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大学者徐渭（1521—1593）在有些方面类似于嵇康，他们均为旷世奇才，均孤标傲世，最后均为悲剧命运。徐渭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第一，作为总督胡宗宪的幕府，参赞军务，充任书记，多次取得抗倭的战绩。第二，诗、文、书、画、戏曲，均取得巨大成就。他自己评价是书一，诗二，文三，画四。第三，在心学、易学、医学、佛学、风水学等方面亦取得不凡的成就。他注《庄子·内篇》《黄帝素问》《参同契》《葬书》各若干卷，又作《四书解》《首楞严经解》各数篇，皆有新意。

徐渭世代书香，亦为当地望族，其祖辈亦曾为官，但并不显赫，科场顺遂、进士及第者鲜见。徐渭父只是中了武举，在云南一个偏僻地方做过知州，虽然祖荫是谈不上，但诗书传家，富贵安逸，还是说得上的。

徐渭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家庭衰落，徐渭根本不可能依仗家族背景获得一官半职，他唯一的道路是科举。然而徐渭的科举很不顺，参加童试三届，方得了个秀才，这秀才还是给提学副使上了书提学副使生了怜才之心准予他破格复试才得中的[1]。此后，他参加过八次科举考试，均不中。此时，他的文章已名满天下，甚至惊动皇上，然而运交华盖，竟无一个试官看中他的卷子。

徐渭一生经历非常丰富，他虽然未能凭科举获得功名，但他有幸结识许多赏识他的人，有的是手握重兵的军界统帅，有的是的学富五车的硕儒哲匠，有的是诗画冠世的文豪圣手，当然，更多的是意趣相投惺惺相惜的知音挚友。正是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徐渭的才华才得到培育、激发和淋漓尽致的展示。如果说，科场失败是徐渭的不幸，那么，交游的成功，则是他的大幸。

徐渭是不忘师恩的人，他曾在《畸谱》中将他的老师一一记明，其中《纪师》列十五位，《师类》列五位，《纪恩》列十六位。其中，季彭山三处皆列了，可见最为重要。季彭山（1485—1563），名本，字明德，号彭山，会稽人。正德五年（1517）进士，历官至长沙知府，故人称季长沙。季本是王阳明的入室弟子，但是，他不满阳明学的空疏，比较注重经典文本。黄宗羲说他“闵学者之空疏，只以讲说为事，故苦力穷经”。

王阳明的弟子王畿是徐渭的表兄，徐渭的《畸谱·师类》也有王畿，说明徐渭也受教于王畿。王畿与季平在学术上是有分歧的，徐渭在接触了季平以后，更服膺的是季平，不过，他亦没有抛弃王畿，而是试图将季平的观点与王畿的观点统一起来，兼融二师。

季平、王畿对徐渭的影响主要是在哲学上的，这于他日后成长为一位思想家，在晚明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叱咤风云，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文学上对徐渭有着重大影响的老师是唐顺之（1507—1560）。唐顺之，号荆川，武进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任翰林编修，后擢佥都御史，巡抚淮、扬，抗剿倭寇。唐顺之是明代著名的唐宋派文学大师。徐渭非常喜欢唐顺之的文章，而唐顺之也认为徐渭的文风像自己。徐渭与唐顺之结缘，始于他为浙江总督胡宗宪代写《白鹿表》。陶望龄的《徐文长传》生动地记叙了他们见面的因缘：

时都御史武进唐公顺之，以古文负重名，胡公尝袖出渭所代（注：指徐渭代写的《白鹿表》），谬之曰：“公谓予文若何？”唐公惊曰：“此文殆辈吾！”后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谓非公作，然其人谁耶？愿一见之。”公乃呼渭偕饮，唐公深奖叹，与结驩而去。

徐渭与唐顺之日后交往的具体情景，史书记载不是很多。徐渭有诗记载了两人的亲密聚会。一次是唐顺之从海上入越，路过会稽。季平、王畿两位当地的大学者尽地主之谊，招待唐顺之，唐顺之主动提出要见徐渭，于是，将徐渭招去。他们在一只船中论文。后来，徐渭与季平、王畿等送唐顺之至柯亭而别。徐渭写了一首诗，送别恩师。

徐渭年轻时，在家乡结交了一批好朋友，这批朋友均学问甚好，他们在一起说儒论道，谈禅礼佛，人称“越中十子”。据《绍兴府志》，越中十子为徐渭、萧勉、陈鹤、杨珂、沈炼、朱公节、钱八山、柳少明、诸龙泉、吕光升。

这些人中均对徐渭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就徐渭日后的成就来说，陈鹤的影响也许是最值得注意的。陈鹤，字鸣野，字九泉，号海樵山人。此人好学博识，精于词曲，善画水墨花草，亦精于书翰，名重一时。明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说：“陈山人鸣野之《息柯余韵》，皆入逸品。”[2]在越中十子中，陈鹤比徐渭年龄要大得多，在尚是少年的徐渭的眼中，修养如此全面技艺又如此精湛的陈鹤，形象是十分高大的。徐渭日后为陈鹤作的墓表中，回忆第一次见到陈鹤的情景，充满着对陈鹤的敬佩之情：

居数年，始得会山人于甥萧家，酒酣言洽，山人为起舞也，而复坐，歌啸谐谑，一座尽倾。自是数过山人家，见山人对客论说，其言一气万类，儒行玄释，凌跨恢弘，既足以撼当世学士，而其所作为古诗文，若骚赋词曲草书图画，能尽效诸名家，既已间出己意，工赡绝伦。[3]

陈鹤的书画艺术，对徐渭影响很大。徐渭在《书陈山人九皋氏三卉后》云：予见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遗予者，不下十数纸，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滃然而云，莹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殆所谓陶之变耶？”徐渭看重的是陈鹤花卉画的不可重复性，它的生动，它的气韵，而这也正是他的绘画艺术的特色。

越中十子中，对徐渭在人格上、诗风上影响最大的是沈炼（1507—1557，字纯甫，别号青霞君）。沈炼大徐渭十四岁，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道德文章均为一流，徐渭在《赠光禄少卿沈公传》中说沈“生而以奇骛世”。沈炼性格刚烈，疾恶如仇，因为反对奸相严嵩而多次遭贬，最后被人诬陷而死。沈炼刚直不阿的人格精神对于徐渭有着很大的影响，徐渭在《赠光禄少卿沈公传》中这样写道：

外史徐渭曰：余读离骚，及阅青霞君塞下所著《鸣剑小言集》《筹边赋》，扼腕流涕而叹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愤，等死耳，而酷不酷异焉。虽然，死不酷，无以表烈忠。今夫干将缺且折，其所击必巨坚也。君结庐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行多甚，言之人无不骇心堕胆者。然其要卒归于孝忠……悲乎！宋玉为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于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时，余直寄所怆诗一篇，愧宋玉矣！

亦是敬佩不已！徐渭的身份和经历与沈炼不同，他不得不在胡宗宪幕府谋生，有着许多难言的无奈，比如，他不得不委屈自己为胡宗宪作一些具阿谀色彩的文字，也不能不随承胡宗宪，与严嵩、赵文华周旋，但他内心深处总是充溢着一股正气，这股正气亦源自沈炼。

徐渭在隆庆六年（1572）保释出狱后，有过几次游历，这些游历中与一些朋友的交往，对他学术、艺术上最后达到顶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京虽然此时已不是明朝的政治上的首都，但仍然是明朝文化中心。徐渭大概是万历三年（1575）或万历四年（1576）有过南京之游，在这次游览中，他与“明后七子之一”的王宗沐有过聚会，亦与刘雪湖、盛行之、璩仲玉等切磋过画艺。他对刘雪梅的梅花画，大加赞赏，有诗赞曰：“我客金陵访画梅，画梅莫妙盛行之；刘君放逸不可羁，一刘一盛无雄雌。我今白日题梅画，恍忽如梦罗浮夜。觉来香风搅衣带，花下美人是何代？”[4]

南京之游后，他应宣化巡抚吴兑之邀，去西北游历。吴兑（1525—1596），字君泽，号环洲，山阴人，本是徐渭的同学。也许在他，邀请徐渭去一趟西北只是出于友情，而实际的效果远大于此。西北边疆壮丽的自然风光、边塞将士雄迈的气概，还有边庭战场的种种军事设施，无不激发徐渭的壮志豪情。这是一次壮游，它对于徐渭诗、书、画思想境界上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徐渭在赴宣府途中，在北京结识了辽东总兵李成梁之子李如松。李如松骁勇善战，英气逼人，又雅好诗画，徐渭与他一见如故。徐渭画竹以赠，并题诗《写竹赠李长公歌》。他们之间的交往，为文人出身的徐渭增添了一股英雄气概。

徐渭西北归来，在家中休息了两年，这两年完成了《四声猿》，北塞的亲历亲闻，对这部剧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后，徐渭还有过北京之游。这中间，亦结识了许多朋友。有学者考证，徐渭在居京期间，可能读到了汤显祖的《问棘堂集》，感而赋诗，并托人寄去尺牍。[5]关于此事，徐渭在《与汤义仍》书中云：“某于客所读《问棘堂集》，自谓平生所未尝见，便作诗一首以道此怀，藏此久矣。顷值客有道出尊乡者，遂托以尘，兼呈鄙刻二种，用替倾盖之谈。《问棘》之外，别构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枝，将需洒藻。”非常遗憾的是，这两位剧坛巨擘未能见面，不过，汤显祖后来还是看到了徐渭写的《四声猿》，评价是：“《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6]徐渭的《四声猿》能得到汤显祖这样高的评价，他们也算是真知音了。

在徐渭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胡宗宪。胡宗宪不是他的老师，是他的上司，不过，徐渭与他的关系之密切的程度，又像是朋友。如果将老师的概念放大，将知遇之恩放进来，那么，胡宗宪之于徐渭则兼上司、朋友、老师三重关系。徐渭一生的事业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胡宗宪了。

胡宗宪（？-1565），号梅林，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嘉靖三十六年，任浙江巡抚兼总督，承担东南抗倭指挥重任，徐渭在他的幕府任书记，一方面参赞军务，出谋划策，另一方面，则为胡宗宪起草奏章及各种文件。徐渭军事与文学两个方面的才华在这里得到充分实现。重要原因就是胡宗宪对徐渭不仅赏识，而且给予他格外的优宠。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云：“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百时辄得出入。胡公皆许之。文长乃葛衣乌巾，和揖就座，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徐渭为胡宗宪做的第一桩漂亮事，是为胡宗宪写《白鹿表》。这件事，给胡宗宪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本来，胡宗宪已为朝廷所诟，政治前途已出现险象，因为向皇上献了白鹿，再上徐渭这样一篇华美的奏章，皇上大喜，“告谢玄极宝殿及太庙，百官称贺，加宗宪秩。”[7]胡宗宪的地位稳固了。徐渭为胡宗宪写的奏章虽有阿谀之词，仍获得文人们的理解，这与他高超的写作技巧、华美的辞章有极大关系。胡宗宪对徐渭是真正赏识、关心的，他曾热心为离异的徐渭找继室，又试图为徐的科举找些关系，应该说，在胡宗宪幕府的生涯，是徐渭一生最为得意的时期。胡宗宪后来因为党争风波下了大狱，徐渭自然地感到祸将及身，整天处于恐惧之中，最后，不得不以装疯保全其身。徐渭是知恩之人，胡宗宪死后，他一度想去安徽绩溪去为胡宗宪扫墓。

徐渭无疑中国文化史上一位杰出人物，他的画已有定评，齐白石刻过一方闲章“青藤门下走狗”。他的书，没有画的名气大，但徐渭自诩他的书法比画好，至于诗，知道的人不多，但晚明大文学家袁宏道称他为“我朝第一诗人”。[8]徐渭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其实也值得称道。作为胡宗宪门下的幕僚，在平倭战争中，他参赞军务，立下过功劳。

徐渭成长的道路堪为特别。虽然学问极好，科举却屡遭失败，毕生也没有做过朝廷命官。一般来说，这样的人物在世多是默默无闻，极个别的也许会留下几本诗集、几卷图轴，至于后世能否传名那就要看机遇了，一般也很难。然而，徐渭却不是这样，虽然没有做过官，无权无势，然士林中似没有人看不起他，诸多高官还很愿意与他做朋友，并且尽力提携他。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十分重视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中，亲属关系第一，师生、同窗关系第二，同事、上下级关系第三，朋友关系只能排第四了。清理徐渭的社会关系，于他成长有利的诸多社会关系中，排第一等级的没有。他的成长，主要靠的是师生、上下级、同窗及朋友关系了。就凭这些关系，徐渭竟能打造出一片天地，为自己在当时的文坛争得了一席之地，这虽然不算奇迹，但个中奥秘仍耐人寻味。谈到中国的文人关系，说得多的总是文人相轻，可是，在徐渭这里，我们见得多的却是文人相重。这是为什么呢？是徐渭会交朋友、交对了朋友，还是徐渭的命运就这样好，就不知道了。

节录自拙著《越中名士文化论》，人民出版社，2010

[1] 徐渭：《上提学副使张公书》。

[2] 王骥德：《曲律》卷四。

[3] 徐渭：《陈山人墓表》。

[4] 徐渭：《刘雪梅梅花大幅》。

[5] 周群、谢建华：《徐渭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6] 《汤显祖集·诗文集》附录。

[7] 《明史》二百五卷《胡宗宪传》。

[8] 袁宏道：《致吴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