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中，新马克思主义是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论域，它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转向。从对古典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生产劳动异化批判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文化异化批判，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期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向，而列斐伏尔的消费受控制社会批判理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公共生活领域理论，则是这个转向中的最重要代表。[119]

9.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研究者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对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的本质。在克服生态危机的手段以及未来社会的前景等问题上，将生态学理论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新视域的积极尝试。[120]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这使得原本就已存在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深刻反思20世纪各种生态理论和运动之后，开始转向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以寻求正确的指导思想，从而产生了生态马克思主义。[121]有学者把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和生态政治哲学归纳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非理性运用和异化消费的必然性。[122]有学者则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在于其以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进行批判为基础，展开对资本主义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并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首要前提。[123]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归属，学者们有一定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特性相去甚远，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而有的学者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纳入后现代主义的范畴而不应归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五）国别状况研究

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本身的发展，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国内学者的关注点也逐渐地拓展和延伸，开始跟踪和分析最新的研究成果，并把视线转移到了最新的研究国家，通过对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研究，实际上凸显了作为一种思潮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在研究领域、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正是对于这种变化的及时追踪和把握，也使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内的学者能够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世界的研究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同时也促进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本身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加强了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英美分析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由此提出并开展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国别史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国学术界还展开了对俄罗斯、日本、越南、古巴、朝鲜、中东欧国家、拉美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的追踪研究，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趋系统和全面。[124]

有学者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主要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6种主要流派。同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研究主题发生了转换，更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等问题；扩大了研究领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哲学、文化批判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加强了研究者的联系，其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非常密切。[125]有学者把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概括为转向政治哲学和坚持辩证法两个方向。转向政治哲学这一个方向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G.A.科亨和约翰·罗默为代表，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就在于它更为平等，而这一点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是缺乏论证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当今应转向政治哲学的研究，以求从道德的角度激励人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坚持辩证法这一方向以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伯特尔·奥尔曼和市场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劳勒为代表，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否定的结果，它现今就已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仍在继续发展，当前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辩证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加强对辩证法的研究和宣传。[126]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学者考察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作了分析。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在英国走向成熟和丰富，进而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改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物质力量，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1845-1920年），英国一直没有能够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30年代中后期，一些英共知识分子党员不自觉地突破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桎梏，形成了一批有创见的理论成果，开创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英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优良风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英国左派知识分子沿着战前开辟的道路，继续致力于英国本土问题的研究，逐步创造出了一种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1956年以后，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新左派思想家陆续出版了一批影响巨大的著作，最终将文化马克思主义呈现在世人面前。文化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推动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主轴，文化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而兴起。[127]有学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是具有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的一元阶段；60年代末以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盛行，与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双峰对峙的格局；80年代初以后，伴随着新左派运动的终结和新社会运动的全面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多元分化发展的当代阶段。[128]有学者指出，新帝国主义是近年来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其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帝国主义》（2003）与艾伦·伍德的著作《资本的帝国》对于社会正义问题、生态危机等问题的研究影响最大。[129]

关于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学者指出，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展示了它与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是与马克思主义进入高等院校相联系的，代表了美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传统。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40年代。在这一阶段，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了文化哲学传统，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的结合。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现在。在这一阶段，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和规模空前扩大，形成了文化唯物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5种哲学形态。[130]不同学者对于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点作了不同侧面的概括。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点为：更着眼于揭露、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如生态问题、道德危机和消费主义等，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注重向现实社会的转向，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和当代问题，尤其是关注市场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命运、知识经济和全球化问题等等，因而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强化反思意识，从对“苏东剧变”的原因着手，重新深入探讨、思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命运，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能，因而具有浓厚的思辨性。[131]有学者把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概括为：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发展的主流；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的色彩，尤其是关注政治哲学的研究；其研究的领域集中在一些与后工业社会相关的问题上；打破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界限，哲学与文学、宗教、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界限，成为当代许多美国学者共同创造的一种美国哲学；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格局。[132]

近年来，很多学者也对德国、法国、东欧等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有学者认为，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处于学术边缘，但并未完全沉寂，拥有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关的组织机构和报纸杂志。从总体上看，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批判·创新”为主题；二是跨学科、多层面、整体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三是以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标尺强烈关注现实问题；四是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学者们主要从六个方面多维度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及其与当代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分别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质与命运的反思；比较视野中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布莱希特、阿本德罗特、容克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生命力；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批判；大左翼联盟的政策选择。[133]有学者指出，今日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几个特点：第一，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研究者大都不会自说自话或埋首于故纸堆中，而是重视在变化了的时代背景中看待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互动的传统。第二，具有鲜明的多元性。参与讨论的学者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专业领域广泛，研究角度多元。[134]有学者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特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欧“非斯大林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批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致力于从总体上重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及波兰的意识形态批判学派、捷克的人道主义学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超越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积极发展和弘扬革命的和批判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致力于剖析20世纪人类普遍的文化困境；另一方面集中于批判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弊端，在实践哲学、需要理论、激进民主理论、日常生活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异化理论、社会主义理论、人道主义等方面都作了比较独特的探讨。研究者认为，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核心的哲学人本主义和本体论、以异化理论为基础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批判和以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为主要内涵的社会改革方案，构成了其基本理论架构。[135]

[1] 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学术界就开始翻译和出版了葛兰西、卢卡奇、萨特、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也有一些人物介绍性的文章出现。但是，这些工作仅限于中共中央编译局这类研究机构，并没有在大专院校大规模地展开。而且，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将其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加以介绍和研究的。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内普遍把这些人当作非马克思主义者而排除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外。参见顾海良、梅荣政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马克思主义理论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9页。

[2] 参见敏生：《“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学术讨论会”纪略》，《哲学研究》1986年第10期。

[3] 参见张亮、胡大平：《“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学术研讨会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1期。

[4] 参见贺金瑞：《列宁实践观研究——兼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一元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5年第1期。

[5] 参见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论”述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5期；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中间阶级”论述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4期；王跃华、张国胜：《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6] 主要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徐崇温主编，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俞吾金、陈学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

[7] 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同发起，至今已经成功主办了三届：第一届（南京，2004）、第二届（哈尔滨，2006）、第三届（上海，2008）。

[8] 参见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二十年——兼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思路的现代转换》，《理论月刊》2002年第3期。

[9] 参见张一兵、胡大平、张亮：《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0] 参见李嘉美、万健琳：《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与创新——第四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综述》，《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1] 参见王凤才：《“第三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综述》，《哲学研究》2008年第7期。

[12] 参见王雨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江汉论坛》1997年第9期。

[13] 参见王雨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基本特点》，《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4] 参见魏小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轨迹和趋势》，《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年第2期。

[15] 参见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

[16] 参见薛民、敦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试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段忠桥：《真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吗？——质疑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现代哲学》2004年第1期。

[17] 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3页；徐崇温：《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5期；徐崇温：《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学术界》1994年第4期；王鹏升：《试比较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3年第3期。

[18] 参见刘玉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9年第3期。

[19] 参见陶日贵、刘卓红：《“国外马克思主义重大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6期；段忠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与徐崇温同志商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杜章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1期；杜章智：《谈谈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兼与徐崇温同志商榷》，《现代哲学》1988年第1期。

[20] 参见黄刚、彭冰冰：《近三年来我国学者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下，《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4期。

[21] 参见王宏维：《“国外马克思主义重大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郑一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30年的反思》，见《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第三届国外马克思论坛会议论文集》，2008年版。

[22] 参见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胡大平、张亮：《从马克思哲学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第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综述》，《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3] 参见夏建平：《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论坛》2006年第4期。

[24] 参见王雨辰：《关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

[25] 参见王凤才：《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的几个问题》，《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

[26] 参见俞吾金：《从外在的对峙到内在的对话——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哲学关系的新思考》，《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

[27] 参见王雨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1期。

[28] 参见陶日贵、刘卓红：《“国外马克思主义重大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6期。

[29]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中国哲学年鉴1987》，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1987年版；刘宏元：《修正、补充、背离——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变》，《理论探讨》2006年第1期；徐崇温：《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1期；徐崇温：《就“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答杜章智同志》，《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3期；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种种》，《现代哲学》1988年第1期。

[30] 参见杨耕：《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重大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1] 参见张康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述评》，《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2期；王凤才：《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的几个问题》，《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杨春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回顾与反思》，《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32] 参见张之沧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33] 参见张一兵、周嘉昕：《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兼答汪行福教授的质疑”》，《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张亮：《阿多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34] 参见汪行福：《“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了吗？——与张一兵教授商榷》，《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35] 参见汪行福：《主导意识形态命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郑召利：《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探索》、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背景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

[36] 参见张晓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探析》，《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7] 参见张立波：《从科学到叙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38] 参见孙玉霞、张立波：《从方法到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

[39] 参见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与批判指向》，《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欧阳康：《从文本到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路径问题》，《求是学刊》2006年第5期。

[40] 参见王雨辰：《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基本特点》，《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王雨辰：《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41] 参见陈学明：《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向——重读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

[42] 参见陈学明：《在“消解”传统的哲学本体论之后——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贡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曹际祥、王世涛：《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异》，《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3] 参见曾小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辩证法》，《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谢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自然辩证法》，《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洪晓楠：《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观》，《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年第5期。

[44] 参见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诠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5] 参见张翼星主编：《理论视角的重大转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46] 参见郝华：《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辩证法的嬗变》，《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47]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中国哲学年鉴198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

[48] 参见张秀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

[49] 参见李桂花：《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吗？——兼评阿尔都塞和哈贝马斯的观点》，《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50] 参见王凤才：《论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理论》，《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51] 参见张秀琴：《哲学、“实践”与“霸权”：柯尔施和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52] 参见汪行福：《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可能性——从卢卡奇到拉克劳和穆菲》，《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53] 参见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当代资本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2期。

[54] 参见同上书。

[55] 参见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当代资本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2期。

[56] 参见张冀星：《20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动态》1999年第8期。

[57] 参见徐崇温：《不要把唯心实践观说成实践唯物主义——评杜章智、翁寒松等同志的青年卢卡奇观》，《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3期；吴晓明：《卢卡奇的存在论视域及其批判——〈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黑格尔主义定向》，《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58] 参见杜章智、周稳明、翁寒松：《如何看待卢卡奇》，《人民日报》1989年1月27日。

[59] 参见俞吾金：《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60] 参见张秀琴：《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5年第7期。

[61] 参见张秀琴：《“异化”批判及其问题：卢卡奇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62] 参见张冀星、杨生平：《试论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江淮论坛》1991年第2期。

[63] 参见赵桂琴、都本伟：《论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

[64] 参见孙伯鍨：《关于总体性的方法论问题：评卢卡奇（早期）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解》，《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65] 参见胡绪明、韩秋红：《评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之维》，《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历史与阶级意识〉与现代性批判——基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现代性考察》，《长白学刊》2006年第6期。

[66] 参见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67] 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8] 参见张盾：《辩证法与当代哲学的命运——评阿多诺对辩证法的重新诠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69] 参见白刚：《马克思批判的辩证法的时代回响——读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70] 参见郭嘤蔚、辛绍军：《非同一性：异质的存在和经验——论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学术交流》2006年第7期。

[71] 参见朱振林：《阿多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关联》，《北方论丛》2007年第1期。

[72] 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3] 参见吴晓明：《阿多诺对“概念帝国主义”的抨击及其存在论视域》，《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74] 参见张一兵：《梦幻哲人阿多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75] 参见吴晓明：《阿多诺对“概念帝国主义”的抨击及其存在论视域》，《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76] 参见孟登迎：《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77] 参见徐崇温：《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1期；杜章智：《谈谈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现代哲学》1988年第1期；顾良：《关于阿尔都塞的〈亚眠的答辩〉》，《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3-4合期。

[78] 参见朱晓慧：《阿尔都塞论意识形态的多重特征》，《兰州学刊》2006年第1期；张一兵：《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与拉康》，《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4期。

[79] 参见唐正东：《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是一种永恒的但必须被超越的他者》，《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80] 参见张一兵：《意识形态：永存的想象之境——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评析》，《学术研究》2002年第12期。

[81] 参见俞吾金：《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新探》，《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82] 参见张一兵：《析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83] 参见吴学琴、杜宇民：《结构解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阿尔都塞的阅读法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84] 参见欧阳谦：《马克思主义的“守夜人”——阿尔都塞的理论解读》，《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期；刘智娴：《关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反思》，《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郑忆石：《“理论反人道主义”——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极端“解读”》，《南都学坛》2004年第2期。

[85] 参见郑忆石：《阿尔都塞哲学基本特征新解》，《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姬长军：《论阿尔都塞思想的内在冲突》，《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86] 参见张一兵：《阿尔都塞：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的重新考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

[87] 参见杨思基、王昭风：《卢卡奇“人本学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比较》，《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88] 参见张一兵：《空无与黑夜：青年阿尔都塞的哲学关键词》，《现代哲学》2004年第3期。

[89] 参见李嘉美、陆杰荣：《论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的实质》，《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

[90] 参见艾四林：《评哈贝马斯论后形而上学思想》，《现代哲学》1994年第1期。

[91] 参见王凤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理论学刊》2003年第5期。

[92] 参见李素霞、于海燕：《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93] 参见姚大志：《哈贝马斯：交往活动理论及其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

[94] 参见郑召利：《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李嘉美、万健琳：《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与创新——第四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综述》，《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95] 参见赵涛：《近年来国内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96] 参见杨思基：《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世界观和“社会批判理论”》，《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97] 参见张凤阳：《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验价值构设》，《哲学动态》1992年第12期。

[98] 参见郑召利：《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理解和阐发》，《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99] 参见张一兵：《后人学·无调哲学·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后现代转折”》，《学术季刊》1996年第2期。

[100] 参见奚洁人：《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论批判及其教训》，《江苏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101] 参见郑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及其现实意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102] 参见李小娟：《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北方论丛》2001年第4期。

[103] 参见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科学哲学”——对实证主义的攻击》，《学术月刊》1991年第5期。

[104] 参见陈振明：《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交界处——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观》，《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105]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中国哲学年鉴2008》，哲学研究杂志社2008年版。

[106] 参见王国富：《当代中国视域中的鲍德里亚哲学研究——“鲍德里亚与消费社会”学术研讨会概述》，《哲学动态》2007年第11期。

[107] 参见王国富：《当代中国视域中的鲍德里亚哲学研究——“鲍德里亚与消费社会”学术研讨会概述》，《哲学动态》2007年第11期；孙乐强：《“后现代语境中的鲍德里亚及其在中国的效应”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2008年第2期。

[108] 参见王国富：《当代中国视域中的鲍德里亚哲学研究——“鲍德里亚与消费社会”学术研讨会概述》，《哲学动态》2007年第11期。

[109] 参见孔明安、陆杰荣：《鲍德里亚：现代社会的一位激进批判者——鲍德里亚思想研究评述》，《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10] 参见仰海峰：《马克思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后现代的挑战——鲍德里亚〈生产之镜〉解读》，《理论探讨》2003年第5期。

[111] 参见夏莹、崔唯航：《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现实：关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批判的一种回应》，《哲学研究》2009年第7期。

[112] 参见王国富：《当代中国视域中的鲍德里亚哲学研究——“鲍德里亚与消费社会”学术研讨会概述》，《哲学动态》2007年第11期。

[113] 参见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理论逻辑和现实嬗变》，《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胡大平：《作为批判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学术研究》2004年第7期；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理论规定》，《哲学动态》2004年第2期；张亮：《国内近期“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简评》，《哲学动态》2007年第2期。

[114] 参见胡大平、张亮：《从马克思哲学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第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综述》，《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

[115] 参见孙玉霞：《“国外马克思主义重大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6期。

[116] 参见张亮：《国内近期“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简评》，《哲学动态》2007年第2期。

[117] 参见仰海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思潮——早年鲍德里亚的思想转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18] 参见王玫：《新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左翼的一支重要力量》，《红旗文稿》2005年第17期。

[119] 参见阎嘉：《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简评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理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刘怀玉：《消费社会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转向——以列斐伏尔为主线的研究》，《理论探讨》2005年第2期。

[120] 参见李晶：《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新视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析》，《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年第17期。

[121] 参见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22] 参见王雨辰：《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23] 参见李嘉美、万健琳：《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与创新——第四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综述》，《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24] 参见顾海良、梅荣政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马克思主义理论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页。

[125] 参见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26] 参见段忠桥：《转向政治哲学与坚持辩证法——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方向》，《哲学动态》2006年第11期。

[127] 参见张亮：《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到文化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战后形成》，《人文杂志》2009年第2期；《汤普森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28] 参见张亮：《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3月19日。

[129] 参见汪行福：《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趋势》，《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130] 参见何萍：《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31] 参见聂资鲁：《九十年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6期。

[132] 参见何萍：《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33] 参见王凤才：《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特点》，《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4] 参见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5] 参见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