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从创造到实现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同时也是整个价值运动中的一个小圆圈，正如从生产到消费的先行继起的无限循环构成了整个经济运动过程一样。无论是小圆圈还是由无数小圆圈构成的整个过程，其运行都有一个效率和效益的问题。经济学中有一句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意思是任何收益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收益与成本之比，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效益，而一定的收益与时间之比，则是通常讲的效率。效率是效益的基础，没有效率的活动，其效益一定是比较差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就是看其创造价值的效率的高低，一定的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社会是充满活力还是板结僵化，也看其价值创造和实现的效率和效益。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上层建筑又在维护这种过时的生产关系，从而阻碍了经济基础的发展，无非是说社会创造的各种价值、各种财富由于不能合理地分配，所以使其实现出现了障碍，影响了人们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和效率，也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冲突，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只有改革这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解决这个矛盾，提高价值创造和实现的效率和效益。“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这或许是一种价值创造和实现的理想状态，是效率最高、效益最好的状态，现实中尽管难以得到，可作为一种追求目标，作为批评现实制度不合理性的一种标准，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人们创造价值（物）和享受价值，争取一切有利于自己进行价值创造和享受的条件，如资源、手段、机会，争取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东西，等等，这是一种生命的自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社会生活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当马克思说他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就是承认这一点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任何否认或忽视这个前提的哲学都必然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虚幻的理论。人们从自己出发，一方面是针对着自然，改造自然，获得一定的生存资料，这是生产劳动过程；而另一方面，人的劳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而存在，是以人与人之间结成一定的关系为前提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关系，是人们的交往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交叉纠缠在一起，存在于人们活动的各个领域，也贯串于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但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又表现不同，实际上构成了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内容和区分历史阶段的界标。

从微观的狭义的“生产”即创造价值（物）的层面看，生产者的积极性、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管理水平，构成了影响活动效率的几个主要因素。生产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越高，生产的效率就越高；科学技术的水平越高，越是广泛运用于生产过程中，越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管理制度越是合理，管理的水平越高，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配置越合理，时间空间的利用越充分，资源的浪费越小，也就越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这些都是毫无问题的，是提高价值创造效率和效益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问题是不能仅仅从微观的角度，从一个企业或生产单位的角度来理解，而必须结合整个社会制度来进行理解，需要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的总体性高度来进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高于其他经济学和理论的地方，恰恰就在于这个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第一，虽然人们的活动作为意识观照和支配下的有目的的活动，自来就意味着以目的为尺度来考察活动自身，思考和评价着活动的效率问题，但效率和效益这些范畴本质上是一个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才凸显出来的主导性的观念。我们知道，在自然经济时代，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极少进行交换，同时，自然经济全是按照自然的节律来安排活动，春种夏长，秋获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的时间概念是比较淡薄的。收成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受着自然气候的影响，属于“命运”使然，而非人力的结果。所以，那时的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效率和效益的概念，至少在活动中并不刻意去追求效率和效益。到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时代，情况就大大不同了。这是一种工业经济，即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气候影响、不受自然节律调节的经济；商品生产是一种为别人而进行的生产，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任何一个生产者，在交换完毕之后，都必须算账，花了多少成本，得了多少收益，是亏了还是赚了，亏了多少，赚了几何。在这个时代，效率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时间的作用也就突出出来了。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为人们普遍理解和普遍接受的道理。在市场的普遍竞争的压力下，注重管理、注重科学技术的运用，精打细算，以降低成本，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从而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多的利润，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要求和内在规律。

第二，与前现代的自然经济不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都变成了商品，价格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货币体现，作为与供求关系直接关联的一种信号机制，借助于人们普遍地追求利润的内在冲动，使得资金总是向着最能获得利润的领域流动，使得人们不断地开辟新的领域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这样，市场就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成为能够使利润最大化效率最大化的基本手段。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是因为它能够带来巨大的利润，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获得了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各个方面的人才之所以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能够产生出很大的效益。同样地，各种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因为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和实践，也都大大地发展了起来。在直接从事生产的企业是如此，在其他领域，比如培育人才的教育领域，在精神生产包括科学技术领域和文化生产领域，在商业和交通运输领域，等等，也都是如此。

总之，新的分工门类不断产生，新的合作形式不断出现，新的规则也不断建立、健全起来，人们交往的半径和频率大大提高和扩大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有机性大大提高，整个社会活动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正因为如此，人类在进入市场经济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内，创造了比以前人类全部历史所创造的总和都要多的财富。

第三，市场经济是一种普遍交换的经济形式，是人的普遍交往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人们之间的交往当然不限于经济交往，但经济交往却是一切交往的必要基础，经济交往也带动了其他方面的交往。正是这种普遍交往，使得个人脱离原始集体的藩篱，可以自由地迁徙，自由地进入或退出某种组织和活动，获得最有利于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和条件，可以使各种商品各种资源实现全世界性的流动，从而得到价值实现的最大化。很显然的，这是一种新的文明形式，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不同于“人对人的依赖”阶段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发展的新阶段。它使得社会人的全面的需要体系和能力体系成为可能，使得自由、平等、独立、信用、规则这些源于普遍交往又促进了普遍交往的观念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原则。

与人的独立和普遍交往的实践和这些原则相适应，与国家和社会的适度分离相适应，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上层建筑、社会管理和运行的新体制新机制不仅被建立了起来，而且与市场经济体制一起，具有着非常强的“自发扩展”的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治社会为骨架，以人的平等、独立、自由权利为内容的历史性过程。这个过程的逐步深化，一方面使人们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而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提高了交往的便捷性，扩大了交往的频率和效率。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从互联网到物联网，更使得信息共享和最大限度的物品共享成为可能，为促使实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开辟了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在看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它的发展过程及其不足之处，它毕竟是建立在“人对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一种价值创造和实现的历史形式与社会形态。这里的“物”，既是指商品，更是指作为财富一般表现形式的货币和资本，人对物的依赖，也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依赖，而是一种人的生活的颠倒的形式，即马克思所揭露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是资本逻辑控制下的人的异化形式。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进行讨论。

总之，社会是由无数个人和群体构成的，这些个人和群体，首先是为着自己的需要而进行活动，从自己的角度看待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因而必然会在资源利用、机会、时间、空间方面发生一定的冲突，必然会因为家庭关系、朋友关系、社会地位、个人的天赋条件等的不同而出现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造成了人们实际上的不平等，造成了人们之间的竞争，以及在行为动机、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冲突，这些竞争和冲突一方面对各个行为主体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它们尽量提高自己的活动效率；另一方面也造成相当的内耗，造成一定的价值损失和损耗，同时也会使得价值实现遇到障碍。社会为了减少这些损失和损耗，必须设立一定的制度，设置一定的机构，使用一定的官吏，来进行管理，并通过一定的教育机构、宣传机构进行观念上的导引和教化。但要做这些工作，又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比如支付这些官吏和宣传教育者的工资，动用相当数量的社会资源，等等。这些成本从社会总体来看也是一种价值损耗，但又是为了各个个人和群体能够顺利地创造价值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社会为了提高整体的效率，就必须面临这样的问题，要在由各个主体的冲突所造成了价值损耗和为防止、减少这些损耗进行管理而付出的成本之间确定合理的比例关系。要合理地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合理地确定政府进行社会事务管理的界限和程度。一些人把国家和政府看作是必要的“恶”，认为管理的程度和范围应该是越小越少越好，这固然不对，但若是不适当地过度扩大国家管理的范围，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或行政成本，而且直接影响和降低整个社会价值创造和实现的效率。这是为近百年来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