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而这种社会转型意味着大规模的结构重组。无论是社会分化，还是社会整合，就其实质内容来讲，都是社会结构上的重组。能不能实现这样的重组，对于现代化的进程影响甚大。我们知道，自16世纪以来，中国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化进程，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的是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结构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几经调整，但未有多大改变：经济上始终保持着宗法性自然经济的结构；政治上始终保持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样单一的封建阶级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专制结构；文化上始终保持着适应经济、政治需要的传统儒家文化结构。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才开始受到冲击，随之发生解体、重组。与此相反，西欧一些国家之所以能够首先乘上了现代化的第一航班，就在于这些国家于中世纪后期实现了社会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就经济结构来说，不是建立在单一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混合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建立在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换的过渡性经济基础之上；就政治结构来说，不是单一的封建阶级结构，而是一种既有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又有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这样一种复合的、过渡性阶级结构；至于思想文化结构，则更为独特，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已经结束了封建蒙昧统治，开始出现了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氛围和价值体系。正因为出现了社会结构上的这些变化，所以西欧国家比较顺利地得到了社会转型，而后大踏步地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结构重组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一环。事实上，马克思对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就非常注意对于社会结构的剖析。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社会作为一种“静止”的社会，是和这种社会独特的结构连在一起的。在亚细亚社会中，村社制度、土地公有制的中央集权三位一体，这样的社会结构对外封闭，对内专制，因此缺乏适应性，又缺乏活力，致使社会发展很难出现“现代”生机。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特别强调外力推动的意义，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固然是非常卑鄙的，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66]。

既然社会转型与结构重组有密切关系，那么，怎样实现结构重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重组主要与下述因素有关：

1.结构的坚固程度。从历史上来看，传统社会的结构首当其冲地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67]马克思指出，在印度和中国，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这种解体作用仍然相当有限，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了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而且村社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原始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而且，他们用自己的商业来对这种生产方式发生革命的影响，即通过他们商品的低廉价格来消灭当地的纺织业，这使得公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讲，这种解体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至于“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68]。由于没有政权的帮助，加之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因而中国对外国的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地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如果说印度、中国的情况是这样，那么俄国也基本如此，“同英国的商业相反，俄国的商业则没有触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69]。

2.劳动方式变化的程度。社会结构的坚固程度实际上取决于劳动方式的变化程度。劳动方式越是保持旧的传统，原有的社会结构就越是牢固。即使可以人为地改变、调整某些方面的结构或关系，但终因缺乏牢固的基础而不得不退回到原有的结构形式上来。最终的逻辑是：社会结构形式的选择只能依照劳动方式发展的客观尺度来进行。如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形式的分析就始终贯彻着这一指导原则。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相分离，一个是人身自由。而在手工劳动方式盛行的条件下，这两个条件均无从获得。一方面，行会组织严格限制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商人可以购买任何商品，但是不能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行会师傅只能在他本人是师傅的那个手工业中雇用帮工”。另一方面，在行会中，“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还是互相结合的，就象蜗牛和它的甲壳互相结合一样，……也就是说，生产资料还没有独立化为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70]。正因为行会组织限制了这两个条件的产生，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早已萌芽，但终归没有获得快速发展。只是到了以商品生产和分工协作为特点的现代生产方式出现之后，即机器生产方式出现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最后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并以加速度的发展统治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获得统治地位后，与它并存的那些残存的所有制形式究竟还能延续多长时间，这也只能看与这些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劳动方式能够存在多久。

3.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方式对其他劳动方式的渗透、影响。这种渗透、影响越严重，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就越趋向单一。如果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方式最后控制了其他劳动方式而成为唯一的劳动方式，那么，“混合型”的社会结构也就逐渐消除。在一个社会里，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这种渗透、影响能力越低，社会结构也相应地越复杂；只有到了发达阶段，随着劳动工具和劳动方式日臻完善，旧的社会关系与结构形式才逐渐趋于消逝。如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个体所有制形式的逐渐瓦解就是如此。在资本主义刚刚确立之初，个体所有制的成分在整个社会中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基础是手工劳作与家庭的紧密结合，“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71]。由于手工工场的发展，严格的分工协作便渗透到了家庭手工业之中，促使其走向衰落，因为分工协作的劳动方式使农村副业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但是，工场手工业并没有真正引起个体所有制的瓦解，因为它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手工劳动方式。“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72]只是到机器生产出现并且深入渗透到农业和手工业之后，才彻底打破了手工劳动方式，导致个体所有制的瓦解（当然不等于一下彻底消灭）。因为“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73]。

4.影响劳动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各种条件。首先是自然条件。社会结构确立的根据固然不能从自然条件中去寻找，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自然条件的作用。一个社会的自然条件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劳动方式，同时又间接影响到所有制形式以至整个社会结构。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时，就曾经注意到亚细亚社会所有制形式与自然条件的相互关系问题，他指出：“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74]正因为大面积的土地灌溉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需要集中统一管理，因而形成了相应的土地国有制和专制制度。当然，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自然条件的作用强调到首要的甚至唯一的程度。其次是社会条件。一个社会劳动方式的发展变化往往与该社会的开化程度有密切关系。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度里，劳动方式的发展无疑是缓慢的，因为一切文明、创造都得“重新开始”；而只有实行开放，才可能打破技术发明创造的重复性和劳动方式发展的缓慢性，使落后国家通过向先进国家学习，直接吸取新的文明成果，从而绕过“重新开始”的阶段。劳动方式一旦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的社会结构或迟或早总会改变。再次是人口条件。劳动方式变化的快慢，与劳动者的素质有关。在一个比较愚昧落后的国度里，很难设想建立起先进的劳动方式。由于生产与技术的进步，劳动过程逐渐由手工劳动、机器生产走向自动化生产，因而智力因素变得愈来愈重要，以致“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75]。这就向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只是要具有经验、技术，更要求具有科学文化、创新精神。

5.特定的社会性质。上面所述，主要是从劳动方式本身来谈论社会结构重组的，实际上，任何劳动方式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性质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因而由劳动方式所决定的社会结构也是受到社会性质制约的。如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很难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的、能够自我调节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像当年的印度、中国就很难有真正健全的社会结构来促进社会发展。这些国家既是英帝国获取廉价原材料的基地，又是制造业产品的倾销地，同时还是鸦片毒品的种植地，因而经济主权和经济结构是扭曲的；英帝国还把适合于殖民地管理的一套法律系统和制度强加于这些国家头上，有些政权机构之所以被保存甚至被允许行使某些权力，只在于保持这些机构会有助于消除来自当地人民的威胁，能够为保护在殖民地的利益服务，因而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也是畸形的；适应经济掠夺与政治侵略的需要，英帝国还在这些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强力灌输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念，以求达到文化统治的目的，因而这些国家的文化结构也是动摇的。正因为印度与中国受到殖民主义的严酷重压，所以社会结构尽管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很难达到健康的自我调节与重组。因而很难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真正步入现代化轨道，只是在民族独立之后才开始的。因此，离开社会性质的分析来抽象地谈论社会结构重组，必然会重犯结构功能主义的错误。

6.社会交往的程度。传统社会是一种封闭式的社会，由这种封闭所造成的惰性或刚性结构调整起来非常之难。而要增强社会结构的弹性，使其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一条基本途径，就是要提高社会交往的程度。扩大交往是实现社会结构重组的一大突破口。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76]在谈到交往时，马克思常常把它与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在谈到英国入侵以来印度社会结构的变化时，就是把蒸汽、交通、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摆脱停滞状态连在一起来阐述的：“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了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77]从这里可以看出，扩大交往正是印度社会摆脱孤立、打破停滞的关键一环。

7.社会流动的状况。缺乏流动的社会，其结构必然是僵死的、封闭的，这样的社会结构重组起来无疑困难重重。现代社会本质上要求社会流动的增强，因为：其一，现代商品经济是高度社会化、专业化的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连续的运动过程。在商品经济浪潮中，随时有一些部门或企业在收缩，一些部门或企业在扩张；旧的产业被淘汰，新的产业在崛起，这都必然要求并形成社会流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78]其二，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企业来说，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劳动要素组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能力。这就必然导致社会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社会对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促进社会流动。其三，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使生产技术的更新周期不断缩短，因而使得工人终守一种职业、一种技术的格局成为历史佳话，迫使工人经常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和工种之间流动，并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知识，以适应现代生产的需要。这就是“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79]。总之，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而社会流动的提高又必然推动结构创新。

实现社会结构重组的途径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管涉及的方面有多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社会现代化作为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必须实现社会结构的创新与重组。

[1] 参见［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66、6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3]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161、216、18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2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5]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282、280页。

[6]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278—279页。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0、76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6页。

[14] 下述相关内容参见赵家祥、丰子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第六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8页，注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1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0—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1页。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关于摩尔根笔记、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中致查苏利奇的信等。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2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2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50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1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3—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8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3] 参见钱乘旦：《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载《世界历史》1991（2）。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8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96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96—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8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891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8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36—5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36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51—5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7] 社会解组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它指的是社会制度与规范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减弱、社会凝聚力降低的一种社会状态。社会解组区别于社会解体，前者指社会出现松散、分裂现象，尚保持在原有的社会制度结构、社会体系之内，后者指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体系遭受破坏，使原有的社会秩序无法维持和继续下去，而逐渐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

[48] 参见［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2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2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3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196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8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49—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66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0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9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73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73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6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7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8—769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33—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