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知，就是人们以理性方式去认识、去求知、去把握世界。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形式，理知在于以人类理性为基本尺度，以理性方法为基本方法去认识、评价历史和现实的世界，并建构和创造未来的世界。什么是理性？它包含着多层含义。理性道德是一种人类能力，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本质力量或主体能力，它与人所特有的思维能力，包括抽象力、分析力、综合力、批判力、判断力、记忆力等相联系，是人类思维能力发展到高级阶段才出现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特之一。理性又是一种人类性或人类要求，它与人的自我意识相联系，是对于外部世界的合理性、真理性、完美性，以及平等、正义、人权等的要求，从而也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理性作为思维能力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应用于一定的世界客体，则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方法。它既是一种认识方法，与逻辑化、规范化、条理化、系统化等相联系，又是一种评价方法，与合理化、完善化、理想化等相联系。理性方法实际上是认识方法和评价方法的统一。

资本的社会性胜利是以人类理性在欧美世界的重新发现和觉醒为条件的。宗教神学统治下的千年欧洲世界中，万马齐喑，一片昏暗。冥冥中回**在空中的，只有一个声音：上帝的旨意。亿万人民借助于虚幻中的上帝的一个“头脑”思考，个性压抑、智能退化、理性湮灭，历史似乎停滞在这无情无欲的一片叹息和哀怨声中，以至马克思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蒙昧人的推理能力高于神学目的论统治下人们的推理能力。文艺复兴，是人类理性的觉醒和复兴。在发掘、拯救、保存和复兴欧洲古代文化遗产的旗帜下，实际展开的是崭新的资产阶级文化创造运动，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一次大发掘，也是以高扬个性为主旨的对于人类本性的一次重新塑造和大解放。人的解放只有通过人自己的活动来实现，人也是唯一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的理性存在物。人的力量，归根结底是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和理性的力量。人类理性的自我发现与确认，是在人类将自己的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实现的。资本的物质技术基础是近代自然科学及相关的应用技术。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集中与结晶。科学的物化，不仅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等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了世界劳动的因素，从而极大地发展了世界生产力，而且创造出了自然界根本不能自动发生的物质运动过程，这就是有人的活动参与其中的工业生产，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一般农业生产过程中，作为人与自然界的中介的是某种加工过的自然物——工具。当科学和机器介入生产过程之后，“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26]。工业是物化了的知识力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和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

“理知”认识形式是以人类的理性（认识方法和价值尺度的统一）作为唯一尺度，去批判地认识和评价世间的一切，指导未来世界的理想建构。恩格斯曾经专门谈到了“理知”认识形式的特点，他说：宗教、自然观、世界、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

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27]

具体说来，“理知”认识形式的特点及其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历史和现实世界的理性批判。理性地批判历史和现实世界，意味着从人类的内在合理性要求出发并以其为尺度去认识评价历史中发生的一切和现实世界状态，揭示其合理性、完美性方面，并加以褒扬；暴露其反理性、非人性、不人道的方面，并加以鞭挞。理性的批判，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集中表现，首先指向的，当然是封建主义，及其相应的封建宗法观念，以及宗教神学目的论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等，成为反对、批判封建主义的等级制、贵族特权、阶级剥削、人身依附、超经济强制等的有力武器。封建主义的一切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受到理性法庭的审判，被唾弃，被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则在这种斗争中不断建立、完善和发展，资本主义精神也随之得到强化和发扬。

但是，理性批判的锋芒很快便转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产阶级锻造的理性武器很快就被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取代，固然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极为伟大的进步。但它从本质上说，仍然不过是用一种形式的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的剥削制度。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贯穿在资产阶级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的最根本目的。而资本的利益本身是以牺牲和掠夺劳动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为条件的。因此，阶级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不仅从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一天起便存在，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强化，并日益尖锐、激烈地暴露出来。这样，资本主义“理性王国”的现实终于被发现原来也是不合理性的。于是，还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劳动群众、无产阶级先驱者、小资产阶级又推选出自己的思想代表，开始了对于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

对于历史和现实世界的理性批判，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于又表现着这样一种带着唯心主义色彩但却充满辩证法的世界历史观：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有一个前进、上升、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后出现的东西应当比以前的东西更加合理、美好、完善，更加合乎人性和理性。傅立叶把人类世界的历史看作一个由产生到灭亡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要经过童年、成长、衰落和凋谢这四个阶段，各个阶段又包括若干时期，各时期同样经历类似的几个环节。人类最终要和地球本身以及一切事物一样经过兴盛而走向灭亡。这种观点当然具有很大的猜测性，但它却和康德的星云假说在天文学中的作用一样，在世界历史观中打破了形而上学的缺口，使循环论历史观失去市场，并使得人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能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的展开过程中寻找其不合理的成分和基础；在其上升时期预示导致它衰落、腐朽、灭亡的因素和方面，在它为资产阶级造福的同时揭示它给广大被剥削劳动群众带来的灾难和罪恶，从而能够切中时弊，击中要害，显示出人类理性在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中的巨大力量。

第二，对于现实世界和理想未来的理性建构。批判是为了建设，批判着眼于现实的历史，建设则着眼于现实的未来。以理性的武器去批判，也必然以理性为指导去建设。对于未来世界的理性建构，既是理性地进行历史批判的目的，也是其必然的手段。一方面，作为对封建主义、宗法观念、神学目的论等的批判的继续，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力求以理性为基本原则去建构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人权等，既是批判封建主义的基本标尺，也就成为建构资本主义王国的基本原则。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看作是这种原则的现实化、对象化、组织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合理性，有其特殊的功能和效率，代表着世界进化中的崭新阶段。另一方面，作为对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的继续，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力求按照自己对于“理性”、“正义”、“公正”的理解去建构未来的世界，即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从“乌托邦”到“太阳城”，从实业制度、协作制度到“共产主义移民区”，尽管其形式不同，内容有异，而且其中难免有着许多荒诞不经的东西，显现出巨大的历史局限性，但它们也确实包含着未来社会所应该并且能够实现的一些基本原则。欧文关于废除财产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制，从而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思想；圣西门关于对人的统治将为对物的管理所代替，从而废除国家的思想；傅立叶关于未来社会中的劳动将成为乐生的要素，关于个体可以多方面地发挥自己的爱好和才能，关于妇女的解放是整个社会解放的天然标尺的思想；他们共同主张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生产、消灭三大差别、按需分配等重要思想，都体现着先进思想家们对于人类社会前景的深远洞见，显示出人类理性在自我设计、自我建构方面的伟大作用。这些思想不同程度地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批判性地加以吸收、继承和改造，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科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人与环境关系的理性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人类理性的来源和功能问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理性是人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人作为“万物之灵”而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点。那么，人的理性从何而来呢？它又有什么功能和作用呢？主观唯心主义者把人类理性看作先天具有的先验能力，并将其看作支配一切、创造一切的最高力量。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则把理性的来源和功能问题置放到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应该说，他们这样提出问题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其思想方法上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他们一直在“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命题中动摇徘徊，并最终在社会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关注个性，是理性认识形式的显著特点。正是在对个性差异来源的分析中，法国唯物主义者得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的正确结论。爱尔维修认为：

一切构造得同样完善的人，都拥有获得最高观念的体力；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的教育所致。这个结论说明了教育的全部重要性。[28]

人是环境的产物，即人类理性来自后天的塑造和教育，从认识论上看，这显然是洛克唯物主义“白板说”在社会认识领域的展开。既然没有天赋观念，人们的心灵就像一块白板，其观念只能通过感觉从后天获得，那么，人们的理智及其差别，就只能归结为人们所受的教育、支配人们的政治以及他们所处的不同地位，等等。但是，由于爱尔维修等人所说的环境主要地不是自然环境而是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在他们看来又不是指决定社会面貌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基础，而是指政治法律制度，当考察社会法律政治制度的内容及其好坏时，他们又将其归结为天才的意志、立法者的意见、君王的圣贤等，并得出了“意见支配世界”的结论，从而将理性看做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认识上的这种失误，显然是他们缺少辩证的理性思维所造成的。机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使他们不能在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背后进一步追究其原因。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为着理解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类意见的历史；另一方面，人类在其发展上所经历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历史，应该要超越于互相作用的观点之上，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发现那些决定社会环境发展的因素。19世纪社会科学的任务正就是在发现这个因素。[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