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创造和实现都体现了人的自由自觉性，二者密切联系内在统一，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直接同一，这正像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与消费在一定的条件下是直接同一一样，生产同时就是消费，消费也同时就是生产。价值创造是把可能的潜在的价值变成现实的价值，这就是一种价值实现，而价值享受（消费）作为价值实现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创造，是把主体作为新的主体再生产出来、再创造出来，也为进一步的价值创造提供了观念的对象和目的性。一些人不懂得这种辩证关系，不懂得生产就是再生产这个道理，总习惯于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消费活动，总觉得消费就是价值的毁灭和消失，这实际上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的观念的表现。只有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以市场为中介的生产和消费的快速循环成为感性而直观的经验，当消费成为拉动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的时候，这种辩证关系才能为人们所普遍理解。

马克思说，人总是根据自己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的统一，并懂得处处把自己的尺度运用到任何一个物种上去来利用物，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创造、建造、生产，这些都是属于同一序列的概念，都表明人是按照自己的尺度、自己的目的来有意识地进行活动的。“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人们生活和交往的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1]人的自由，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由，就是指选择的自由或自由的选择。选择是价值创造和实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能动因素，价值创造就是通过选择而实现的创造，价值实现也是根据主体的选择而形成的具体实现。在这里，价值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落实，价值的多维性、多样性、多元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选择这个概念，现在用得很广泛，不只是动物有选择，就是任何系统都有选择。当然，在具体的语境下，对选择的这些用法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人的选择与其他一切物种的选择有质的不同，它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是基于一定的价值评价、价值考虑而进行的选择。动物也根据趋利避害的本能进行一些选择活动，但动物的选择充其量是一种本能性的自然选择，是生命本质的自然性的一种体现。动物的行为是模式化的，沿着自己所属的种的轨道而运行，种的尺度、种活动的规律就是每一个个体活动的规律。

比如熊猫选择了竹子为自己的食物，每一只熊猫就都是这样，个体与物种之间具有高度的统一性，竹子没了，个体的熊猫得死亡，整个物种也得灭亡。人则不同，人是宇宙间唯一达到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存在物，能够把一切存在物都看作是自己的对象，包括把自身、自身的各种活动也看作是对象，所以才能够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着选择。只有人才懂得把自己的尺度运用到任何一个其他物种上去，只有人才能够超越外在的规律和自身的规律，能够利用这些规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的选择才是自主选择、自由选择。如果说动物的选择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那么这种自主性是极其有限的，而且是受着本能和因果规律的制约的，最多只能看作是自主性的一种萌芽因素。人的选择则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和意志而作出的。人固然也受着各种因果关系的制约，但由于有意识和自我意识，他不仅可以把这些因果作为自己的对象来考察，了解某种因会引起什么果，这种因果会对那种因果产生什么影响，而且能够依照自己的意志改变这些因果作用的条件，使之按照自己意愿的方向运动。在有些时候，即使认识到有些事情是不可为的，是无法成功的，但却为了自己的心灵安宁，为了自己的做人原则，为了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生命是极其宝贵的，人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可有的人为保住生命而出卖同志，背叛理想，有的人为了理想却可以牺牲生命。为什么?这是依靠单纯的因果律所无法解释的。自主也就是自由，由自不由他，由自己的意志作出决定，作出选择。片面地夸大意志自由、否定决定论是不对的，但为了坚持决定论而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同样也是不对的。

人的选择本质上是价值选择，是基于对价值的评价而作出的选择。过去我们也讨论选择、注重选择，但多是从客观规律、可能性这个角度来进行，较少从价值的角度去思考，所谓“一切按规律办事”，就是典型的表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是机械唯物论的表现。选择自然离不开规律和可能性，选择总是在多种可能性之间进行的选择，这是毫无问题的。可能性的出现，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规律，选择时必须对这些规律有所认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根据什么来进行选择。这才是研究和讨论选择问题的实质所在。

我们认为，人们进行选择的根据不是规律，不是客体运动的可能性，而是价值，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功能、运动的趋向与人的存在发展需要的契合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人们是根据这些客体运动的可能性、这些规律对人的价值来进行选择的。地球内部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有一定的规律性，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就可能发生地震。地震是一种天灾，所谓天灾，是说它是自然形成而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是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负价值的一种现象。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无法驾驭地震，无法利用地震产生的巨大能量，只能采取躲避、减少灾难的方式来对付地震。躲避、减少灾难，这本身就是根据地震对人类的价值所作出的一种选择，是人类依据目前的能力和情况进行的一种选择。具体到某次地震来说，它的震中可能发生在河北，也可能发生在河南，可能在五月发生，也可能在六月发生，地震的震级可能是八级，也可能是五级，针对这种种的可能性及其出现的几率，人们采取相应的躲避措施，选择预防的方案和办法。这是人力所无法干预的情况，在可以通过人力干预的情况下，对于不利于人的可能性，人就要竭力破坏其实现的条件，阻止其实现，而对于有利于人的可能性，则努力创造条件促使其实现。是阻止还是促使，就是依据这些可能性对人的价值而作出的选择。

对于规律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利于人的规律，人就尽力维持和利用，不利于人的规律，人则想方设法破坏其运行的条件，或是使之产生不危害人、少危害人的结果。人的活动就是用一些规律去破坏另一些规律，用一些事物去促使或阻止另一些事物，利用它们的相生相克，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总之，人就是根据这些规律的价值、这些可能性的价值作出自己的选择，来确定自己的活动目的的。

人的活动总是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人对行动目的的选择，就是在认识对象的规律、可能性的基础上，在把握了对象物的尺度的前提下，结合自己的需要和能力，趋利避害，扬利去害，增利减害，尽量使之成为对自己更有价值的存在，使对象对自己的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达到自己最满意的状态。人的目的多种多样，但无论确定何种目的，大致都遵循这个原则，即达到自己的价值最大化。而这种价值最大化，总是一定条件下的价值最大化，是与主体的需要和能力相适应的条件下的价值最大化。

总之，价值才是人们选择目的确立目的的客观根据。可由于目的是行动结果的超前反映和观念把握，这时的价值总是作为可能的价值，作为主体对价值的“预估”、“预测”、“预想”而存在的。这个“预估”和“预想”，实际上就是评价，是对这些价值的“评估”。人们就是根据自己对这些价值的评估、评价而选择确立自己的目的的。从这个意义上，评价是选择的外化，是选择的主观依据。人们正是根据自己的一定评价，确立了目的，然后在行动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使价值从潜在的可能的形态变成现实的状态。这既是价值创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实现的过程。

这是从目的确立的角度，从选择目的的角度来说的，从实现目的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人的目的和手段密切联系，相互规定。首先是目的规定手段。一定的手段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适，是不是有效，以及效果如何，一句话，手段的价值是根据它对于实现目的的关系而得到规定和说明的。目的决定了选择手段的范围，也规定了手段起作用的方向，甚至决定着手段的性质，目的出了问题，选择手段往往就要出问题。而手段也规定着目的，对目的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人们选择一定的目的，总是依赖着他所能掌握的手段、他所能利用的手段、他获得手段和使用手段的能力。

一般说来，只要是正常的人，总是按照他现有的能力来选择自己的目的的，他的能力达到什么程度，他拥有什么样的实现目的的手段，就选择什么样的目的。缺乏手段的目的，或手段尚不具备的目的，就不是现实的目的，而只是一种空想的或未来才能实现的目的。主体在目的确立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寻找手段，包括制订一定的计划，寻找一定的工具，组织人力、物力，等等。很显然，这里的手段是广义的手段，是达到目的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各种中介。同样的，寻找手段的过程，也是一个先借助于评价而进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创造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的过程。

实现目的的过程就是使用手段的过程，是具体的行动展开的过程，既是一个目的中所包含的价值、所预想的价值从可能的变为现实的状态的过程，也是把手段的价值从可能的形态变成现实的状态的过程，还是各种不利条件、各种风险的价值从可能的形态变成现实的形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任何一步，任何一个阶段，都存在着某种变化或改变的可能性，主体会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根据手段与目的的特定关系，或是修正目的，或是调整计划，甚至可能整个地放弃了这个目的。最后的结果，或者是成功了，即预定的目的得到了实现，或者是失败了，即目的没有实现。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又都可以分出若干的等级或级别，成功有完全成功，基本成功，失败也有完全失败，一败涂地，或基本失败，得不偿失。即使是得失相当，大致也算是一种失败，因为不符合事前确定的目的，没有达到目的中所设定的要求。

主体在实践中的选择，主要就是对目的和手段的选择。目的是一，手段是多，对于同一个目的，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实现，手段的合适与否，合理与否，有效与否，效率高低，都要依据它对于实现目的的作用来具体确定。同样，一个目的是否合适，是否合理，在一定意义上也要依据手段来确定。这些都是与具体的价值比较和评价密切关联的问题。

对目的的选择首先要考虑的是目的的“善”，即价值的问题。一般地讲，人们以什么为目的，总是因为这目的是对自己有价值的，是自己所希望的，或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负价值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是一种规律，没有人愿意选择对自己不利的状况作为自己要努力实现的目的。

其次考虑的是目的实现的可能性问题，这也是对前一点的约束和收敛。这里的可能性，既包括对象方面的可能性，也包括手段和条件允许的可能性，既包括短期的现存的可能性，也包括发展的长期的可能性。主体希望获得的事物很多，希望达到的状态也很多，如果条件具备，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他的目的的，可受实际情况和条件的限制，只有一些是有可能的。主体只能在这些可能性的范围内选择和确定目的，而不会把那些不可能至少是主体认为不可能的当作是自己的目的。

最后考虑的是与社会需要的契合程度，社会规范所允许的程度。人作为社会性的人，必然要受到这些社会规范的约束，有一些事情，是对自己有利的，是自己愿望的，也是有能力实现的，但社会规范不允许，比如为法律所禁止，为道德所不容，那就得放弃。当然也有不少人主要考虑前两点，对第三点不太考虑，或者说在利益巨大时就不管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而社会的法制越不健全，这种情况就越容易发生。

一切手段的选择，都是围绕着实现目的而旋转的，这时目的就成为衡量各种手段的尺度，也是评价各种手段的标准。在选择手段的问题上，第一重要的是了解、认清、掌握这手段对于实现目的的作用，这既是一个认知的问题，也是一个价值比较和评价的问题。对手段作用于目的的客观因果关系认识不清，必然导致价值比较和评价的失误。选择手段，往往不是要不要某一种手段，而是在众多可以采用的手段中进行比较，从各方面进行比较，寻找出最佳的手段，这个最佳，就是价值比较的结果。选择手段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这里容易引起争论的是这个范围的边界在哪里，是否允许无限扩大，即平时所讲的“不择手段”是否合理。不择手段，是说任何有利的手段都可以运用，边界可以无限扩大，以有利于实现目的为唯一尺度和标准。也就是说，选择手段受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要不要遵守这些社会规范，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选择主体是不是认同这些规范，有没有一些任何主体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范，以及这些规范的严密性和强制性程度如何。在法制比较完备的社会条件下，违法的结果总会受到惩罚，至少很容易受到追究，带来损失，人们就普遍能够确立法制意识，反之，如果法制不健全，不严密，司法又很不认真，那就谁都不把法制当回事。主体对这些规范认同到什么程度，在选择中就遵守到什么程度。而且，在这些规范的价值与某些手段的价值之间也有一个相互比较的问题，有一个主体如何权衡的问题。

总之，无论在确立目的的阶段，在寻找手段的阶段，在具体行动的过程中，主体的选择都是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因素，评价都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评价所把握到的所预测到的价值，在观念中创造的价值，如果行动成功，就转为现实的价值。即使行动不成功，主体也可根据评价和选择，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不至于败得一塌糊涂。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