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作为总体的人的生成过程，是人的现实的活动的展开。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应直接与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历史发展的动力既不应是某种超人的天意，也不是人之外的自然，它的核心只能是人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而产生的人的活动。从人的本质存在方式——实践——出发去阐释历史的动力，是马克思的独创。但是，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现实的人类活动。因此，马克思反对那种仅仅对历史的动力问题做抽象理解的观点，强调在一个统一的思想的指导下对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具体的分析。

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阐释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首先，在形而上的层面上，马克思通过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分析，从劳动、交往和分工三者的关系出发对人类历史演进机制问题做了全面的阐述。其次，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有关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变化的规律性。

（一）人的需要：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说，人的需要“即他的本性”。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的需要不断满足并不断生成的历史。因为人的需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地生成、变化之中的。当最基本的、最明显的、最强烈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又会不断地产生其他方面的需要。人处在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因此人的需要也就处在不断地生成与变化之中。人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因此人的需要也是多维度的、多层次的。需要的层次和结构越复杂，需要的内容越丰富，也就意味着人越来越趋向于全面、趋向于自由。

人的一切活动都源于人的需要。除了极少数对象（如阳光、空气等）外，人的需要都必须借助于自身的实践活动来满足。人的需要和需要的对象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即“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1]。人们最初的需要——衣、食、住等——是物质生产得以存在的前提，正是因为有了需要，才有了物质生产，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实现的。因此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这又是由人的生存需要推动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把历史发展和物质生产同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联系起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2]也就是说，需要构成了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构成生产的前提，因而是生产的动力。需要不仅仅是生产活动的动力，而且应该说需要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动力。所以马克思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3]。人的需要是无限的、不断地超越的，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因为人是一个能动的存在物，人的活动具有不断超越的本性。“动物是一种特异的东西，它有其本能和满足的手段，这些手段是有限度而不能越出的”，所以它“用一套局限的手段和方式来满足它的同样局限的需要”。[4]

而人则不同，不但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无限的，而且人用以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也是多层次的、无限的。人正是通过自身创造性的活动来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创造出人的新的需要的。需要和生产一起构成了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因此，“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生产是第一个历史活动”[5]。历史活动的开端是由人的需要的产生和满足引起的，需要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得以存在的前提。因此可以说，历史也就是由人的需要的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构成的。人们满足原有的需要后，又不断地产生新的需要，人的需要的产生和满足的过程，就是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因此，需要是人活动的动力，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人的需要和人的活动推动历史的发展，人的活动源于人的需要，并不是说人的需要是人的活动的背后的动力，这不是两个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的需要及人的实践活动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是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无论是人的需要的产生，还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需要是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的构成部分，内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是人的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内在基础。虽然需要并不是人的活动的独立的部分，并且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不断地形成和发展着的，但就其对于人的实践活动前提性和基础性而言，我们可以说，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人类历史演进的内在机制

从对人的本质的分析出发，马克思把人的实践活动分为两种，即劳动和交往。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生产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交往即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指生产过程之中人们的交往活动。也就是说，劳动和交往构成了人的基本的活动方式。而分工作为人类活动天然差别的表现形式是与劳动和交往同时存在的，是人类劳动和交往活动自然发展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三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

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其主要的作用在于在对象性的活动中将人的本质外化、对象化于人的劳动产品之中，从而使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6]。只有通过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才能展现出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但是作为人的本质显现的对象性的存在是外在于人的，表现为对象性的人的存在，而非人本身的自在，即人的本质的丧失。因此，必须扬弃对象，才能实现人的对象性本质与人自身的统一，即“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它们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7]。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完成的。

劳动作为人的生产活动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人与外在的自然的关系，又包括人与自身的自然的关系。首先，就人与外在的自然的关系而言，人与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必须从自然界中获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以满足自己的生命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8]。但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物，人的这种劳动、这种获取生活资料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的生命活动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动物与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并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但人不仅将自然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的来源，而且把它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因而人在通过劳动从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亦不断地改造自然物的存在形式，从而确证人自身的本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9]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

其次，就人与自身自然的关系而言，人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并确证自己人的存在时，只能依靠人自身的自然力，因而在劳动的过程中，人自身的自然也受到改造。因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0]。因此，劳动在为人提供其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同时，亦使人超越了自然的存在状态，具有了新的能力和新的品质。所以说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既是人的生命肉体得以存在的前提，又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

最后，人作为类的存在物，其赖以实现其本质的劳动并不是孤立个体所进行的抽象活动，而是一种共同的人类活动。因为“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1]。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产的过程中都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的存在。一方面，在生产活动中每一个人使自己的个性和个性的特点对象化了，因此我既在活动中享受了个人生命的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对象的，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另一方面，其他人在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相符合的物品。即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和他人的活动中感受到自己人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是他人与类之间的媒介，是对他人的人的本质的补充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在每个人的生命表现中都直接创造了他人的生命的表现，同时亦直接证实和实现了自己的真正的本质，即他的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交往就成为人类活动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就成为人的劳动得以实现的前提。

交往既是一种关系性范畴，又是一种活动性范畴。作为关系性范畴的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人的合作”。而作为活动性范畴的交往是与人的生产活动同一的，交往是在生产活动之中实现的。

首先，交往作为一种关系范畴是人本身所特有的，是人实现其本质的根本方式。所谓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自我设置，是人通过交往所实现的自我确证。马克思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3]因此，在人类最初开始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这种交往关系就已存在，并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人的这种关系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人类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上、在人的劳动中形成的，即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自我设定表现为一个现实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交往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初是指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而，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14]。亦即人与人之间的男女关系不但是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而且是人自身发展程度的标志，即人在何种程度上摆脱了自然而获得独立。因为人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两性关系，表明了人在什么程度上把他人视为人的同时，亦表明两性之间的性关系——原本是纯粹的动物的关系——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的关系。

其次，交往寓于人的生产劳动之中。只有在人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人的交往活动才能实现并得以确证。“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真正的社会联系……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15]人类创造的历史不过是人类的交往关系发展的历史。因而马克思指出，“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16]交往关系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与人类的生产劳动密不可分的。正是劳动和交往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劳动和交往作为人类的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寓于同一个人类活动之中，因此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随着人类自身活动的发展而发展。

首先，劳动和交往是相互制约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17]。即人类生产的发展制约着交往的发展，而交往的发展又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人类生产发展的成果的保存亦依赖于人类交往的发展程度。在人类发展的初期，由于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隔绝，相同的发明只能在不同的地区单独进行。而且每一民族的发明成果能否被继承下来，不但取决于每一民族自身的发展状况，还取决于这一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18]因此，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保障。但这种世界性的交往是建立在生产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必须实现交往和生产的同步发展。

其次，生产和交往不但是相互制约的，而且是相互促进的。交往作为人的存在的本质的表达，是在人的劳动中形成的。每一次生产的重大发展都必然会带来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而每次交往范围的扩大，都会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在阐述近代以来社会生产的发展时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19]而这种扩大了的交往则完全是建立在近代社会生产发展基础之上的。生产的发展不但促进交往的发展，而且也为交往创造条件。“当马车和大车在交通工具方面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要求，当大工业所造成的生产集中（其他情况除外）要求新的交通工具来迅速而大量地运输它的全部产品的时候，人们就发明了火车头，从而才能利用铁路来进行远程运输。发明者和股东们在这里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润，而商业界一般所关心的是减少生产上的开支。这种发明的可能性甚至绝对必要性，是由实际情况产生的。新发明的应用，在不同的国家里取决于不同的实际情况，譬如在美国，就取决于把这个大国的各州统一起来，把大陆内部的半开化地区同海洋、货栈联系起来的必要性。”[20]

最后，生产和交往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初期，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它作为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初期的发展状况。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逐渐发展、丰富起来。人与人之间的两性关系逐渐为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为家庭关系所代替。“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21]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的发展进程就表现为人类发展的历史。人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22]。

分工作为人类自然差别在其活动中的表现，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劳动、交往和分工三者作为人的活动及其表现形式，统一于人类发展的进程之中。三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马克思看来，“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23]。而分工既产生于这一过程，又对这一过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认为，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分工。分工只是在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开始成为真正的分工。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初期，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没有分离，而是处于原始的同一状态之中。人类的精神生产以其对人的命运的终极关怀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物质生产则处于从属地位，仅限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力量，因而整个说来，精神生产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这种统一的生产过程发生了分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活动。因而可以把分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其一，是自然产生的分工，即建立在人的自然差别（自身的自然和外在的自然）基础上的人们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在这种分工中，人虽然被限定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之内，但在生产中人仍然是其产品的直接生产者和所有者，因而生产劳动仍然是对其人的本质的确证，尽管是片面的、部分的、依赖于他人的（借助于交换）。其二，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在这种分工中，不但整个社会的生产被分为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而且同一生产部门甚至同一生产过程亦被分解为抽象的、合理的、专门的操作过程。在这种生产中，产品已失去了作为个人的劳动成果的一切积极的本性，已不再是对个人的本质的确证。因为整个生产过程已被转化为客观的、综合的、专门的体系，成为被固定的规律和被确定的独立于人的意识、不受人的影响的客观过程，即完全被封闭的系统。人被排除出生产过程，整个社会变成了异化社会。在高度发达的分工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异化，根源于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进程，是劳动、交往和分工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劳动是积极的人的本质的确证过程，是真正人的生成；另一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24]。即作为人的本质活动的劳动首先表现为人的本质的外化过程，表现为本质的对象化，人的本质的丧失。因而人必须重新占有其对象性的本质，即通过对对象的重新占有而扬弃对象性，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如果不能实现这一过程，劳动就会成为一种异化的活动，人的本质的确证就表现为本质的丧失。而这种对象化的扬弃所依赖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往活动。

而分工就是在生产和交往的过程中从人的自然差别发展起来的，它源于人所特有的交换和交易的倾向性，是人运用理性和语言的结果。马克思说，之所以有交换“是因为人作为喜爱交往的存在物必然发展到交换”[25]。正是这种交换使人所具有的天然差别成为对人有益的方面，并赋予劳动以无限的生产能力。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对人而言，各种各样的才能和活动方式可以相互利用，因为人能够把各种不同的产品汇集成一个共同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购买他所需要的产品。正是在这种交换中，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产品中、在他人对其产品的使用中确证了自己人的存在，自己对他人的存在和他人对自己的存在。因为，“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26]。因而分工是人的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

但是，作为创造财富手段的分工亦使人成了抽象的、畸形的人。因为：第一，分工割裂了人的本质的全面性，使人片面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27]正是社会生活的这种固定化，人成了一种受局限的存在物，在自己的生产劳动中只能部分地表现自己人的本质。第二，由于分工，劳动这种确证人的本质的活动分裂为个别主体的谋生活动。因为“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28]。亦即私有制的产生。从而形成了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和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分工已不再是人类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而成为“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29]。

在这种情况下，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已不再是人的本质，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并不是人性，而是利己主义。这种交换只能导致运动，只能证明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产品从而对另一个人的产品的关系的性质。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的产品只看作自己的、物化的私利，从而把另一个人的产品看作另一个人的不以他为转移的、异己的、物化的私利。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成为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不过是作为生命外化的形式。在这种交换中，人的需要、人的本质的联系已不再是对人的本质确证的条件，而成为使人受制于他人产品的强制力。马克思在《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指出，尽管“你作为人同我的产品有一种人的关系；你需要我的产品；因此，我的产品对你来说是作为你的愿望和你的意志的对象而存在的。但是，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对我的产品来说却是软弱无力的需要、愿望和意志。换句话说，你的人的本质，因而也就是同我的人的产品必然有内在联系的本质，并不是你支配这种产品的权力，并不是你对这种产品的所有权，因为我的产品所承认的不是人的本质的特性，也不是人的本质的权力。相反，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们使你依赖于我的产品。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的手段，倒是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30]！因而人的劳动和交往活动都丧失了其自在的状态，表现为异化的普遍统治。劳动这种确证人的本质的活动，成为一种异化的活动，表现为物对人的奴役。而且“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1]。

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亦蜕变为一种纯粹物与物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而且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32]在人类之初，由于人是作为共同体的一员而存在的，只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因而真正的交往是发生在共同体之间的，表现为战争和产品的交换。这种交换是建立在自然发展起来的分工的基础之上的，用于交换的只是剩余产品，而且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共同体的需要，即确证共同体的存在。但是由于分工及其产生的异化和私有制，交换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其目的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等价物，人的价值的实现不再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依赖于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货币。马克思指出，“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并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33]所以说，异化和私有制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是人的本质的固有矛盾的展开。正是在这一阶段，人为支配自然界做了准备并进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创造了人的社会的一切条件，并为人的本质的复归奠定了现实的物质基础。要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我们也曾指出，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至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我们也曾指出，现代人必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的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最后，我们曾指出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建立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地生成。

这样，马克思就通过阐述劳动、交往和分工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形而上的层面向人们展示了人类历史演进的机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劳动和交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方式，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但是由于分工导致的异化和私有制，劳动和交往这一人类同一活动的两个方面发生了分裂，表现为异化的形式。劳动这种确证人的本质的活动由于异化，而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客观力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则异化为一种人必须服从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指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34]这种客观的力量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性。而共产主义则是这种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在消灭私有财产的基础上人的劳动和交往的真正的统一。

尽管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基本活动方式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的内在机制，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35]也就是说，必须根据每一时代自身的特点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历史作为人类自身活动的表现形式，是人自身活动的结果，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示。只有通过对人的活动的基本形式的分析，才能真正揭示其发展的内在机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开篇就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因此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及其生产当然是出发点。但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人的劳动和交往都表现为一种异化的形式，表现为异己力量对人的统治，因而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自律的趋势。在揭示其根源时马克思指出，“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36]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所进行的形而上学的分析，只是为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自律发展的趋势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或者说提供了一种可能思路。对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还必须回到现实之中，回到对现实的生产过程的分析之中。

（三）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现实分析

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人的本质的各个方面不但紧密地构成了生产过程的统一整体，而且分别取得了不同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整个生产过程被割裂为各不相关的阶段，在其中“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37]。这其中当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却是非常肤浅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这所谓不同阶段之间不仅仅存在这样的联系，而且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蕴涵着现实的人的本质的活动。

首先，在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这种对象化的活动直接表现为生产和消费。因此，“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38]。所以生产就是消费，在双重意义上的消费：一方面，在现实的生产中，个人发展了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消费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在生产的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耗，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一方面，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因为产品作为人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只有通过满足人的需要、确证人的本质才能最终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39]。与此相应，从生产的方面来说，生产不但为消费提供材料、提供消费的对象，而且赋予消费以规定性，使消费最终得以完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40]

其次，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分工是借助于分配表现出来的。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中，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是否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么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于是，在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出现了分配。分配实质上就是现实意义上的分工。因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41]。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分工作为生产的前提和条件，决定了生产资料及产品的分配。但是分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马克思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内部被不断地改变。”[42]

最后，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为交换和流通。在马克思看来，“动物不能把同类的不同特性汇集起来；它们不能为同类的共同利益和方便做出任何贡献。人则不同，各种各样的才能和活动方式可以相互利用，因为人能够把各种不同的产品汇集成一个共同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购买所需要的东西”[43]。正是在这种交换中，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产品中、在他人对其产品的使用中确证了自己人的存在，自己对他人的存在和他人对自己的存在。在现实的生产中，这种交换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其二，是产品的交换；其三，是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换。这三个方面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受分工和生产所制约的。一方面，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发展结果的分工，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交换。另一方面，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交换的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的结构所决定的。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异化和私有制，这种交换的性质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谋取物化的私利。

正是通过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关系的分析，马克思把对历史的形而上学分析与现实的分析结合起来，才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以社会基本矛盾为核心的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阐释。

也就是说，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马克思从历史动力问题的形而上的阐释出发，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结果，是对资本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动力的阐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6页。

[4]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6、20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4-175页。

[8] 同上书，第96页。

[9] 同上书，第97页。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

[15] 同上书，第2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17] 同上书，第82页注。

[18] 同上书，第10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4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22] 同上书，第123-12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25] 同上书，第19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28] 同上书，第12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5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32] 同上书，第119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86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38] 同上书，第28页。

[39] 同上书，第28-29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

[41] 同上书，第33-34页。

[42] 同上书，第34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