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冲突和斗争，这是自古皆然从来如此的。有差别的只是冲突的激烈程度、普遍程度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冲突的问题。圣王之世，人们各安其分，各守其职，各尽其能，和谐无比，其乐融融，这都是将古代社会加以美化、理想化的结果，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到了近现代，随着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市场经济成为主导性的生产方式，个人主体从家庭人变成了社会人，普遍重视自己的利益和权利，民族之间交往频繁，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时代以后，这些分歧和冲突更加普遍化、尖锐化、彰显化了，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可以说，存在着冲突，是一种常态，是矛盾的普遍性的一种表现、一个例证，消泯冲突、争取和谐，尽管一直是人们努力的方向，但和谐始终是相对的、暂时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按照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理解，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不能说一切冲突都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一点矛盾都没有了，只剩下和谐无比、其乐融融。这根本就是违反辩证法的。果真如此，社会也就没有任何发展的动力了。马克思反对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甚至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1]，就包含了这种意思。明白了这个道理，不要温情主义地看待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要仅仅把冲突和矛盾看作是消极的，应该避免的，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都不是没有意义的。

人们之间有冲突，一个人自身也会有冲突，这是一种可经验的事实。对于这些冲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分类划分，比如分为心理冲突和行为冲突，分为经济冲突、政治冲突、文化思想冲突，分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冲突、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等等。这些划分都有自己一定的合理性，服从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从哲学价值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可以从其起源和内容方面将这些冲突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源于和关于真理方面的争执和冲突；一种是源于和关于价值方面的争执和冲突。它们往往混杂在一起，难解难分，但它们的性质毕竟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因此不同。价值方面的冲突，也可分为两种，一是价值观念的冲突，一是价值的冲突。一些人把这些冲突全看作是价值观念的冲突，我们认为这是片面的。

价值观念冲突是基于人们持有的价值观念不同、评价标准的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总体上表现为评价和价值判断上的分歧、争执以及行为倾向上的冲突。具体说来，价值观念冲突又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同价值观念体系之间的冲突。不同民族的交往之间、不同民族的个人交往之间，由于各自所持的价值观念是不同的，对同一事物、同一行为的意义的理解，就有不同，就会有冲突。19世纪初期，西方国家与中国开展贸易，派出领事来华督办，清朝皇帝与诸大臣认为这些官员晋见皇帝必须行跪拜之礼，以示尊重，而西方领事则认为他们只拜上帝，连自己的国王都不跪拜，当然作为使臣更不能跪拜中国皇帝。双方争执不下，弄得很是尴尬。在民族不太交往的时代，这种冲突不太明显，而在当今，就成了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如果忽略，就可能引起双方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有这么一个例子，在一场对外合作的商务谈判中，本来双方都有很强的合作愿望，各自开出的条件也都比较合适，上午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气氛也很融洽，准备下午就签合同。可在午餐后的闲聊中出了问题。由于翻译人员不了解西方人的宗教习惯，在谈到西方人信仰上帝时，用“它”（it）而不是用“他”（he）来作上帝的代词，惹得对方非常不愉快，以为是不尊重他们的信仰，甚至具有嘲弄的意味，结果合同告吹。

第二种情况是一个社会中主导价值观念与非主导价值观念的冲突。一般说来，主导性价值观念和非主导性价值观念往往具有异质性，它们各自悬设的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都是不相同的，它们中尽管有一些观念是相同的，但整个方向却是相异的甚至是相反的。所以前者被统治者认为是正统的观念，后者则被当作是异端来对待。儒家主孝父忠君，差等之爱，墨家则主兼爱，无差等的爱，所以孟子就骂墨家是无父无君的禽兽。儒家主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留名青史，以此为人生理想，佛家主出世，看空一切，只求得个人精神的解脱，道家主自然，清静无为，以此为人生至要，彼此就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人士为维持儒学的正统地位，便极力排斥佛老，指责它们的弊端，还多次出现过灭佛运动。在西方国家，也曾多次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大起干戈，惩治起异端来无所不用其极。这些都表现了社会主导性价值观念与非主导性价值观念之间的激烈冲突。

第三种情况是同一价值观念体系内部不同规范和方面之间的冲突。这里所说的同一价值观念体系，有两义，一是指同一种性质的价值观念体系；一是指同一个人拥有的价值观念体系。从前者说，一种价值观念体系总是有许多因素构成，它们作用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这些因素、规范之间有时也会出现冲突，至少在具体运用到具体的场合时会出现一些冲突。前面曾提到过的忠孝难两全，就是儒家价值观念在运用到具体场合时的冲突。

孔子与乐羊子有一段关于直的对话，乐羊子说，按照我们的观点，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就应该揭发检举，这就是直，即正直。孔子说，我们与你们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照孔子的这段话，他在另一些地方提倡的大公无私、大义灭亲，就无法实行，彼此间就有冲突。在现代人的价值观念中，生命是具有最高的价值的，可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是把有限的资源无条件地使用于一个垂死的病人身上，还是更应该使用于那些可以医治好疾病的病人身上，就有着一定的冲突。道德价值规范的社会性与审美价值的个人性之间、道德价值判断与历史价值判断之间，也都会出现一定的冲突。西方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硬是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在给中国输入鸦片的同时，也输入了洋布、洋油、洋钉、洋火，输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破坏了旧中国的社会结构，使中国被迫卷入到国际市场经济的潮流中。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掠夺了中国的财富；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的开化和进步，从道德上看是野蛮的，从历史上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从后者说，同一个人拥有的价值观念体系，可能融入了不同的异质的内容。同质的内容间会有冲突，异质的内容间更易发生冲突，这就使得他在作出价值判断、作出选择时，左右为难，非常痛苦。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其价值观念多是儒佛道兼容并存的，他们总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在个人情感与社会责任感之间，在道德责任与艺术追求之间，游移不定，忍受煎熬。一个人往往都是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各种角色都有自己的角色规定，但这些规定在一定场合就是冲突的，一个人既是慈父，又是法官，自己的儿子犯了重罪，可能会判死刑，从法官的角色考虑，这是罪有应得、合理合法，但从父亲的角度考虑，必然是心如刀割、撕肝裂肺，这同样也是合情合理的。无论这个人怎么做，他内心的痛苦都是无法避免的。人民的好公仆孔繁森，几次进藏，为了当地人民能过上好日子，殚精竭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境界确实是很高尚的，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可孔繁森也是一个儿子、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他也明明知道自己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为了西藏人民，他只能忍痛割爱，他心里的痛楚一定也是相当剧烈的。

这些痛苦之所以产生，均在于两个方面不得两全，不可兼得，这既是价值观念的问题，又不全是价值观念的问题，而是实际的价值冲突的问题。一方面，是自己对公对社会的责任和价值，是自己的理念所要求的；另一方面，是对家庭的价值，是自己的情感价值，舍弃哪一方面都不合适，但又必须舍弃一方。许多精神的痛苦就是这样产生的，是无可逃脱的。真正的悲剧就在于揭示和展示这种矛盾，如果不是这样，倒反而体现不出悲剧的真意义，也起不到震撼人心的作用了。

价值冲突，特别是精神价值的冲突多与价值观念冲突直接联系，互为表里，难以分清。而在物质价值方面，在不同主体间的价值冲突方面，就可以将它们分离出来，看出它们不是一回事，不能将它们混同。首先是利益冲突。物质利益是物质价值的一种典型形式，它直接以利害表现出来，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在利益方面的许多冲突，比如边界领土问题的冲突，贸易中的摩擦和冲突，在地区政治地位问题上的冲突，等等，彼此都明白这不是价值观念问题，实质上彼此在这个层面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相同的。比如领土问题、主权问题，大家都认为很重要，决不能让步，所以才起了冲突。如果价值观念不一样，一方认为很重要的，另一方认为无所谓，那反倒不会起冲突了。在两个人之间也是如此。

其次是作为合作者、作为同志、作为共同主体，在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关于方法、策略、路线的冲突。如果是目标方面的冲突，那么可以说彼此的价值观念在其中起很大作用，现在目标是一致的，判断一种方法、策略的标准也是一致的，而彼此对于某一方法的结果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预期，甲认为采取这种方法利大于弊，应该采用这种方法、这种策略，乙则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是弊大于利，反对采用这种方法和策略。

上述两种情况是不同主体、不同人之间出现冲突的情况，第三种是同一主体，同一个人，也会遇到不同价值的冲突。比如在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之间就会有冲突，在一定情况下，讲道德就意味着丧失、放弃利益，要利益就不能讲道德，甚至要昧着良心。在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之间也会有冲突，个人需要与群体需要不能同时满足，满足了前者意味着不能满足后者，满足了后者则前者无法满足，个人在作出选择的时候，就感到非常为难。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之间、稳定和搞活之间、平等和效率之间，都存在着选择的困境问题，这也都是实际的价值冲突的情况，是利弊权衡的问题，而不是或主要不是价值观念的冲突。

说到底，价值观念毕竟是第二性的东西，是现实的价值关系运动的产物和反映，是出于调节这些价值矛盾而出现而确立的。适时地调整价值观念，在社会中确立一定的共同的规范，对于减少和缓和价值冲突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社会中的许多冲突都是价值观念冲突，或者把它们都归结为价值观念的冲突。如果这样认为，那这就是沿袭了唯心史观的路线，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就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这是我们研究价值观念运动时必须时时加以注意的。我们过去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就是先进的思想和落后的思想的矛盾，是由此引起的矛盾，所以，只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坚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思想教育工作很重要，但对于人民内部的许多属于利益冲突的问题，就只能或主要要诉诸利益平衡、利益补偿的原则来解决，光是思想教育、光是要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那是不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它承认并根据物质利益原则来运行，真正调动起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今天我们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时，一定不能忘记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