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只有借助于科学的实践观才能对认识的发生和本质、基础和条件、目的和动力、评价和检验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客观的、科学的、合理的说明。

id="heading_id_7"1.实践促成了人类认识的系统发生

认识是人类独有的特性和功能，认识的发生与人类的起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认识是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中介而结成的对象性关系及所展开的活动状态和结果，认识的发生也就是主体与客体的最初分化与原始统一。以生产劳动为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的原始人类实践既造成了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分化，也推动着它们不断统一。实践对认识的发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劳动实践活动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认识的发生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人的实践是自觉的能动的物质性活动，它要求观念的作用和目的的制导，进而要求人具备关于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与人自身的需要和能力的知识，在此基础上确定实践活动的对象、目的、方案，这就提出了以观念方式把握对象和自身的客观需要。与此同时，以工具操作为基本特征的实践促使了主体和客体的分化，使认识的发生成为必然和可能。

其次，劳动实践促进了人脑的发展，产生了人所特有的认识结构和程序，形成了人所特有的认识能力。在社会实践中，人类祖先日益广泛深入地接触到复杂纷繁的对象世界，处理着日益复杂多样的信息，并促成了自身大脑在质量、数量、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变化，形成了以大脑神经系统为中心、以感官系统为门户的统一的脑—神经生理基础。人脑的形成和功能发挥，也离不开人所特有的社会性认识结构。

最后，劳动实践促进了人的社会交往及语言符号系统的产生和运用，使人类认识在生物遗传之外又获得了独特的社会性文化遗传方式。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成为人类活动的重要特征。人通过物质性工具和语言符号系统而交流、传递和保存已有的认识成果，并且不断进行新的认识活动和文化创造，促进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id="heading_id_8"2.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

首先，认识产生于实践的需要。人生活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之中，并非外部的所有事物都同时成为认识的对象。哪些事物在哪些方面和层次上进入认识领域，成为认识客体，是由实践的需要来确定的。科学研究总是围绕人类实践的需要这个中心而形成，并依据实践需要的演变而发展。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尽管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出现了一些表面看来远离实践的“纯理论项目”研究，但实际上人们最终关注的仍然是这些研究成果可能产生的实际意义。而人们所关心的多数项目主要还是由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等实践的需要所决定的。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其次，实践为认识的发展提供手段和条件。实践不仅产生了认识的需要，而且不断地为认识的发展提供条件，包括提供经验资料、实验仪器和工具等。它们作为人的感知—思维器官的延长，大大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促进了认识的发展。

最后，实践作为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使认识发展的可能性不断转化为现实。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观念把握。这只有当主体通过感知系统去实际地接触客体时才能展开，实践则是主体和客体直接相互作用的实际桥梁。虽然它也包括运用工具的中介，但相比之下，中间环节最少，因而可以作为主观和客观的交汇点，使主体获得关于客体信息的最真实、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使主体真实全面准确地反映客体成为可能。而且，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单靠感性直观是无法把握的，只有通过实践活动实际地变革客观事物，才能真正实现。

id="heading_id_9"3.实践是认识发展的目的和归宿

人类认识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真理，而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指导实践。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8]实践之所以产生出认识的需要，正在于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实践。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实践就将是盲目的、无效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认识运动的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在有自己特殊的形式、过程和规律，还在于以一定的方式反作用于实践，影响实践的发展。正是在对于实践的制约、定向和制导作用方面，认识发挥出自己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和功能。相应地，认识从根本上说也正是以实践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基本目的。整个认识活动就是一个向着实践目的的运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认识层次的深化和认识形式的演变，都服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而认识成果的正确性及其水平，则在实践活动中得到检测和验证，因此，实践也是认识发展的最终归宿。

[1]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 ［美］M.K.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3] 陈修斋主编：《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 参见［美］M.K.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4—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列宁全集》第18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同上书，7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1] 同上书，13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同上书，150页。

[17] 同上书，127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9] 同上书，163页。

[20] 同上书，16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2] 同上书，118—11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 参见[苏]波波夫等：《社会认识和社会管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8] Antony Flew， Thinking about Social Thinking，Oxford：Blackwell Press，1985.

[29] 斯蒂夫·富勒（Steve Fuller），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美国弗吉尼亚州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为英国沃威客（Warwick）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英、美、澳、加、法等国联合编辑，英国Taylor和Francis出版的《社会认识论——关于知识、文化和政策的杂志》执行主编，著有《社会认识论》（1989）、《科学哲学及其缺憾》（1990）、《科学》（1997）等书。

[30] Steve Fuller， Social Epistemolog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

[31] 以下内容参见欧阳康、［美］斯蒂夫·富勒：《关于社会认识论的对话》（上、下），载《哲学动态》，1992（4、5）。

[32]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148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33] 参见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刍议》，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4）。

[34] [德]黑格尔：《小逻辑》，37-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5] 夏甄陶：《认识论引论》，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6] 参见欧阳康：《社会认识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7] 参见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刍议》，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4）。

[38] 《毛泽东选集》第1卷，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