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李锦宗家，是在1995年夏。待锦宗的贤内助玉容打开院子那扇有些斑驳的铁门，迎面扑入眼帘的是堆积到齐屋檐的报纸。屋的正面除了那扇窗子外，全为报纸。屋的正面除了那扇窗子外，全为报纸围住了。玉容说：“来，来，从这儿进。”哦，还有一道窄窄的铁门通向屋内。侧身进入屋子，又是齐天花板的报纸。如果不是客厅还给几张沙发留下一席之地的话，你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住房，你会觉得是进了哪家报馆的仓库。

我忍不住发问，集这么多报纸干吗？玉容说：“宝贝呀，锦宗的宝贝呀！”停好车才进家的锦宗不好意思地讪笑着。

原来，这些报纸是李锦宗几十年积累的马华文学史资料。马来西亚华文杂志很少，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是在报纸上发表的。我说：“你得及时整理呀！这样堆积起来，这屋还怎么住人呀。”

锦宗无奈地说：“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呢，但没时间。只能留到退休后来做了。”

时隔6年，我又去了锦宗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报纸、书籍更多了。玉容笑着埋怨：“锦宗的老婆才不是我呢，是这些报纸。”锦宗依然讪笑着，不去与玉蓉争辩。我知道，这志同道合的夫妻俩多年来就是这样“吵吵嚷嚷”又恩恩爱爱地过来的。

在马来西亚文学界，李锦宗也是名人。大家都知道这么个业余的马华文学史家。据说，他资料搜集的齐备程度超过了马来西亚大学。马大的老师、学生写论文经常来找他要资料。我笑着问锦宗：“收费吗？”玉容抢着答：“哪里收费，纯粹义务啊！还得给付复印费。”玉蓉在笑。

交谈中，我大致了解他资料搜集的规模。

目前他搜集的最早马华文学书籍是20世纪30年代的。自60年代末始，只要是发表了文学作品的报纸，他都收集了。锦宗说不出他搜集的资料到底有多少件数，我打量这座200平方米的屋子，资料占的面积至少超过三分之一。客厅、餐厅、阳台、走廊、过道、楼梯都为书报留下过多的位置，在这屋里行走稍不小心就会碰到书或报纸。我能理解玉容的“埋怨”了，我更为敬佩玉容的宽容与对丈夫的支持。至于锦宗，他是“自找苦吃”，只能说是“活该”了。

与锦宗夫妻成了好朋友后，我很想深入了解锦宗走上文学史研究的过程。我深知，这是一条寂寞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桩事业是为他人作嫁的，甚至是费力不讨好的。

然而我也深知，文学史研究的工作对社会、对作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文学的事业上，若只有作家，没有文学史家，文学就没有积累，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可是，出名的、赚钱的从来是作家，而不是文学史家。

李锦宗不是不知道这些，他比我还清楚，但他愿意去做，心甘情愿地去做，以之为业，以之为乐，这不是“活该”吗？

锦宗原来也是写作品的，而且出道很早，20出头就在报纸上发表小说、散文与诗了。我问他为何放弃了创作去弄文学史研究。他说，他有理论的兴趣，喜欢看评论文章。也喜欢历史。马来西亚文坛从事理论研究、文学批评的人很少。研究马华文学史，当时只有方修先生一个人在做，方修研究的重点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资料搜集不够，也研究不够。

锦宗说，他为此曾写信给方修，请他改进。方修没有回信。事隔多年，锦宗忘记此事，然而在一次会议上，方修竟对锦宗谈起了此事，说他一直珍藏着这封信。

我想，弥补方修研究的不足，也许就是锦宗从事马华文学史研究最初的动因吧。

锦宗第一篇研究马华文学的论文写于1969年。那时，锦宗尚在槟城一家工厂做文员。他试着给《南洋商报》的北马版写了篇评述马华文坛一年的文章。意想不到的是，报纸竟用一整版的篇幅将此文发表了，还加了编者按，这是很高的规格了。

我问锦宗，文章发了后，你去找过编辑，表示过感谢没有。他说，没有。直到几年后，才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那位编辑。知道他的名字叫林风。我问见面的情景，锦宗说，林风当时很惊讶，说想不到你竟是二十来岁的青年。

有了第一篇评论的发表，锦宗兴趣越发大了，每年都要为报纸写马华文坛的综述。这样，他就自然要注意搜集资料了。

1972年，李锦宗来到吉隆坡，先是任职于一家报馆，专任翻译，后成为一名公务员。这时，锦宗的研究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说到这里，锦宗不胜高兴，他很满意在这里工作。

也就在1972年，锦宗与在马来西亚电台工作的林玉容小姐相识相爱，并结成了伉俪。林小姐也是文学的爱好者，为人善良宽容，性格活泼。夫妻俩琴瑟相合，这对李锦宗的马华文学史资料搜集与研究，无疑是增加了助力。

玉蓉成了锦宗的好帮手。不过每谈到这，玉容总是不承认。而且她那特有的幽默又来了：“锦宗他不是与我结婚，是与这些报纸结婚。他更爱这些报纸……”

锦宗告诉我，搜集与研究马华文学史，只靠文字资料是不够的。因此，他利用节假日，与玉蓉带着孩子走遍马来西亚去访问作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的假期基本上都放到这上面了。那时孩子小，对父母这种访问一点兴趣也没有，在人家家里，总是吵着要去玩，玉容只好领着孩子去外面走走。

谈到访问作家，锦宗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位老作家，息笔后从不见客，也不喜欢讲自己，感于锦宗携妻将雏来访他，就将他的创作生涯都说给锦宗听。其中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史料，锦宗真是如获至宝。锦宗访问后不到一年，这位老作家就去世了。锦宗说如果晚去一年，就不能获得这些宝贵的资料了。说到这里，锦宗拿来他新出的《陨落的文星》一书送给我。他说，这书中记了16位已去世的马来西亚作家。这些人中，只有5位他是凭书面资料写的，其余的都根据亲自访问的记录写成。

谈到研究的近况，锦宗颇为慨叹。他说，他太忙，为了养家，除了公务员的工作外，还多打了一份工，研究的时间很紧，不能不起早贪黑，弄出一点成果来都很不容易。

谈到这，忽然想到我听说的一事：一台湾的教授专程来马，邀锦宗与他合写一篇马华文学史专文。善良的锦宗答应了，为此文的写作付出了很多心血。然而文章发表后，他发现那上面的作者署名只有那位教授，竟没有他的名字。这样的事，锦宗碰到的不只一件。不仅有来自国外的剽窃者，也有国内的剽窃者，这些人都顶着教授、博士的美名。

我为锦宗不平，颇愤愤然。锦宗倒平静。他说他还有几年就退休了。退下来专心做学问，那堆积如山的报纸该消灭它了。他打算独立写一部马华文学史。我深信，锦宗不仅能写成，而且会写得很好。因为他有几十年深入的积累与研究。他有功底，有水平。

有一首写蜜蜂的诗。诗的最后两句是：“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锦宗就是那蜜蜂。

原载马来西亚《星州日报》2002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