国的影响和引导，并随自由王国的发展而发展。

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两岸的对立，实质上是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必然王国受劳动时间支配，自由王国受自由时间支配。在以往的历史时代，由于这两种时间是由不同的阶级来控制和承担的，剥削阶级控制了自由时间，而劳动者阶级则承担了全部劳动时间，因而两种王国的对立体现了阶级的对立、社会制度的对立。就此而言，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又具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即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不仅指人活动的两种领域，而且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阶段：必然王国就是共产主义以前的社会，自由王国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以及此前的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得人们根本无法驾驭自己的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反以物的形式支配人们自身，将人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因而这是一种很难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王国。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得到了社会化占有，因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将随之消除，人的生存条件将由人自己支配和控制，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将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此时，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异己的力量将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48]这样的自由王国，是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对立的扬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当然，在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实现绝对的自由。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也还有必然性的存在，还有盲目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不可能达到完全的自由。不过，由于消除了阶级对立，消除了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因而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和力量能够得到人们的合理控制，从而使自由能够得到正常的实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自由王国。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是一个过程。人类在其实践活动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步入自由王国的一个台阶。“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9]因此，不能把自由王国推向遥远的未来，自由王国就是在改造必然王国的过程中实现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50]而要促进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必须创造一定的条件和途径。首先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保证所有社会成员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形成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劳动不再成为人们谋生的手段，而是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次是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社会自由时间的增加只是消除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对立的物质前提，而消除对立本身则是对社会自由时间的合理占有和运用。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整个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才有可能使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矛盾得到有效地解决。因为这一矛盾并不是时间本身的矛盾，说到底是社会关系的矛盾，只有社会关系的合理调整与改革，才能使这一矛盾得到真正解决。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4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2、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5]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3、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毛泽东选集》第3卷，10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 《毛泽东书信选集》，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6] 《江泽民文选》第3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7] 《江泽民文选》第3卷，295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503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55—4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4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55—4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532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6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56页。

[5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8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