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这段话表明，继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之后，剩余价值的发现为马克思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革为“科学”注入了新动力，它使马克思远远超越于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的批评家。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剩余价值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为马克思分析一般人类社会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铺平了道路的话，那么，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则使马克思更加“近距离”地把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本性——把人与人关系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下，并由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和未来。沿着这一道路，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根本秘密，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揭示了出来。因此，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内在贯穿着其“人的解放和自由何以可能”的价值诉求。正如弗洛姆所说的，“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抗议；这种抗议中充满着对人的信念，相信人能够使自己得到解放，使自己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2]。因而，“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3]。在这个意义上，剩余价值的揭示首先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掩盖在物与物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揭示”。

不仅如此，剩余价值的发现还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转型的结果，是其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继续和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回忆了自己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衷。他谈到，他本来学习的专业是法律，起初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但是，在1842-1843年间他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的时候，他不得不对所谓的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迫使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但是，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标志着马克思研究的切入点和理论兴趣的转移。正如仰海峰所指出的，“一直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中，虽然马克思在哲学立场上发生了格式塔式的逻辑转换，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马克思对问题的思考还主要是停留在哲学的层面，进行一般的哲学论述，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也正是在哲学的层面上实现了对唯物史观一般视野的变革，因为没有经济学研究的突破，马克思还无法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5]。因而，为了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在1857年以后，马克思重新回到书房，展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集中地体现为剩余价值的发现。这一发现，使马克思摆脱了对资本主义的纯道德的控诉和谴责，而在学理上重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所指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有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端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因素。”[6]这表明，剩余价值的发现使马克思真正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的内部，彻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大致来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劳动价值论问题、资本问题、剩余价值问题。

（一）劳动价值论与科学社会主义

不同于1844年马克思对异化劳动问题的分析，到《资本论》阶段，马克思是把劳动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思考结合起来，重新对劳动作出阐释，这一阐释的内容构成了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首先，马克思从对商品的价值的二重性出发，分析了人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是最简单、但又最本质的东西。但是，正是在这一简单的“东西”中却隐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秘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7]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本身具有两个要素：一是使用价值；二是价值。一切商品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与此相适应的，则是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属性：一方面是具体劳动；另一方面是抽象劳动。虽然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根本，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对单纯的使用价值的分析却不是他所要研究的问题。因为，“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8]。只有交换价值才是真正研究的对象。一方面，这是因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条件是劳动的社会规定；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在交换价值中才体现出“个别劳动的社会性”。这就是说，只有通过对交换价值的分析，才能把握到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即工人的劳动。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这一体现在交换价值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因此，在商品的交换中，人们重视的只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

基于上述的思考，在马克思看来，必须揭示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秘密。那就是揭示出，究竟是什么创造了交换价值？为此，他区分了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而作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是一般的和抽象的劳动。因此，真正创造价值的并不是生产资料自身的增殖，而是人的活劳动发生的增殖，作为生产资料自身的价值，只是发生了价值的转移。这一揭示表明，活劳动才是价值增殖的真实源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价值的增殖要么被认为是生产资料自身的增殖，要么是资本家的低买高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一解释，严重地遮蔽了工人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工人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并使资本实现了增殖，但是，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却是人的贬值。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尖锐的笔调阐述了这种商品拜物教对于工人阶级所产生的影响。“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9]从而，这也就造成了“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10]。这种对立的结果势必造成工人失去人的尊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1]由此可见，只要资本主义的制度存在，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工人作为商品的身份就不会改变，资本的增殖和工人的贬值的现状就不会改变。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继续把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引向深入，他通过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重新思考了不变资本的节约和可变资本的浪费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价值的增殖，资本家千方百计的节约不变资本。如，资本家把生产的废料尽可能地转化为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资本家不断地推进技术的进步，改良机器，节约原材料和能源；资本家优化生产的流程，改善管理的方式，以节约必要劳动时间，尽可能地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家督促政府改善交通的设施，以节约产品流通的时间。这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靠牺牲工人而实现的劳动条件的节约；动力生产、动力传送和建筑物的节约；生产排泄物的利用等。因而也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家迫使他们的同行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商品，从而不变资本的节约竟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

但是，这种对不变资本的节约却与对可变资本的浪费相伴而行。为了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不变资本的节约，资产阶级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12]。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资本家对生产的材料非常节约，但却对进行生产的人非常浪费。这正是由资本的趋势所决定的：“资本有一种趋势，要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要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因而要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同样，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尽可能最低的限度。”[13]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相对剩余人口的出现。

可变资本的节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另一方面却人为地造成了过剩人口的出现。具体来说，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资本家采用新的机器，改良生产的流程和方法，采用先进的工艺等，从而在生产中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就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样，工人就从资本主义的生产中游离出来，导致人为的过剩人口的出现。似乎事情就到此为止。但是，资本家忘记了，这种人为的过剩人口的出现之时，正是生产过剩出现之际。因为，由于这种人为失业，工人的收入大大降低，他们不得不减少商品的购买。这种人为导致的消费能力的降低，必然引起生产的过剩。[14]由此可见，不变资本的节约和人口的相对过剩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的过剩，构成资本主义生产走向对立的又一成因。

综上，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的分析，一方面揭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揭示了物的世界的增殖和人自身的贬值之间的矛盾，从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伴随着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尤其是剩余价值的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性和走向灭亡的趋势逐渐显现出来。

（二）“资本”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

通过对价值的二重性的揭示，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在商品价值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也看到了资本的增殖与人的贬值的社会现状，因此，对资本的批判构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又一核心问题。从根本上讲，对“资本”内涵的揭示，实质就是批判人的资本主义生存方式。因此，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尤其是对资本的控诉，是对人的资本主义生存方式的控诉。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以往时代的本质之处就在于“资本”这一新的历史产物，它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发展的“活生生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分工、机器大生产、城乡二元结构、人的物化、奴化、异化等等，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也都因此而发生改变。

第一，马克思对资本、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正面的肯定。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志和特征。他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在以前的任何社会阶段，人们所表现出的都是对地方性的发展和对自然本身的崇拜，但是，资本却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在这一制度下，自然界变成人的真正的对象和有用物，人们要求一切都服从于人的需要。不仅如此，伴随着资本的发展，原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固有的民族偏见都被克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类的历史从单纯的民族史和地域史走向世界历史，资本破坏了一切阻碍人们利用自然、发展生产力、追求美好生活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到来，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以资本的占有为前提的阶级的诞生和由此带来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变革。这个由资本产生并受资本影响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资本不仅变革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变革了人的生活状况，由此导致的是世界历史的到来以及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它能给人在社会中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它能让人像人那样地活着？是不是原有的剥削制度、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就会消失呢？等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增殖本性决定了资产阶级社会具有永不满足的破坏和发展的冲动，并需要去满足自己创造出来的永不满足的需要，于是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旨在摧毁自己的激进观念和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助推剂”，又是其自身发展的“毒药”。

第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增殖本性，并由此展开了对资本的批判。这一批判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商品、货币以及资本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从商品这一最简单的存在出发展开对“资本”的批判。马克思看到，早期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商品”的生产，以及伴随着分工的发展所出现的商品交换。商品在资本主义那里包含两种存在：人和物，一方面，就人而言，工人成为商品。因为，为了生存，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就物本身而言，产品不是商品，只有他进入流通领域，具有了交换价值才能成为商品。人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基于这样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15]在这个意义上，商品的价值就体现为人类的抽象劳动，换句话说，不是具体劳动，而是抽象劳动体现人的价值。但是，伴随着生产技术的更新，分工的细化以及大机器的使用，凝结在商品上的抽象劳动越来越少，这实际意味着商品的增殖和人的贬值，到那时，人受到物的世界的统治，人的价值的衡量不再是人本身，而是在人之外的物。

其次，马克思从作为等级物的货币出发展开对“资本”的批判。商品要进行交换，就得依赖于一般的等价物，这个等价物就是货币。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货币承担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在现实社会，“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相互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16]。因而，货币不再是简单的中介物，它本质上表征着人的力量。也就是说：“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17]“所以，从货币占有者的观点看来，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相互亲吻。”[18]正是这样，货币就不仅仅是流通的手段，而是成为“权力”，成为使人陷入其中的货币拜物教。

最后，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批判，把人从抽象实体的统治中解救出来。这是整个德国哲学的夙愿。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人受到“绝对精神”即“抽象理性”的统治。他们相信，“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9]。因此，“抽象的理性”构成了现实世界的“基督”，现实的人受到了“绝对精神”的统治。在马克思看来，这个绝对精神，在现实的世界以另外一种形式依旧存在，这就是资本。因而，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现实的人正受到“资本”这一抽象物的统治，现实的世界就是这种抽象物——“资本”——肆虐的世界。基于此，他从黑格尔的基地出发，对资本展开了批判。正如梅扎罗斯所认为的：“马克思不得不与黑格尔分手之处”在于，黑格尔承认的是：“普遍永恒的资本”，而马克思“并不把资本视为历史过程中的一种难以改变的终极，而是视为一种动态的运动，这种运动即使有其明显的不可抗拒的全球扩张逻辑，也应该看成是暂时的”。也正因为如此，“与一切批判的实证主义相反，包括那些突出它的哲学（比如与黑格尔具有思辨驯从特征的哲学相似的哲学），马克思恰恰是顾及到资本自我扩张的无限制驱动的毁灭性意义的第一人”。[20]换句话说，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一方面是“一种动态的运动”，是“暂时的”；另一方面，资本具有毁灭性的特征。恰恰是在看到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对人的控制，对现实世界的负面价值。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服从于社会批判理论的”[21]，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批判“资本”并把人从“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具有批判性质的“关于现实的人自由发展及其历史解放”的哲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22]而这种“揭示”的目的恰恰就是要探求人的解放的路径，这个路径就是把人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但是，仅仅看到资本本身对人的奴役是不够的。因为它尚未真正揭示资本是怎么增殖的，不明白这一点，也就无法发现彻底揭示资本对人的奴役本性，“解放”也就只是空中楼阁。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问题。

（三）剩余价值论与科学社会主义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的核心，它主要由剩余价值的生产理论、剩余价值的实现理论以及剩余价值的分配理论三个部分构成。在这三个有机部分中，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为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作了理论的论证。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正如余源培教授所指出的：“《资本论》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点。”[23]因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商品的拜物教、劳动的异化及资本对人的统治的分析中，而要进一步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实现以及分配，从而彻底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在1883年3月17日《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24]这段“盖棺定论”的论断表明，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这种革命家的身份决定了，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不论是对一切旧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批判，还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都首先着力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问题的分析，就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考。

其实，早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就展开了对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但是，真正展开研究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两部著作中，一部是马克思为撰写《资本论》而准备的草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另一部是被列宁称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劳动价值理论。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他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限性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说：“这个问题（指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引者注）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25]

首先，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分析是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问题开始的。

我们知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一开始的主要作用是充当一般等价物，它扮演着流通媒介的角色。而资本则不同，资本的本质在于能够带来剩余价值，即产生自身的增值。按照价值规律，商品的交换必须按照等价的原则，这只会带来价值形式的变化，而不会带来价值量的变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剩余价值的呢？在马克思之前，很多学者就这一问题也作出了分析。例如，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就认为，价值是由资本、劳动和土地三个要素共同创造的，因此，劳动成果理应由资本家、工人和地主三者共同分享，资本家得到利润是资本的贡献，工人得到工资是劳动的贡献，地主得到地租是土地的贡献。三者各得其所，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萨伊的这一理论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正因如此，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这一哲学理论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的控诉。在1847年写的《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认可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这个理论是论证社会主义的有效工具。在1849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马克思初步建立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基本经济关系。真正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主要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及后来出版的《资本论》中。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分析道，剩余价值并不是简单的资本的创造物，而是工人的创造物。资本家把赚到的利润投入到市场，购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一方面，工人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支付给工人工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这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另一方面，劳动力却为资本家创造了远远高于劳动力价格的价值，这一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由此，资本家获得了利润。在这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劳动者明知自己被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为何还要承受这种压迫呢？马克思分析道，由于封建制度的破灭，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大批原来的农民、小资产者破产，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方面，他们获得了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这些劳动者失去了所有的物质资料，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正如马克思概括指出的：“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26]由此可见，剩余价值的诞生，首先取决于能够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无所有的工人能够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剩余价值才能实现。货币转化为资本，为资本家购买大量的劳动力。可以说，正是马克思“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27]。这一难题的解决意味着将剩余价值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它从理论的层面解决了剩余价值怎样才能实现的问题。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和实现途径。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只是为剩余价值的生产提供了前提，但是，要真正揭示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就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去探究究竟是在哪个环节上产生了剩余价值。在马克思之前，很多资产阶级学者认为，资本家利润的获得其实是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他们指出，资本家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时候，并不是按商品原来的价值出售的，商品的价格一般是商品的基本价值再加上适当的利润来出售，换句话说，资本家是以高于原商品的价格出售商品的，因此，利润也就必然来自于流通的过程。正是在高于商品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出售商品，使资本家获得利润。可以说，这一观点在一定时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在马克思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某种使用价值，他在交换的过程中让渡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得到剩余价值。可以说，流通环节只是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并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真正的源泉是资本家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而对延长了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占有。“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28]马克思把资本家预付的资本分为两种：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部分和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前者并不能产生剩余价值，它只是发生价值的转移。而后者则不同，正是后者在生产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实现价值增值，马克思称为可变资本。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可变资本才能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另外，马克思还提出了“剩余价值率”的问题，在他看来，“剩余价值率就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29]。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有两种，一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二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不过是剩余价值获得的不同途径而已，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由于马克思以这种方式说明了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剩余价值怎样只能在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的支配下产生，所以他就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机制，揭示了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在其周围凝结起来的核心。”[30]

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敏锐地看到，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正是在对工人阶级在剩余劳动时间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占有中实现的。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从资本主义的内部击穿了资本主义的心脏，把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为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上作了论证。

最后，马克思揭示资本积累的本质和问题。

在分析剩余价值产生的条件、产生的过程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资本的问题，即资本积累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在运动中不断增殖的，剩余价值不断从资本中产生，又不断转化为资本。在这个逻辑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作为再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31]。所以，无产阶级要获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须打破这一过程，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社会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32]马克思的这一揭示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旧存在，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奴役和压迫就始终存在，要打破这样一种被奴役、被剥削的现状，就必须彻底地粉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其真正的意图并不是单纯地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寻找什么“经济学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是在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实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揭露，进而实现对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深层根源的揭示。在更高的意义上讲，是揭示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资本主义生存状态，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寻找合适的路径。

如果说，上述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只是告诉我们，可以从外部粉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话，那么，马克思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分析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其内在的致命之处。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日益社会化，表现为：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料也越来越社会化。但是，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本主义积累的程度越来越高直至形成垄断，生产资料日益聚集到少数垄断资本家的手中。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分析指出，这样势必导致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必然束缚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矛盾就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在自我的发展中走进灭亡的死胡同。“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3]由此，马克思从剩余价值产生的条件、源泉和实现途径以及资本的积累等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大大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建立本质上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揭露和批判，是对“现实的人”受到“资本”逻辑的奴役与压迫的批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发展过程”改造为人类社会有机体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灭亡的总过程。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中，马克思通过《资本论》使唯物史观由假设成为“科学地证明了的基本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预设，他建立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变革和以此为基础的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剖析之上。因此，较之于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必然是科学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2]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3] 同上书，第2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5] 仰海峰：《从实践到一定的社会关系》，《理论探讨》1998年第2期，第4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2页。

[11] 同上书，第4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0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02页。

[1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生产的过剩，并不是说生产的生活资料太多了，人们消费不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因而，这种过剩只是相对的过剩。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362页。

[18] 同上书，第36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20] ［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上，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21] 赵剑英、孙正聿主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23] 余源培：《〈资本论〉的当代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2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

[29] 同上书，第25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667页。

[32] 同上书，第742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