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吉卜林意志消沉，健康状况也一直不太好。他的胃炎一再复发，医生说没有办法根治，吉卜林害怕会发展成癌症，但每次检查都证明这种概率很小。几次治疗之后，病情也没有好转。在吉卜林去世的前两年，一位法国医生终于诊断出他是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因为拖得太久了，才没有办法治好，这才袪除了他对癌症的恐惧。

战后吉卜林的作品中，癌症、嫉妒、奉献和爱纠缠在一起，比如《希望之屋》。这是以一位年老的职业妇女的故事为基础讨论不成熟的爱和迷信。从传统观念来看，不论从性方面或文化方面，她都是一个不幸的人。吉卜林不指责她的缺点，而是让她的性格充分地显现出来，并有技巧地使用对话来拉开作者和故事本身的距离。

吉卜林还有一些作品讲述了共济会的故事，其中一篇小说讲的是共济会特别关心从前线回来的人，以及为这些人治疗战争创伤的事情。吉卜林认为共济会本身就有助于心理健康。

在战后的新世界里，共济会是少数几个没有改变的组织之一。吉卜林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对看到的一切改变都觉得厌恶。吉卜林还断定有阴谋分子的存在，他们正在密谋把一切好的东西推翻。

犹太人成了他的第一个目标。不过为了名声起见，吉卜林没有公开他的想法，而且不久后他就放弃了反犹太思想，因为几年以后反犹太成了德国的国家政策。

吉卜林明确地斥责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认为它们是可怕的恶魔，足迹所至只有死亡和流离失所。

那时候，吉卜林最害怕的一件事是“把印度交出去”。虽然英国政府还没有真正考虑让印度独立，但政府的政策已经向这方面发生了倾斜。印度当局开始大量任用印度本地官员。吉卜林很不喜欢这种情形，他决定联合一些支持他的人形成一股反对力量。

吉卜林倡议由整个英国和整个帝国的有声望的人组成一个“自由联盟”，以反对布尔什维克。1920年3月，联盟开始征求捐款。到4月中旬，吉卜林忙着到处写信以扩大联盟的影响，偏在此时，联盟中掌管账目的人监守自盗。吉卜林身为联盟的发起者，当然要负责处理这件事。他本意要用自己的钱来弥补这项亏空，但这样做等于公开承认有人监守自盗，让反对方笑话。于是一个月后，联盟静悄悄地夭折了。

这时候，瑞德·哈格德成了吉卜林最亲密、最长久的文学上的朋友，他也参加了吉卜林的“自由联盟”。哈格德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农业书籍的写作上，吉卜林也渐渐地对这方面感兴趣了。哈格德常常到“贝特曼屋”，两个人可以在书房中各据一方，各自工作，或者相互交换意见。

除哈格德以外，“贝特曼屋”也常常有许多其他访客。爱尔兰警卫团的年轻人来给吉卜林提供数据，让吉卜林替他们撰写团史。艺术家、作家、殖民地官员和军人、老朋友的儿子都常常到“贝特曼屋”来拜访。

常到“贝特曼屋”的还有斯坦利·鲍德温，他和吉卜林一样喜欢读书，更喜欢在政治工作的繁忙中偷闲到“贝特曼屋”享受一下清静。斯坦利·鲍德温喜欢到乡间散步，但他走得太快了。有一次他到“贝特曼屋”来，发现房间的门上钉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客人守则

第一条：客人散步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五公里。

第二条：一次散步不得超过两小时，

第三条：不得哄骗当地人陪客人散步，否则屋主概不为后果负责。

吉卜林、加洛琳、艾尔西（当地人）上

斯坦利·鲍德温在1923年的选举中获胜，成了英国首相，他的亲戚们当然引以为荣。吉卜林和加洛琳也常常到斯坦利·鲍德温的官邸去，而吉卜林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也大为增加。斯坦利·鲍德温请他草拟保守党宣言，以及其他演讲稿。斯坦利·鲍德温攻击报界财阀的讲词，指责他们“寻求权利而不愿意负责任”，就是出自吉卜林的手笔。

20世纪20年代，吉卜林的政治地位是非常奇特的，这可以从三方面表现出来。他的作品使他成为单纯的、非政治性保守主义的顶尖发言人。在他最受人欢迎的作品中，读者只能看到他对东方国家浪漫的绮想。

在非正式的圈子里，吉卜林被认为是一位真诚的朋友，以及偶尔的保守政治领袖的顾问。他和加洛琳常常支持保守党的政治选举工作，不过他自己从来都拒绝接受保守党的国会议席。

在私生活方面，吉卜林是一位保守色彩极浓的人，很符合别人对他的形容，“极端疯狂愚蠢的右翼人士”。他一直与他的表弟斯坦利·鲍德温感情很好，但是他常常对朋友说，斯坦利·鲍德温“骨子里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吉卜林和一位老朋友谈话时，曾指责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那么晚，战后却更加富有和强盛，分明是借战争大发横财。后来这位朋友把吉卜林说的话告诉了美国报界，以至于美国大为不满。最后英法两国不得不发表声明，否认两国政府持有与吉卜林相同的观念。

政府当局颁发给吉卜林的许多荣誉都被他拒绝了。唯有大学给他的荣誉，他能够安心接受。他接受爱丁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巴黎大学也给了他同样的荣誉。1923年，他被选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校长。

吉卜林很早就下定决心不被金钱左右，他一直在坚持这个原则。这时，他已经成了坚定、独立、白手起家的人的代言人。

吉卜林一直保持着倔强独立的性格，这一度使得英国王室很尴尬。他好几次拒绝王室颁给他的勋章，又拒绝参加英王的加冕典礼，白金汉宫不得不发表声明，说是吉卜林拒绝接受封爵，并不是王室对他有什么恶意。

吉卜林觉得迫使王室发表这个声明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他觉得更不好意思的是使英王乔治五世受窘，因为他们并不陌生。吉卜林在“皇家战争善后委员会”工作时，与乔治五世相识。吉卜林为英国在战争中牺牲的士兵们题写了墓志铭，其中一句话是：“他们的名字永存千秋。”吉卜林还和其他著名人士建议在西敏寺设立一个“无名士兵之墓”，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个不知身葬何处的军人的父亲。吉卜林每到法国去，必定去探视公墓，以悼念他的儿子。

到1928年以后，吉卜林和乔治五世的关系更加亲密。当他们在私人宴会相遇时，乔治五世总会和吉卜林长谈，常常一谈就是一整个晚上。吉卜林和加洛琳也常常在周末到乔治五世的宫殿里做客。

艾尔西在1924年和乔治·班瑞思结婚后，吉卜林夫妇就更加寂寞了。班瑞思以前在爱尔兰警卫团服役，退伍后从事外交工作，艾尔西跟着他离开英国，与父母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吉卜林越来越依赖加洛琳。一个年轻人在一次集会中遇到他们俩，事后他写道：

吉卜林夫人……一个心地善良、意志坚强的妇人，照顾他太久了，深深知道怎样使他不受到心理、身体或精神方面的干扰。这是她的工作，她做得很好……

“加洛琳，”他转过身来对吉卜林夫人说。你立刻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对他来说，只有她一个人的存在——因为她能够领着他，回到他们的家，他十分满足。

当然，这只是外人眼里吉卜林夫妇的关系，或多或少会有些不真实的部分。加洛琳的缺点是喜好嫉妒，对吉卜林的爱是独占性的，这使得吉卜林晚年的时候不能随心所欲地交朋友。

吉卜林夫妇的健康状况似乎都不怎么好。1927年，他们曾到巴西住了很久。两年后，他们又去了西印度群岛，加洛琳得了盲肠炎，在医院里住了四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