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的理解，从不同的视野出发会有不同的解释模式。如从时间上，可划分为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等；从地域上，可划分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等；从理论性质上，一些西方学者又划分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这些不同的理解和划分，归结到一点，实际上关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与“阐释”的问题，也即“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与“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1]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创立的基本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与“阐释”问题，这是马克思还在世时就存在并一直争论到现在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说到底是“确立谁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和‘代言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今天的1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个基本趋势就是以“阐释”超越或取代“经典”。马克思之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往往只是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体系的某一部分、某一片段或某一话语，把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硬性地分割和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误解、曲解和肢解了马克思主义。如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们曾极力把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驱逐出去，否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基础，主张用马赫主义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考茨基就声称：“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2]如果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企图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否定或取代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话，后来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正好相反，他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哲学”[3]。而当代西方出现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也还打马克思主义的“旗”，实则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如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而强调政治霸权的“激进民主政治”[4]，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而强调消费的“符号交换”[5]等，实质上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反对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

对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马克思在世时就曾表示过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特别是对当时法国的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明确强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6]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也曾受到列宁的强烈批评。在一定意义上，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在某些方面确实不同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但它依然片面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对此，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7]

以上列举的几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阐释”，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进行阐释。历史和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进行成功阐释和发展的典范。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为他们后继者所发展的，以反对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科学理论体系”[8]。马克思主义“绝不容许把自身概括为几个简单的公式”[9]。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0]。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后人对它的不断的创造性阐释，没有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创新性阐释，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也就无所谓“经典”了。实践表明，后人结合时代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创造性阐释，经过历史和实践的长期发展和检验之后，也成了“经典”。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就是很好的证明。但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进行阐释，并非是任意的和过度的阐释，而是有其前提和依据，这一前提和依据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本身”。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之一，就在于它们没有充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本身的实质，而是对其做了主观任意的所谓“应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内有学者强调当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归”[11]。

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归，并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说过的某些“话语”，而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理论旨趣和实践道路，也即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所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本身”——以“改变世界”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应该说，对这一问题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从青年到晚年都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马克思在中学时就立志要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12]；到青年时马克思又强调共产主义事业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3]，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14]；到了晚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继续追求“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15]。马克思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这就是“目标始终如一”的马克思。正因如此，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和最伟大的战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才盖棺定论地说：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16]。因此，“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最根本的就是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本身”，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努力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才是真正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离不开后人的阐释，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也不能脱离经典，“经典”与“阐释”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经典需要阐释，阐释需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正是在不断的创造性阐释中永葆生命力的。

[1] 对这一问题，英国学者麦克莱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参见[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转引自陈先达：《试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结构和功能》，《陈先达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3] 佩里·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中心实现了“由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向哲学”（[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具体可参阅[匈]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意]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德]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和[法]巴利巴尔的《马克思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参见[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英]墨菲：《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参见[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和《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7]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69页。

[8] 陈先达：《试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结构和功能》，《陈先达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9] [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11] 参见俞吾金：《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5年第2期，第49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1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