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不再是自由的活动，而变成资本家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即劳动成为雇佣劳动，劳动力成为商品。这样，雇佣劳动就构成资本的前提。同时，又由于工人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并且不得不受雇于资本家，受雇于资本，因此，资本也决定着雇佣劳动。在这个意义上，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就集中的体现为：“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68]这一关系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要想获得自由，要想破除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只能彻底地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正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示的：“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69]

综上所述，正是通过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内对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揭示，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这是一个依赖于工人的雇佣劳动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资本获得独立性之后，却是人的独立性的丧失和人的自由的剥夺。质言之，这是一个“人遭受资本奴役和剥削的时代”，也是一个在“平静中孕育着革命的时代”。要使人摆脱这种现状，只能依靠无产阶级自身意识的觉醒和反对资本奴役的斗争。只有用暴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地消灭旧的奴役人的社会关系，打碎这个“人吃人的社会”！

（三）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

恩格斯曾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70]。这表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仅是建立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更主要地，它还是建立在对以往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19世纪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基础上的。

1.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缺陷

按照学者们的考察，根据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及由这种状况所决定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特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莫尔、德国的闵采尔和意大利的康帕内拉。第二阶段是18世纪的空想平均社会主义。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第三阶段是19世纪初期和三四十年代的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71]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建立直接来源于作为19世纪人类文明成果的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正是通过对这一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建立起了自己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

首先，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不同于保守的空想平均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已经真实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和制度缺陷。例如，傅立叶把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全部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资本主义社会就属于文明阶段。那么，是否这个阶段就是真实的文明时期呢？在他看来：“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72]因此，所谓的文明时代实际上却是野蛮的延续，只不过采取了隐蔽的方式而已。“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73]不仅如此，在傅立叶看来，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每个人的幸福总是建立在使别人受痛苦的基础上的，以致“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散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发生诉讼；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冰雹把所有的玻璃都打碎；鞋匠和裁缝希望公众用容易褪色的料子做衣服，用坏皮子做鞋子……”[74]因而，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私人利益和大众利益的冲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这些都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所造成。但是，由于他们还处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因此，他们只是从表面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非人道”的一面，却无法对这一点作出深层的理论层面的分析，而只能诉诸于道德的谴责。例如，圣西门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己主义支配着一切社会阶级”。利己主义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利己主义的观念正在到处泛滥，它使人们道德沦丧、精神低下；使“整个国家热衷于侵略”，“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感让位于贪得无厌的欲念”，等等。[75]因此，正如列宁所言：“空想社会主义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76]

其次，关于无产阶级的觉醒与历史使命的问题。基于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在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看来，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中受苦最多、灾难最深、最值得同情的阶级。例如，傅立叶曾经以英国为例，指出在该国一般的工人每天要做工十六个小时，很多熟练的工人无家可归。而儿童工的生活则更加悲惨，他们每天工时长达十九个小时而工资却只有一个半先令，还经常受到工头的殴打。即使在一些最发达的国家，工人仍处在最悲惨的境地。[77]工业生产对于一无所有的阶级来说，“已经成了一种阴险的礼物和对本性的嘲弄，甚至是一种惩罚。因为它使生产所依靠的雇佣工人和奴隶阶级陷于绝望的境地”[78]。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实际上是重新恢复了的奴隶制度。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79]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工人阶级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觉醒。先后发生的工人大罢工和砸毁机器的运动证明了，工人阶级具有革命的能动性和拯救自己的愿望。

最后，关于未来社会的问题。在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弊病的社会，因此，必须建设一个未来的社会。在理论上，他们对未来社会进行了设想。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并主张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在实际的行动上，他们身体力行，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来探索一种最适合人类发展的社会性。例如，欧文就曾从1824年开始，前后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宣传和实验他的共产主义。尤其是在1824-1828年，欧文及其信徒在美国创办了“新和谐”公社；1832-1834年，欧文在前面实验失败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两大实验：一是在生活领域按照合作原则，建立合作社，由工人组织生产和改造生产。在他的影响下，当时伦敦和英国各郡大约组织起三百个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二是根据劳动公平交换原则，在流通领域组织劳动产品公平交易市场。[80]所有这些都表明，空想社会主义为未来社会作出了努力，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判断存在不明确和不准确的问题，因此他们的理论存在着空想的性质，而行动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不仅如此，批判的空想社会还透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商业的欺诈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奴役性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由于其自身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其哲学的理论背景，决定了他们无法真实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毁灭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然性。“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81]而事实却要求我们，要“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82]。这个基础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透彻分析。

2.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提出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初步创立；《资本论》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严密的科学论证，使科学社会主义有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系统阐释，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83]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和批判则贯穿这一理论发展的始终。因此，可以这样说，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史，其实也就是一部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史。

（1）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产阶级

基于对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首先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以后所发生的整个社会阶级的变迁。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的功绩就在于，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原有的封建社会的多阶级的局面得以改观，整个社会整合得只剩下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首先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的过程。到17世纪初，伴随着贵族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没落，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有的手工作坊式的生产不能再满足社会的发展，于是，一批新的工厂兴起，尤其是新的动力源的发现，使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这样，在这个社会就出现了这样一批人，他们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来进行生产。这个阶级就是现代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84]这表明，不同于以往的任何阶级，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给人类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变革。这一变革既是经济的发展，也是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既是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例如，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导致了世界历史的到来；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拓展到所有民族国家，打破了世界的民族界限，使一切都变成世界性的。诚如马克思所言，“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5]。

但是，在资产阶级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消极后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不仅如此，“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86]这些都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以及资产阶级的崛起，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人的存在状态，反倒使人陷入“被奴役和受压迫”的境地。这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

（2）无产阶级的崛起及其历史使命

从根本上看，无产阶级的出现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兴起的过程的。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需要大量“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社会的变迁也使得一批人从封建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依靠出卖劳动力生存的阶级是否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呢？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是遭受剥削最重的阶级。他们虽然从资本家那里获得了工资，但是这个工资只是他们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这个工资只能保证工人维持自己的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且还随时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虽然空想社会主义者也看到了这一境况，但是，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只是值得怜悯的阶级。他们自己无法拯救自己。而在马克思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为此，马克思首先分析了社会的各个阶级，在他看来，“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87]与这些阶级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阶级中，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首先，这是因为在他们生活的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例如，他们没有财产；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等都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次，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东西需要加以保护，因此，他们可以更为彻底地摧毁一切关于私有财产的制度。最后，不同于过去一切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的独立运动。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历史的使命。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分析的，强调指出的，“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能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能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88]。

在这一意义上，无产阶级就不是单纯的被动的受压迫的阶级，而是主动的解放自身及全人类的阶级。恩格斯指出：“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确立这样一种状态，这时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89]这表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最终在实现自身解放的同时实现人类的解放，并由此创建一个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社会组织。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3）阶级斗争与人类历史的发展

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就成为必然性的事件。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看到了这种阶级的对立，也看到了阶级对立在整个社会中的瓦解的作用。例如，圣西门就认为，“在欧洲，从十五世纪以来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就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有时甚至达到了极端尖锐化的程度”[90]。他在1802年写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对法国革命后的社会阶级作了划分并分析各个阶级的政治倾向。他指出：“我们把人类分成三个阶级。第一阶级，是……由学者、艺术家和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所构成的阶级，它高举着人类理性进步的旗帜前进。第二个阶级的旗子上写着：不进行任何改革！凡是不属于第一阶级的有财产的人，都属于这个阶级。第三阶级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的人们，它包括人类的其余一切成员。”[91]他的这一分析其实已经表明，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了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92]

但是，由于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所处的时代局限及其思想的局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93]。因此，在他们看来，通过和平的手段完全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呼吁统治阶级发善心来拯救无产阶级；通过一些小型的试验，依靠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开辟道路；等等。基于这一点，“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94]。这也就决定了，尽管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包含着批判的成分，但是，由于缺乏哲学层面的支撑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透彻分析，因此，“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95]。

在空想社会主义看到却没有做到的地方，马克思开始了自己的征程。在他看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原有的阶级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动，即变得越来越简单，只剩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因而，推动历史发展的恰恰就是阶级斗争。具体则体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他看来，“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96]。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实际上就是关于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的学说。

上述的分析表明，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使马克思最终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最终体现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完全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97]这预示着，人类必将在阶级斗争的历史长河中走向新的纪元，到那时，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31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4页。

[3] ［德］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5] 同上书，第103页。

[6] 同上书，第104页。

[7] 同上书，第108页。

[8] 同上书，第108页。

[9] 在《神圣家族》中，并没有“果实之喻”这个概念，这只是我们根据马克思批判鲍威尔及其伙伴哲学的思辨性所举例子的内容概括得来的概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11] 同上书，第75页。

[12] 同上书，第7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14] 正是顺着费尔巴哈的这一哲学，马克思不仅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思想，还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应当指出的是，至少在1845年春天以前，马克思是戴着“费尔巴哈的眼镜”来审视他周围的一切哲学的。尽管存在着“分歧”，但还不是致命性的，不足以影响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但在1845年之后，在那场春天的“惊雷”和紧随其后的“暴风骤雨”中，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从此以后，马克思不用再趴在“费尔巴哈的麦草垛上”俯视一切。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7] 同上书，第54页。

[18] 同上书，第5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论断存在着某种“偏见”。按照学界普遍的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而马克思哲学之外的哲学都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由此，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是把“解释世界”的哲学变革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对此，孙正聿教授曾质疑，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这种“两极对立模式”的理解，“显而易见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悖论性问题：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是否也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解释世界’为前提的‘改变世界’的哲学？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哲学而言，作为‘解释世界’的哲学，是否也以‘改变世界’为目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各种哲学也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解释世界’的哲学？”（参见孙正聿：《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无独有偶，海德格尔在其晚期三天讨论班中对此提出了相似的质疑。海德格尔说，“让我们来考察以下这个论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么？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外，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由此，他强调指出：“那么，在马克思那里谈到的是哪样一种改变世界呢？是生产关系中的改变。生产在哪里具有其地位呢？在实践中。实践是通过什么被规定的呢？通过某种理论，这种理论将生产的概念塑造为对人的（通过他自身的）生产。”（［法］F.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3页）由此可以看出，其实，在马克思这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他并不拒斥哲学对世界的解释，他所要作的，是置“对世界的改变”以优先性地位，因此，他更看重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来揭示隐藏在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揭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强调的“改变世界”的哲学，只能是在社会现实的批判中，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哲学。

[20]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振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22] 其实，费尔巴哈也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一概念与马克思在《形态》中所分析的“现实的人”存在着差异，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地加以论述。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日本学者望月清司的考证，这一条真实的表达是“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的社会（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或社会化了的人类（die gesellschaftliche Menschheit）”。并且，恩格斯曾对此条作过修改：“（1）将市民社会改为‘市民’社会；（2）将人的社会改为人的社会；（3）将社会的人改成了‘社会化了的（vergesellschaftete）’人类。”（［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注释①）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5]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217页。

[26] ［美］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页。

[27] 同上书，第304页。

[28] ［美］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30] 关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具体内容在本章第二部分将加以详细阐释。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32] 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3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34] 在张一兵教授看来，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在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学现象学进一步深化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即将黑格尔颠倒的现象学逻辑学重新颠倒过来的人学现象学。（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275页）我们认为这一判断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3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36] 同上书，第101页。

[37] 同上书，第99页。

[38] 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这一论断是极其重要的，主要体现在：第一，马克思在这里发现了黑格尔的“历史思维”，这构成马克思对抗费尔巴哈的“自然观”的唯物主义的有效手段；第二，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历史的解释原则”，尽管黑格尔这一原则是建立在精神的基地上的；第三，马克思由此从批判“思辨思维的生产史”出发展开对“人类社会社会生活的生产史”的探索，并由此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性考察。

[3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40] 同上书，第10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42]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

[43]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44] 同上书，第8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46] ［德］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霞、田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47] 关于剩余价值问题将在本章第3部分：剩余价值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作出详细的阐释。为突出《资本论》在马克思三大批判（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和两大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的作用，我们单独在第4部分作出分析。

[48]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蒲鲁东也是马克思关注的一个主要的经济学家，这个只要看看《神圣家族》和《哲学的贫困》便可知晓。更为重要的是，1857年以后的马克思，主要的对话者已经换成了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这不仅是换了对手的问题，而是主题和研究方向的转换。

[49] ［日］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邓习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5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51] 同上书，第73页。

[52] 同上书，第51页。

[53] 国内有学者从马克思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出发，指出，只有在交往异化的语境中才能理解这里的“人与人的异化”。无疑是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韩立新：《〈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第2页）在他看来，“到异化劳动片段的最后关头，马克思终于发现，他需要从人的‘自我异化’转向人的‘相互异化’，从而对劳动异化的分析转向了对人与人的关系异化的分析”。（同上书，第61页）

[5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55] 同上书，第61页。

[56] 同上书，第74页。

[5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58] 同上书，第85-86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61] 同上书，第287页。

[62] 同上书，第335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64] 同上书，第345页。

[65] 同上书，第344页。

[66] 同上书，第346页。

[67] 同上书，第346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348页。

[69] 同上书，第288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5-636页。

[71] 参见山东大学等编：《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72] 《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73] 《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74] 《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2页。

[75] 参见《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3页。

[76]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77] 参见山东大学等编：《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页。

[78] 《傅立叶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3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

[80] 参见山东大学等编：《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263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82] 同上书，第732页。

[83] 参见宋士昌主编：《科学社会主义通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8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86] 同上书，第275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88] 同上书，第16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90] 参见山东大学等编：《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页。

[91]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

[94] 同上书，第304页。

[95] 同上书，第304页。

[9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97] 同上书，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