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仅改变了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改变了哲学研究的对象，使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研究成为哲学的中心内容，从而实现世界观的根本性革命。因为在对人的存在之历史性的研究中，马克思从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出发，阐明了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基础性问题，也必须从生成论的视角进行阐释。

（一）历史的起源

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的起源问题并不能从传统的本体论的视角去理解。因为传统的本体论在阐述世界的起源问题时是在构成的意义上去使用“本体”这一概念的，即认为世界是由一个最基本的单位构成的，然后通过一种无限的还原和追溯的方式，去探寻世界的起源和基础。这实质上是通过一系列的抽象过程，把现实的世界最终归结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世界存在的基础。尽管这种传统的本体论在古希腊自然哲学家那里表现为一些具体的存在物，如水、火、土、气等，但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则很快就演变成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对于这种抽象的还原，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黑格尔的思辨方法时指出，“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像我从各种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诚然，我的有限的、基于感觉的理智辨别出苹果不同于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说这些感性的差别是非本质的、无关重要的。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实’。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1]也就是说，抽象的思辨获得的概念本身是非现实的，自然也无法说明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为从这一抽象的概念出发，必然陷入另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说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不外是‘一般实体’、‘一般果实’，那末，试问，这个‘一般果实’又怎么会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又表现为扁桃呢？和我关于统一体、关于‘一般实体’、关于‘一般果实’的思辨观念显然相矛盾的多种多样的外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思辨哲学家答道：这是因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普通果实的千差万别，不仅对我的感性的理智，而且对‘一般果实’本身，对思辨的理性都是有意义的。通常的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它们是‘一般果实’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晶。因此，比如说，在苹果中‘一般果实’让自己像苹果一般存在，在梨中就让自己像梨一般存在。因此，我们就不能根据我们从实体观念得出的看法再说梨是‘果实’，苹果是‘果实’，扁桃是‘果实’；相反地应该说‘果实’确定自己为梨，‘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果实’确定自己是扁桃；苹果、梨、扁桃相互之间的差别，正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一般果实’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这样，‘果实’就不再是无内容、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实’都使自己得到一种更为发展、更为显著的定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成为活生生的统一体。这统一体把单个的果实都消溶于自身中，又从自身生出各种果实”[2]。显而易见，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只是因为他把苹果、梨等东西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属性当作他自己发现的规定，因为他把现实事物的名称加在人用抽象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即加在抽象的理智的公式上，最后，因为他把自己从苹果的观念推移到梨的观念这种他本人的活动，说成“一般果实”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即把实体了解为主体。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如果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历史，那么历史进程中任何人的因素都会被抽象掉，从而使历史这一现实的人的生成过程或者变为纯粹客观的、与人无涉的东西，或者变为绝对精神的运动。而马克思认为历史不过是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因而必须从人的本身活动出发去理解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对历史的本体不能在构成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去理解。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去理解本体，其含义在于并不去考察世界的构成成分问题，而是去追问世界何以存在、其存在的依据是什么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所谓世界并不是指在人之外存在的、纯客观的自然界，而是人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根基的，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的双重功能——既指向自然界，同时也指向人本身——它才能现实地创造着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也正是由于人与自然的统一，才构成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因而所谓自然界，并不是指在人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然界，而是作为人的活动对象的自然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生成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观时做了非常明确的说明：“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3]既然整个人的生活的世界都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而生成的，那么由这一生成过程构成的人类历史也就必须起源于人的实践活动。

对于人类历史的起源，马克思并不是从时间意义上去理解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生活世界的两个方面——人与自然界的存在是同一的，是同一个人类活动的两个方面，因而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之中去追问谁产生谁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着一个人的生活世界的时间上的开端问题，即历史的起源中并不包含时间的概念，而是其自身的存在问题。相反，时间的概念恰恰根源于人类的历史性活动。因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谈到人类的起源问题时指出，“对个别人说说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的下面这句话，当然是容易的：你是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生出来的；这就是说，在你身上，两个人的性结合即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人。因而，你看到，人的肉体的存在也要归功于人。所以，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你会进一步发问：谁生出了我的父亲？谁生出了他的祖父？等等。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4]也就是说，人是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对于人类的产生问题，只能从生成论的意义上去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谈到人类历史的起源问题时，将其称为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马克思说，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这种物质资料的生产仅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它满足的是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物的最低需求，因而与动物的生存需求的满足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并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的活动。但是，“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6]。也就是说，正是在满足人的生存的活动中，人使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因为人的生产活动是双重的，一方面人在以自身的自然来改造外在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亦使自身得到了改造，产生了新的需要，练出了新的品质。所以马克思说：“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7]也就是说，不但人类的历史性的活动，而且引起这种活动的前提——“新的需要”，都植根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

但是，由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为了能够延续这一过程，在生产自己生命的同时，就必须进行他人生命的生产，即种的延续。因此，“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8]。这样，在人类最初的生命活动中就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人与他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这三个方面并不是人类活动过程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而是同一人类活动过程中的三个“因素”，包含在人类活动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9]人的历史活动的这种双重关系，表现为人的两种基本的活动方式——劳动和交往，这是人类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0]所以说，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是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换言之，历史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因而，历史的起源只能是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

如果说历史本身起源于人的实践活动，那么对于历史来说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外在的目的，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同样是根源于人的现实的活动之中。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是在历史中现实地生成的，人之存在的历史性根源于人的内在本质之中。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其本质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在对象性的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在对象性的活动中，人把自己的内在本质对象化，并通过对象表现出来，从而实现人的本质的确证。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动物的活动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进行的，其活动方式完全是确定的，不可更改的。而人的活动则完全不同，因为自然只赋予了人生存的本能，但人如何生存，自然并没有先天地给予规定。因此，人是自由地确定自己的生存方式的。这种自由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人能够认识并把握任何一个物种的自然生存本能，并按其进行生产；其二，人在生产的过程中，又始终能够把自己内在的本质赋予外在的世界，从而使外在的世界具有人的属性。所以马克思说，“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1]也就是说，人是自由的。正是在这种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中，人现实地创造着人的生存世界。但必须指出的是，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实质上也是对人之存在的一种限定，因为对象性的活动本身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的对象性本质的丧失，即通过对象性的活动，人将其内在的本质赋予外在的对象，并在对象中表现出来从而实现人的本质的确证。因此，对象化同时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外化，成为在人之外的存在。也就是说，对象性活动的结果既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同时也成为人的活动的对象。因此，人的生存就陷入一种悲剧性的命运，即他必须不断地超越自身对象性的存在，以实现自我本质的确证，但这种自我确证的活动的结果又始终作为对象而存在。换言之，人的存在只能表现为一个不断的自我超越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2]换言之，对于人的生存来说，这一不断的自我超越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因此，由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构成人类历史的目标只能是内在的，蕴涵于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尽管人的实践活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进行的，但正是由于这种条件的限定，人类的历史性的活动才是自由的。自由的创造性活动恰恰在于对界限的超越。因为，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表现为一个永恒的自我超越的过程。人作为自然的存在，其生命是有限的，在一个有限的生命之中，如何实现这永恒的过程呢？这不是矛盾吗？从形式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矛盾。但恰恰是由于这种有限与无限矛盾的存在，人的存在才获得了一种历史性。尽管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是会消失的，但人在有限生命活动中所创造的现实的世界却不会随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的，相反正是这个现实的世界为人的自我超越活动奠定了基础，尽管它本身的存在也是应该被超越的。或者说，每一代人的生存都必须以其先辈所创造的世界为前提，而其本身的确证却是对已知世界的超越过程。这样，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就表现为人类世代相传、有限的生命相续的过程。也正因如此，它才具有了时间性。而时间性的存在也就使那永恒的自我超越过程成为历史的了。因为对于一个绝对无限的过程来说，是无所谓历史的，无论它是一个循环的圆圈，还是一个开放区域抑或是直线。因为在其中每一点都可以是起点，也可以是终点；每一点都可以是中心，也可以是无限的边缘。也就是说，它是不可以量度的。只有一个在时间中的过程，才具有历史性。正是由于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赋予了那个自我确证的永恒过程以时间的特征，使其成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因而，人始终是历史的存在，人始终是历史的目的。

（二）历史的本质

马克思从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于人与历史存在的根基性出发指出，历史既不是像旧唯物主义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即人类的历史不能等同于自然史；也不是像唯心主义认为的那样，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或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3]因此，历史就是人通过自身的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过程和人向自然界的生成过程。正是在这个生成的过程之中，才形成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做了明确的阐述。

与近代西方哲学不同，马克思的出发点并不是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是二者的统一，或者说是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针对近代西方的形而上学建制，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和人是通过自身存在的，对于二者的统一，不需要一个外在的证明。而近代形而上学却一直在追问人和自然界的创造问题，或者是它们二者谁创造了谁的问题。所谓人与自然的创造问题，也就是要在外面为人与自然的统一寻找根基。对此，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也就是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也就无所谓二者统一。因此，“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一旦你那样想，那样提问，你把自然界的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14]。所谓人与自然界的“创造”问题，还是停留在近代西方的形而上学建制之中，而人与自然作为生成的存在，只有在生成的意义上，才有可能真正阐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对于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做了非常明确的阐述。在马克思看来，人并不是超自然的存在，并不是纯精神性的，其生存的根基就深深地植根于自然界之中。从肉体的方面来看，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个体一样，只有依靠自然提供的产品才能生活，无论这种产品是以食物、衣着、住房等等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5]不但如此，人的精神世界亦是在以自然界为对象的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和自身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也就是说，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着一个意识的、精神的世界。“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16]因此，人的生存就其整体来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在自然界中的生活。或者说，人以整个自然界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正是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中，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7]。正是在与自然界的相互关联之中，人作为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才能得以生成。

但是，人之所以能够通过自身的活动在自然界中现实地生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先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因为对象之所以成为对象，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人的每一种独特的本质，都有其借以实现的独特方式，也就是它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只有借助于对象的独特性，人的本质才能真正成为现实。或者说，如果不存在与人的独特的本质相适应的对象，人的这种本质也就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人的本质，只能是无。因此，马克思说，“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18]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先行存在于对象世界之中。正是在人的对象性的活动中，才扬弃了对象世界的外在性，使现实的自然界得以生成。

因此，人与自然是相互包含、相互设定的。正是在人的现实的活动中，人与自然才获得了其存在的现实性。所以马克思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9]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人与自然的创造问题，而是二者的相互确证，并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现实地生成。

只是有一点需要指明的是，人的这种对象性的活动并不是抽象的、单独个体的活动，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的、现实的活动，是在社会中的活动。而且只有在社会中，通过真正的人的关系，这种对象性的活动才表现为人的自我确证的过程。在对象性的活动中，每一个人都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的存在。一方面，在生产活动中每一个人都使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对象化了，并在其中享受了自己的个人的生命的表现，从而认识到自己的个性是对象性的、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乐趣。另一方面，在他人享受他的产品时，生产者意识到的是自己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相符合的物品。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他人与类之间的媒介，是对他人的人的本质的补充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说，“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0]也就是说，只有在现实的人的活动中，人与自然界才表现为一个相互生成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生成的过程。

人与自然都是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现实地生成的，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统一的，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1]

与传统的形而上学不同，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自然史并不是指在人之外存在的纯粹客观的自然界的演化史，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生成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无，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22]。对这种外在自然界的扬弃，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生成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生成过程，构成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因此，只有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才能真正理解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

对于马克思来说，谈论与人无涉的自然界会陷入抽象。我们所谈论的自然只能是人“在”其中的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界与人是同时诞生的，而且是互为对象而存在的，所以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作为对象性的存在，人与自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人的感性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正是在这一生成的过程中，才形成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性。

马克思说，自然史，即自然科学。但是，如果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理解自然界和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是统一的。因为自然界之所以成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亦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结果。因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对自然界感性直观的理解时说：“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23]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只有从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因此，自然科学所揭示出来的自然史，并不是纯粹客观的自然的演化进程，而内在地包含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不但如此，自然科学通过大规模的研究活动，一方面为人的活动增加了大量的材料，另一方面也通过实践日益深入到人的生活之中，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了准备。因此马克思说，“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4]这种包含自然科学的人的科学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科学。

因此，自然、历史与人的存在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这种统一就表现为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生成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了。正是在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现实地创造着人与自然的统一，而这种统一的发展就构成了现实的历史的进程。所以马克思说，“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5]

因此，所谓历史并不是人之外的存在，而是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正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人之存在的历史性才得以现实地展开。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7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6] 同上书，第67页。

[7] 同上书，第7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9] 同上书，第80页。

[10] 同上书，第8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27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15] 同上书，第272页。

[16] 同上书，第27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18] 同上书，第30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20] 同上书，第301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注。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25] 同上书，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