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独立、条块分割的部分，而是一个整体，是“一整块钢铁”。作为一整块钢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理论，它必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要使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活力，就必须在研究基础理论的同时，结合时代的发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资源和强大的思想武器。在这里，我们将围绕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旨趣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与未来走向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共产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称谓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包含着两种主要的含义：一种是在早期马克思用其来指称“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也曾在1874年解释说：“‘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1]另一种则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层面上来说的，即把共产主义看作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和目标。这里，我们主要分析第二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即作为现实运动和理想目标的共产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历程看，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存在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赋予了共产主义新的内涵和意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次立足于当时欧洲主要思想家的共产主义的主张，在进行归类划分的基础上，逐一进行了批判，并结合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对他所认为的共产主义作了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的形态。

第一，粗陋的共产主义。[2]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粗陋的共产主义，它是“以双重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3]。因此，这种共产主义虽然是直接针对着私有制的，但是它试图把一切都“公有化”和“平均化”。实际上是仇富心理和平均主义欲望**裸的展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4]。由此可见，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具有政治性质和废除国家的、但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对于前者，可以将其理解为作为具有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制度，与“民主、平等”相对应。对于后者，可以理解为无政府的、消灭了国家的、正在处于过渡期的共产主义。如果说，在第一种“共产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中，人的解放只是人从自然中走出来，成为社会的人、区别于动物的人的话，那么，在这两个“共产主义形态”中，人的解放具有了政治的色彩。但是，这种解放依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原因在于“政治解放并不等于人的解放”，尽管我们知道，“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向人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因为他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5]因而，只要它主张保留私有财产，它不论在政治上如何贯彻民主，都丝毫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根基，因而，也就难以达到把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实现人的自由的目的。

第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所倡导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6]这种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矛盾消除”的基础上，以人为目的的社会状态。正如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在人道主义这个词中，“‘humanum’指示着humanitas［人道］，即人之本质。‘主义’则指示着：想把人之本质看作根本性的。‘人道主义’这个词语作为词语，是有这种意义的。恢复这个词的意义，这只可能意味着：重新规定这个词的意义。一方面，这就要求我们更为原初地去经验人之本质；而另一方面，这也要求我们去指明，这种本质何以以其方式变成命运性的。人之本质基于绽出之生存。本质上，也即从存在本身方面来看，关键就在于绽出之生存因为存在居有着作为绽出地生存者的人，使得人进入存在之真理中而看护着存在之真理。如果我们决心保持‘人道主义’一词的话，那么，‘人道主义’一词现在就意味着：人之本质对存在之真理来说是本质性的，而且据此看来，关键是恰恰不在于人，不在于仅仅作为人的人”[7]。由此可见，真正的人道主义首先是“把人当人看”，因而，它从对人的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出发，去领会和把握人的存在的自然性和历史性，并力图在这一维度中实现对人的真实的理解。马克思由此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8]。这种共产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最终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关切人、关切人的存在状态，在共产主义中，人“向人性实现复归”，也就意味着，它使“人成为人”并活得更像人一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证。在他看来，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换句话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因此，“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10]。马克思借用黑格尔辩证法原则，强调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11]马克思在这里并未把话说完，因此，“共产主义是什么”成了一种历史的悬念。在后面的论证中，马克思作了补充：“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2]。这种“现实运动”区别于以往的一切运动，因为：“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13]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理想目标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场“现实的历史运动”，它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它只是一种基于现实，追求在历史的生成中实现的历史活动，并没有任何所谓的“公式”可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在1881年、1893年所指出的，如何实施共产主义，“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飘渺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14]。“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15]

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共产主义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运动，视为运动的理想和目标。因此，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此，他们主张，共产主义的实现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阶段：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伴随着两个阶段的存在着不同的分配形式：（1）作为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它实际是上奠基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16]。因此，这一阶段就是按劳分配。（2）作为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7]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共产主义并不是所谓的“幻想”，它是他们基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批判基础上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强调，现代社会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8]。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推翻那种使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在上述意义上，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和理想目标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实际上是同一种追求。在马克思看来，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交往泛化”以及“资本奴役”并存，人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因而，马克思倡导，只有在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活动中，在这种“共产主义的运动”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部分地表现在经济前提中，部分地表现在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中，最后表现在以当时的生产力为基础的个人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9]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有着丰富的内涵：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仅仅是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亦是如此。因此，人的解放、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互动的历史生成过程”；共产主义不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不是“阶段性”的目标，而是某种“终极的指向”，它只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就蕴涵在这一运动的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关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关于如何实现人的解放以及怎样实现人的解放的学说！

（二）人类的自由解放与科学社会主义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20]这种革命家的身份决定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而是通过理论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大致来讲，这主要地体现在三个层面：无产阶级解放、人类解放以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学说。

首先，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最为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的关注与关切。一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就分析了无产阶级诞生的过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以及无产阶级自身解放和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剩余价值学说的分析，马克思还揭示了无产阶级遭受压迫的秘密，从而在根本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诚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21]换句话说，阶级的产生必然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次社会的大分工都伴随着的是新的阶级的出现和阶级对立的产生。无产阶级的出现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对此，马克思亦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22]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尤其是他们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以及阶级斗争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梳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看到了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它是和资产阶级一同产生、互相关联而又根本对立的阶级。这一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因此，无产阶级就是“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23]。不仅如此，“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24]。这表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5]。从而，也就产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的对立。正是基于对阶级斗争的意义的肯定，马克思指出：“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26]这表明，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将诉诸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如果说，看到无产阶级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结果，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视为人类进入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问题，这只是马克思阶级分析的第一步的话，那么，对于无产阶级将承担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的分析则表明，马克思已经把握到了问题的根本。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无产阶级承担解放使命的分析上。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具革命性的阶级，这一阶级能够带领全人类，实现人类的解放。他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27]因此，“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能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能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8]。这表明，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一般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和作为人类特殊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规律的把握，清楚地认识到，只有遭受压迫最重的无产阶级才能够承担起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最终解放的历史使命。诚如恩格斯所言：“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29]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解放实际上就是整个人类解放的前提。

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单纯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的，它在根本上是着眼于人类的解放的，这一点连空想社会主义者也不例外，“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30]。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揭示并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以及发展趋势，科学地判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即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建立公有制并实现共同富裕，实行按劳分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实现新型民主，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31]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同人的自我实现一样处在人跟自然的生产性的相关联、相统一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个人的个性得到发展”[32]。

因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才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旨趣。在马克思看来，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到来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沦落，而且是作为有尊严的人自身的沦落，一起都被遮蔽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一切都被掩盖在资本主义的繁华之中。因此，揭示人的资本主义存在方式，并把人从被奴役、受压迫、遭唾弃的境况中解放出来，势必成为马克思所追求的目标。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揭示出，在商品经济时代，商品的出现并没有使人变得更加自由，人反倒被物所奴役：第一，劳动者同他自己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物的异化）；第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自我异化）；第三，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第四，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异化。[33]由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人的根本生存方式的劳动的异化，正是通过这种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合乎逻辑地得出的结论是：“人之为人的根据，人的‘自由’和‘崇高’，‘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而必须从‘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来理解。”[34]

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把他一生矢志不渝所追求的——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理想目标诉诸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之中。在他看来，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看作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同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这点集中地体现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5]基于此，高清海先生把人类自我的发展史归纳为三个阶段，原始社会的“群体本位”阶段、阶级社会的“个体本位”阶段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类本位”阶段。[36]这些都表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最终的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因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去创造出一种生产的形式和社会的组织，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从他的生产中、从他的劳动中、从他的伙伴中、从他自身和从自然中，克服异化；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复归他自身，并以他自己的力量掌握世界，从而跟世界相统一。”[37]在这个意义上，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38]，即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基础上的，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为目标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的实现紧密相关。

上述分析表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理论旨趣的科学学说。从根本上讲，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三者内在关联，共同统一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中。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基础上的学说，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础，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整体结构的彻底揭示，从而把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一学说的创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第一阶段，从1842-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转变”期，至1847年《哲学的贫困》的发表，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孕育和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从诞生走向成熟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已经由原来的一个流派发展成为欧美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

理论的创立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任何理论的目的都在于指导实践，最大限度地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尤其是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到多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发展、补充和完善。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使这一理论蓬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的阶段。这一变化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阶级关系得到缓和、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境况下，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否已经失去了自身的理论指导价值？是否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回到当代的社会现实状况，对其作出有针对性的理解和阐释。

大致来讲，这一考察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现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与昌盛。我们将在这一考察的基础上，回答下面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意味着马克思所断言的“两个必然”已经失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将危机重重？

1.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未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依靠原有的积累，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在发展中走向没落，而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这就要求我们，对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作出新的评估和考察，在这一基础上重估资本主义。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处在自我更新、调节、发展的大变革时期。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如下的新特点：（1）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新科技革命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加现代化和“高级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2）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加剧了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进一步扩大和加深；（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垄断资本的势力显著增强；（4）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调整；（5）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6）资本主义的对外关系和世界体系发生了变化。[39]资本主义在当代发生的这些变化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尤其是要联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关理论，作出客观的分析。在我们看来，一方面，较之于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民众的福利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只是其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适、调节和改良的结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换句话说，只要私有制依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制度，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没有发生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就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其次，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是阶级结构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进入白领阶层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雇佣人数在不断下降，这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人数的下降，而且，广大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的改善，尤其是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迈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这都表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逐渐衰落。但是，无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私有制仍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制度。物质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依旧存在。虽然现代无产阶级在数量上不断减少，但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日益白领化、脑力化、技术化和知识化，无产阶级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升。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始终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们的政治觉悟也较之于以往有明显的提高。因而，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方式也不再是传统的暴力革命和斗争，而是主要转变为合法的斗争，工会在整个斗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这个意义说，只要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存在，阶级对立必将继续存在。应该说，这种阶级的变化，将进一步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事实也表明，尽管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形式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的积累等没有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无法真实地被克服。例如，从表面上看，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只要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创新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人的发展，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为了获得超额的利润。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不是科技革命的主动力，科技革命主要是科技专家刻苦钻研精巧劳动的成果；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追求利润、激烈竞争、互相倾轧，在很多方面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健康协调发展。”[40]这种看法其实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比比皆是。例如，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时，马克思就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41]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以人自身为目的，而是以利润为目的。这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阶段而显得苍白无力，而是显得更富生命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依然要以敌视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相反，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新的变化，我们要以宽广、深邃的目光观察资本主义。（1）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从社会主义中借鉴了有利因素，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实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2）新科技革命已经使世界资本主义从列宁所讲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更高更新的阶段，使整个世界向社会主义的推进具有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使人类社会朝着知识和智能共有、共享的方向前进。社会主义者只有认清这些新变化，才能组成浩浩****的社会主义大军，把社会资本主义推进到资本社会主义（即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再逐步发展到有本国特色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3）社会主义国家要善于应对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完全可能通过长期的和平共处、协作与竞争，达到共荣双赢，最终各自通过不同的道路，殊途同归，实现全球一体化、世界大同。[42]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为消灭私有制、消除阶级对立，以及人类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

2.社会主义遭遇的挑战

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阶级状况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也逐步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态势。一方面，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以及由此导致的东欧剧变；另一方面，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蓬勃发展。

随着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遭受到自成立以来最大的挫折，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低落的态势。针对这一情况，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在走向衰落并必将灭亡；由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即使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是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正在来临的信念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和东欧剧变问题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当今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准绳来评析苏联模式，难以简单地说它是否基本上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应该更加具体地区分为四种情况：第一，坚持了社会主义，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第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如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独特历史条件下没有使国家消亡，没有取消商品市场货币等。第三，教条式地照搬科学社会主义，如实行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由一国领导世界革命等。第四，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如党政领导人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制定接班制，这‘三制’明显是封建君主专制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毒瘤，根本违背民主共和制原则，还有干部等级制特权制等也是封建主义遗产。”[43]一些学者更是深刻地指出：“如果说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遭到了‘失败’，那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只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模式’不等于‘本质’，而这种模式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恰恰是鼓吹‘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确立体现全人类价值的‘新的政治思维’，在‘民主和人道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彻底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真理的结果。”[44]这表明，东欧剧变的真实原因恰恰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失效，而在于苏联及东欧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和理论构想，不仅没有发展社会主义，反倒使社会主义倒退到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社会的地步。因此，“苏东剧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已是“穷途末路”，只要能够吸取苏东的教训，并严格遵照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构想，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赢得胜利。

同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不同，一些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采取有效的措施，结合本国国情，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如有些学者所归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一条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新道路：（1）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两种社会制度将在竞争中共处，在竞争中检验社会制度的优劣，优胜劣汰；（2）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新了社会主义观念，也更新了资本主义观念；（3）把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更深刻地揭示了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4）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和“三个有利于”，作为价值评价判的标准；（5）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提出一整套方针和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6）创造了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学习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国两制”的成功模式；（7）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坚持对资本主义文明利用与批判相结合。[45]这表明，伴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主义要获得发展，不能僵死地套用已有的公式，而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本国的实践相结合。列宁就曾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46]因而，问题并不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否管用，而在于我们是否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否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因而，我们认为，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能客观地估计形势，冷静地面对问题，就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面对的各类问题，发展好社会主义。

3.人类社会的未来与社会主义

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世界历史和经济的全球化。如何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发展社会主义，成为当前最为棘手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透彻地分析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逐步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不仅如此，“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47]。这种发展必然“把世界各国人民相互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48]。这表明，从马克思的时代起，人类就已经进入了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时代。

因此，要积极应对世界历史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就必须反对凭空想和主观愿望来预测未来社会，反对把社会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强调用发展的观点看未来社会，只有适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马克思当年回答荷兰工会运动领导人斐·多·纽文胡斯[49]的信中写道：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50]。同样，在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还曾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51]这就意味着，不论是机遇还是挑战，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在理解现实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来分析问题。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仍然生活在十月革命开辟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52]。这一基本特征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经济全球化问题。

正因为这样，有些学者才指出，“经济全球化并非仅存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历史阶段，全球化并不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化。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时代，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历史阶段”[53]。但是，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4]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完全发挥完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社会主义必将与资本主义共存下去。期望资本主义在一瞬间就倒台，试图在“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些想法都是经不住事实的考验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的结果，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55]这并不意味着历史走向衰落与终结，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一种新的更高的阶段必将取代低级的阶段，而处于不断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适应这些发展的阶段。面对未来，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将呈现出如下的特点：（1）21世纪社会主义力量将更加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局面，力求与各国建立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争取在资本主义力量占优势的世界环境中使社会主义的力量逐步积蓄起来；（2）由于资产阶级力量占优势的局面将长期保持，由于20世纪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表明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尚处于不成熟阶段，社会主义力量将在曲折中发展；（3）社会主义力量将建立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可以包括左翼政治力量、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派别，以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社会主义国家要善于同各发展中国家建立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善于在同资产阶级国家的交往中发展自己。新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社会主义必将在21世纪走向复兴。[56]

这一对未来的展望昭示着，作为一项伟大工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深化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先辈们所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必将实现人民的富裕与自由，必将实现祖国的繁荣与昌盛！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2]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法国的巴贝夫、卡贝、德萨米，英国的欧文和德国的魏特林所创立的空想主义的观点体系。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4] 同上书，第295页。

[5] 同上书，第29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马克思在这里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表述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提供了“历史之谜的解答”，换句话说，是从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社会客观发展矛盾的发展中得出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结论。

[7] ［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0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13] 同上书，第12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版，第15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版，第628-62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17] 同上书，第305-30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21] 同上书，第73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24] 同上书，第284页。

[25] 同上书，第278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

[28] 同上书，第16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页。

[30] 同上书，第357页。

[31] 杨耕：《为科学社会主义辩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1期，第33页。

[32]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33]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9页。

[34] 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36] 参见高清海：《人的未来与哲学的未来——类哲学引论》，《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第3页。

[37]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39] 参见罗文东：《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4期，第38-40页。

[40] 高放等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页。

[42] 参见高放：《以宽广、深邃的目光观察社会主义》，《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1期，第39-44页。

[43] 高放等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44] 于沛：《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8页。

[45] 参见王宜秋：《关于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3期，第68-70页。

[46]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48] 同上书，第234页。

[49] 1881年1月6日荷兰工会运动领导人斐·多·纽文胡斯写信求教于马克思，请他回答如下的问题：如果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首要的立法措施是什么等问题。马克思回复了这封信。

[5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

[52] 于沛：《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13页。

[53] 于沛：《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13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217页。

[56] 参见陈立旭：《新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三大趋势》，《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