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就是以史为鉴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是人类将以往认识世界的经验作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预测未来的基本参照系或镜子，从古看今，从历史看现实，在对人类历史活动和发展过程中损益得失的研究和掌握中理解现实、调节行为、创造未来。史鉴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一种自觉形式。之所以这样说，在于它意味着人类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认识自然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外部参照系。这种参照系不仅应当有外部自然物，而且应当有人类自身。历史是人类自身的活动史和关系史。以史为鉴，意味着人们第一次明确地把人与人关系作为一种尺度、坐标纳入到自己的认知定势之中。而且，这里讲的人与人关系，不是局限于现实的、局部的人际关系，主要是历史的总体性的人际关系，是不同时代的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人类自身在前一时期的活动及其结果，是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现实状况之间的联系。人类第一次在自身的历史活动及其结果中找到了反观自我和现实的镜子。这面镜子的获得，无疑是人类认识的一大进步，它意味着人类已经不仅能把主我与客我区别开来，而且把“现实中的我”与“历史上的我”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从“历史上的我”的活动及结果中认识“现实中的我”的存在原因和发展趋向，这就使人类世界的自我认识立足于人类世界延续发展历史过程的坚实基地之上。

史鉴，表明了人们对于自己活动及其结果的关注。追求自身活动的最好结果与最佳效益，历来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目标。结果作为活动的产物与活动的方式、节奏、速度、强度等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现实的结果都是历史活动所带来的和造成的。不仅局部是这样，全局也是这样；不仅在物质生产中是这样，在世界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也是这样。正是在千百万次的重演与连续的进化过程中，时间观念作为历史中因果联系的重要因素而为人们所把握[10]，并作为方法而进入到人们认识世界的活动之中，现实的世界是历史上人们活动的结果，人们在现实中感受到一切，都应该而且能够在历史上人类的活动中找到原因，而对人们今天的活动所将产生的后果的预测，也应该在历史上人们的同类活动与其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中得到说明。这样，认识历史，不仅成为阐释现实的依据，也成为预示未来的依据。述往事、明现实、思来者，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和基本思路。

史鉴，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一种自觉形式，在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度具有普遍性。但它的具体形式和作用程序在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度中则有所不同。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古希腊，希罗多德便将“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之名，并将其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ioropia），从而标志着一场文化革命的开始。他则由此而被誉为“历史学之父”。在希罗多德看来，与神话不同，历史学是人文主义的，它的任务在于提示人类作为一种有理性的行动者的活动及规律。因此，历史学不仅要记载人们做了一些什么事，还要追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修昔底德继承了希罗多德的事业，成为古希腊史册上与希罗多德齐名的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治史的共同特点是只相信目击事件的真实性，因而把“实录”看作历史学的最基本方法。“他们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变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移到了精神观念的领域里去，这样外在的现象便演成了内在的观念。”“所以这种历史的内容不能有十分广大的范围。”[11]而且，由于古代希腊当时在总体上所实际存在的反历史主义倾向[12]，在反历史的动机之下，并且为了把历史写成不是历史的东西，以替自己终究是在写历史辩护，而对粗糙、造作和令人反感的不变的对象的追求却逐渐窒息了历史意识，并且迫使人们放弃了在希罗多德式的对人类过去活动获得科学知识的希望。[13]以至于在后来主张神学目的论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过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的著作中也绝无这些历史编纂学存在过的痕迹。相比之下，古罗马人有一种与古希腊人全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在罗马人看来，历史意味着继承、继续，意味着继承历史上的世界制度，按照祖先的习惯生活。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著名史学家李维全面搜集了早期罗马的历史传说并把它们融为一篇单一的连贯的叙述，以“剪刀加糨糊”的方式，写成了第一部罗马史，而且是一部“唯一真正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即普世的历史”[14]。 继李维之后，塔西佗开始了心理—说教历史的探索，并在历史文献学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罗马历史学最终还是随着帝国的衰落而丧失其探索和批判精神，成为一种“可怜无补的编辑工作”，并为宗教神学所取代。

与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连续稳定独立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相适应，史鉴思维的认知方式在中国社会得到了最完善、最典型的表现，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随着历史的观念在时间链条中的延伸和发展，对世界空间结构的探讨以全方位的立体性展开，形成了多方面、多层次、全方位的世界认识结构。在最抽象的宏观层次上，有关于“天人关系”的大讨论。在“天人关系”的旗帜下，人们不仅探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探讨着人与人之间（如君王与民、君与臣等）的关系；不仅探讨着人的活动与自然规律的关系，而且探讨着人的活动与世界历史规律的关系；等等。这种讨论贯穿在迄今为止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过程之中，对今天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仍然产生着影响。在最隐蔽的微观层次上，有关于人性善恶的大讨论。依据“性本善”和“性本恶”的不同出发点，人们设想了不同的世界组织形式和社会活动方案，尤其是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方法。对世界，人们探索着经世治国之道：礼治、法治、德治、仁治等各种政治主张，反映着不同阶级和集团的不同政治利益。对自我，人们寻求着修身养性之术，忠、孝、恕、礼、智、信、勇、恭、宽等多种礼教和社会行为规范，通过“内省”而转化为个人的内在行为准则，成为世界秩序的一种微观调节机制。通过上述各个方面各种途径，人们不断地为世界和自身勾勒出一幅幅的自画像，在思想中建构起关于世界和自我的观念模型。

第二，以修史和论史为主要工作，形成了专门机构和专门队伍。对历代的关注与对现代历史的记载整修是相辅相成的。修史成了历代朝廷聘用大量御用学者博士官先生的主要目的。而且史官们还逐步地在社会中取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讲求实录、力求真实，史为“史德”。论史则成为当时的文化人的主要议题。在人们看来，知古方可知今，知古便等于全知了。孔子把管仲尊为仁人，却不许称为智者。在孔子看来，智者必须知古，管仲不知古礼，便成了小器之人了。谈古方可道今，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儒生（士阶层）由此而在中国社会中获得了独特的社会地位，成为社会各阶层连为一体的重要因素。

第三，与发达的历史学相适应，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治史方法。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完善程序，是与其研究方法的完善程序相适应的。综观中国史学方法，最显著的特点应该说是“求实”。孔子修《春秋》，便“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强调“属辞比事”，述而不作，是非明辨，褒贬精当，谨慎之至，留下了著名的“春秋笔法”。司马迁作《史记》，则提出了“见盛观衰”、“原始察终”、“具见表里”的世界历史认识方法，并引以为研究历史和现实世界的基本原则。汉代班固在总结和褒扬司马迁的治史方法时提出了“实录”的原则：“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5]唐代刘知几还进一步补充道：“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16]王夫之更是反对史学研究中的主观臆断，强调“征可闻之实”。他说：“考古者以可闻之实而已，知来者以先见之几而已。”[17]一直到今天，“有一分史实讲一分话”，仍然是史学家们治史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第四，强调“知行合一”，不自觉地把正确认识世界的历史规律作为合理支配人的行为的必要条件，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内在地结合起来。孔子曾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18]把历史责任（命、使命）和社会行为规范（礼）作为人们合理行动的必要前提。子思则认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19]把人们的行为与其自知程度联系起来考察。为此，他还提出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五大要旨，把“笃行”作为最重要的一条，认为一旦达此，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更是把对自然—世界规律的认识与人们的应对及效果联系起来，强调“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20]。韩非子主张“法、势、术”统一的世界历史观，认为“抱法处势则治”[21]。王夫之更是集先辈思想之大成，提出“循理—乘势—知几—趣时”的谋略大政。在他看来，“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22]，而“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23]，理、势均为不得违反规律，因此必然“循”理，“乘”势。为此必须“知几”，即探准事物在一定条件制约下屈伸变化的关节点、转折点；还要“趣时”，即选准重大事变发生的时机而取胜。“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24]，这时才能“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25]。所谓“审时度势”正由此而成为后人行为的基本准则之一。

当然，“史鉴”毕竟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一种自觉形式。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理论上说，它自觉或不自觉依据的是一种带有命定论色彩的循环论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看来，现实是包含在过去之中的，未来是蕴含在过去和现实之中的。因此，人们只要认识了历史便认识了现实，也就能把握将来。这样，历史的经验成为衡量现实合理性的唯一标尺，已逝的事件的经验成为现实行为的准则。历史获得了一种永恒的、至上的和不变的地位。人们对现实的关注为对于历史的论争所转移和掩盖。在世界发展中起着非常革命性作用的发展、创新、突变被忽视或排除了。笼罩着人们心灵的主要是一种保守的精神气质。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抚与叹息，对久远历史陈账的纠缠与论争等，不仅过多地耗费了人们宝贵而又有限的精力，而且妨碍了人们对世界历史进程作出真正科学的和合乎实际的理解与创造。因此，这里讲的自觉，仍然是一种较低层次意义上的自觉，它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却也需要在人类理性的进一步觉醒中得以升华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