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发展史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屡屡碰撞，从而产生对立、冲突、相交和相融。在科学史上，自然科学曾经一再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提供研究范式。保尔·拉法格记录下了卡尔·马克思关于科学认识论的意义极为深长的一段话：卡尔·马克思“在高等数学中找到辩证运动及其最合乎逻辑而又最简洁的形式。他还以为科学只有达到能够使用数学的境界，才算臻于完美”[1]。

但时代进入21世纪以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以前更加复杂多样了。也许，除自然科学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外，什么时候我们会发现人文科学也对自然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制约了它的研究范式？

在曾经启发了“白银时代”俄国哲学家与思想家们的诸多因素中，来自国外的自然科学新发现的影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时间的转轮把巴赫金学派包括奥波亚兹等的学说送进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场，从而使得这两个学派的学说被再次“语境”化，而与后现代主义发生对话和交流。

那么，后现代主义究竟给国际思想界的舞台带来了哪些变化呢？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学派又有哪些思想与其发生呼应和契合了呢？为什么进入21世纪以来，巴赫金学不但没有稍稍降温，反而呈现出继续走高之势？这是为什么呢？

维克多·厄利希在其名著《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中，针对20世纪初年俄国学术界的氛围曾经这样写道：

到20世纪初一种剧烈的方法论危机开始在各种学术领域里显现。在世纪初的数十年间，人们发现在欧洲理性舞台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有严重缺陷，因而开始对其进行价值的重估。随着实证主义决定论的基本假设被动摇，急剧修正所有科学的逻辑基础开始被提上日程。[2]

而最深刻的变化则发生在各门学科的基础，即最根本的哲学方法论领域。而哲学方法论领域里的根本变化则更多地取决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新发现和新启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学术界不仅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在酝酿着空前伟大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正是它们，奠定了整个科学在20世纪的根本面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牛顿的经典力学而言是一次不言而喻的伟大革命：统治人类思维方式达数百年之久的经典力学的建构轰然一声倒塌了。新的体系当然不会彻底取代旧有的体系，但它却大大革新了人类的意识，为创造性思维开辟了新的空间。自然科学又一次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提供了研究范式。

就是在这样一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合流和交融的时代，在俄国，还贯穿着东方与西方、过去与未来，新与旧、革新与保守、朝霞与落日……的斗争和冲突，轰轰烈烈地走上了历史舞台。一个如今已经名闻遐迩的时代——“白银时代”——就是这样被召唤到了历史的现场中来。这是一个政治文化领域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如果用今人的说法，它应该是一次“大爆炸”——革命的精神不仅深入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而且也在审美文化及其他文化领域里全面渗透。一个伟人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勇敢的修正，领导着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党，打破了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首先在一国建成的禁律和教条，胜利地领导俄国人民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与政治领域里的领异标新相适应，文化的各个领域里也群星璀璨，星光熠熠。俄国文化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向世界知识界贡献了许许多多的“一级星”，他们的名字足以彪炳史册，光耀全球。

亚·费·洛谢夫——俄苏享誉世界的古希腊罗马美学研究家，著作等身，独步一时。而科甘——当年的巴赫金小组成员、巴赫金本人的终生挚友——的女儿在其所著《那些不属于其时代的人们》（1991）中，记述了鲍·列·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后，亚·费·洛谢夫的一次令人心肺俱裂、痛断肝肠的嚎啕痛哭……这位异性的隔代人用深感震惊和陌生的笔调写道：

这不光是在为帕斯捷尔纳克而哭，也是在为自己，为一切早已逝去了的、他心目中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所有时代而哭。他涕泪滂沱地喋喋不休地嘀咕道：“我们有过怎样的精神生活呀！我们的大地上有过多么辉煌的精神呀！所有的人都死掉了！”我徒劳地竭力想要安慰他，说不是的，还不是一切都完了，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洛谢夫却说，我之所以会说出这种不痛不痒的话，那是因为我根本想象不到1910年代末和1920年代初年俄国曾经有过怎样一种精神生活！[3]

这位女作者最后也只得承认：有着如此级别知性的人，她的确平生不曾见识过！

本书中，笔者已经采用拙劣的笔对这个时代作了力所能及的描述。这里需要点到的一点是，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各种革命迭相上演：哲学革命（首先在德国），人文科学-语文学革命（首先是在俄国）。而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学派，就是这两场波及人类思维领域里的最内在的革命的积极参与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书的作者首先不是从自己研究的直接对象——《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入手，而是将笔触陡然一转，转而去从20世纪之交涌现于俄国文坛的奥波亚兹、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捷克布拉格学派（小组），巴赫金小组（涅韦尔时期、维捷布斯克时期、列宁格勒时期）开始的原因。因为我依稀想起一位女散文家说过的类似的话：一个画家如果只能惟妙惟肖地画出一只苹果，那他只会一文不值，只有通过一只苹果画出一个世界来，才是真正的大师！

按照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他者是自我认识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奥波亚兹、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布拉格学派、巴赫金学派，都是发端于20世纪初俄国和斯拉夫语境下的、由自下而上的美学取代自上而下的美学的一次波澜壮阔的运动的产物，都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合流的宏大潮流的产物。把它们放在一起正是理所必至。记得当年笔者的拙著和同门的一本论述巴赫金的著作被送到出版社后，那位编辑竟然把我们两人的著作合为一本！一个相邻学科的人也想当然地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是一体的！在国际巴赫金研究界，将他们视为一体的观点至今仍不绝于耳。笔者信手拈来一个例子：巴赫金是个“后形式主义者”（постформалист），他“力求克服形式主义者们竭力想要把文学学带入贫乏干燥的解剖学范围以外的阐释学禁忌”[4]。

在本书中，作者把巴赫金放在其所隶属所主导下的巴赫金小组（学派）的学术视野下，对作为一个学派的巴赫金学说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梳理。在这方面，那3部最初冠着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名字出版的著作，和最初冠着卡纳耶夫名字发表的论文，迄今仍被国际巴赫金学研究界称为“有争议文本”，而且，以笔者之见，这是一个注定不可能有确定结果的势必永久持续下去的争论。笔者以为把精力和时间耗费在无谓的争论中那简直不啻于谋人钱财。笔者虽然拙劣，但也仍然不屑为之，不肯为之。笔者以为真正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把这些著作当作是“合作之著”，而这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这种解决办法首先符合巴赫金自己的对话主义。巴赫金自身的“理论自我”也当然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互补中逐渐完善和形成起来的。事实上，在俄国，在知识界在一种俄国特有的“聚议性”支配下知识分子以群体方式探索新知，从中世纪起就成为一种传统。18、19世纪都有一些著名的团体彪炳史册。而在“白银时代”这种由各类知识分子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和团体更是如雨后春笋。事实上，奥波亚兹、布拉格学派也都是这样的团体和学术群体。

但仅仅把巴赫金学派放在其小组内部加以探讨也是远远不够的。在我们的视野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始终是我们研究的焦点，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和调整这个焦点，从而得以把其始终放在中心关注的位置。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把巴赫金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放在整个俄国形式主义——洛特曼塔尔图学派——布拉格语言学学派——的大背景下从多方位的对话关系中，梳理它们各自的特点和理论建树的原因。而始自19世纪末的学院派文艺学三大流派、俄国形式主义的多元本体论文艺学，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包括巴赫金小组（前后有过3个）在内的文艺思想团体、捷克布拉格学派，发端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塔尔图的洛特曼符号学，发端于苏联20世纪70、80年代的爱泼斯坦的文化诗学，贯穿整个20世纪的苏俄，文艺学走过了一条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审美之路，见证了长达百年的风风雨雨。

当然，对于作为奥波亚兹批判者的巴赫金学派，我们也不能不予以重视。“巴赫金如果不对形式主义提出严厉批判，不在生活世界里设立一个创造性的维度的话，他是不会走进‘语言学转向’中去的。他提出了一种语言和主体性理论，为话语、风格学以及话语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的主体间性研究提供了基础。”[5]

此外，在巴赫金学派内部，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观点一致之处外，也还有些不和谐音，混杂其间，它们也需要梳理。

巴赫金预先提出了许多后来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中才开始涉及的对西方科学公理和理性主义的批判这类主题。巴赫金是决定着20世纪社会思潮之特点的“语言学转向”的前沿和潮头人物，较早地把交际和符号实践确定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主题。按照巴赫金的观点，“任何社会现象，都是通过在个人和团体之间进行中的对话关系建构而成的，这种对话关系含纳了多种多样的各种语言、话语和符号活动。”[6]巴赫金涉及人文学科的主题有：对话、狂欢、谈话、伦理学、日常生活等。巴赫金学派对心理学的最大启示是：心理过程是在与我们的社会实践交织在一起的语言中，在我们的语言活动中形成起来的。此其一。其二，由于语言活动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是一种对话，因此人类的思维同样也是一种对话，所以，语言或对话中隐隐包含着一种双主体性。

由此可见，在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学派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好像是在援引整整一系列被形式主义者们所确立的结构主义的模式，但他并非简单地重复这些模式而已。巴赫金知道所有这些模式都是同一化方法，借助于这种方法，文学可以走进文学现实生活以外的具体问题的情节，将其整合成为其所特有的统一体形式。”[7]

正如本书所展现的那样：奥波亚兹的历史遗产在经过了20世纪30、40年代的长期沉寂以后，在“解冻”时期，终于在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学派身上，结出了累累硕果。说洛特曼是奥波亚兹的学术传人我们有着充分的根据，而且洛特曼本人并不讳言这一点，反而以此为荣。“解冻”时期对苏联文艺学的一个历史成果，是重新发现了俄国形式主义学术遗产的价值，而洛特曼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以低估的。她的第二个学术成果，是从“地下室”里发掘了“沉默寡言”的哲学家思想家米·米·巴赫金。如本书所言，此后，巴赫金及其学派在西方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热潮，每次热潮都揭示出身为多面体的巴赫金现象的某个侧面。这样的形势在时间跨入21世纪以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以至巴赫金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成为一种“工业”。今天谁如果言不称巴赫金一定会被视为“老土”，但可怜的巴赫金及其同道者们的知音又在哪里？真所谓：“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巴赫金“产业”的兴盛发达，应当说连带着把奥波亚兹也给“炒热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从历史发展脉络的角度看，把巴赫金学派与奥波亚兹学派截然分开，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的“婚姻”尽管非出自自愿，但却是进过“教堂”的，所以，既然是上帝挽的“结”，就只有上帝才能解得开。

就这样，巴赫金热在西方（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巴赫金学领域里似乎始终比西方慢半拍）迅速走过了20世纪60、70、80、90年代，而进入21世纪！在此期间，巴赫金经历了“3次被发现”，其理论学说的各个侧面变得越来越清晰的同时，他的断片警句式的行文方式，他的几乎都未完成的著作残篇，都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疑问。正如理解一段文本必须将其放在特定语境下才可以获得真确的理解一样，巴赫金学派的学说如果脱离了其赖以产生、赖以发挥作用，赖以与其他流派进行对话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语境，也会像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样无从索解。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巴赫金而不能不接受这位大师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即对于解决问题而言，重要的不是抽象的理念（世界）及其价值，而是具体语境。后者才是辩证法的灵魂！巴赫金学派的第一哲学即伦理学可以说是在哲学史上，首次打破知行之间的壁垒，把知识和行为通过应分、责任和理解统一起来的实践哲学、伦理哲学和第一哲学。巴赫金的话语哲学同样具有伟大的革命性意义，它的意义首先在于首次锁定了“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在语言学史上历来不入大雅之堂的话语，从来就不被视为科学研究之对象的话语——首次冠冕堂皇地登堂入室，成为科学探讨的合法对象。话语理论在语言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联，使话语成为研究意识形态的基本材料和合法对象。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巴赫金学派所谓的“意识形态”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所区别——巴赫金在被捕后自认自己是“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根本原因恐怕也正在于此。但这和20世纪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趋向却颇为一致或相近，二者之间也有对话的基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加尔吉涅尔指出，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的和认知的歪曲或曲解，其原因一是因为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因为启蒙主义的非历史主义诉求。但对于巴赫金小组来说，意识形态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它更具有正面意义和生产性，对于个别人形成自我的能力给予极度尊重的东西。一旦涉足巴赫金学派研究你就会很快确信，巴赫金学派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似乎更接近常识，更具有亲和力。当然，也许因此而导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契合。

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一者不是凭空而来，二者有其发展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抵达对话主义的途中，巴赫金和他的小组成员们至少还跨越了3个台阶，那就是梅德韦杰夫的“社会学诗学”、沃洛希诺夫的“他人言语”，最后还有巴赫金自己的“复调”……

1959年艾亨鲍姆也已到了耄耋之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终生向往多元文化，可正当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来临之际，他却闭上了眼睛。

在俄苏文艺学史上，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的“解冻”思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于前“解冻”时期苏联文艺学的状况，不光当时僻处一隅的洛特曼啧有烦言，而且，就连复出以后的巴赫金也颇多不满。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略有缓解。此时，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地下时期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开始正式登场。它一露面就表现出一些与西方同类思潮不同的特点，而带有深刻的俄罗斯特性。

关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起源，俄罗斯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爱泼斯坦写道：

也是在苏联共产主义结束其生命的1991年，一种新产生的后苏联文学流派也很快在新“主义”的圣水盘里接受了洗礼。1991年春文学所举办了一次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几乎是在这次会后，这一“主义”当即便开始其风行全国的胜利征程：一切被打上这一流派烙印的作品全都被公认为必要和有益的，而其他的一切则当即被束之高阁。早在1992年年初，维亚切斯拉夫·库里岑便在《新世界》著文指出，后现代主义业已成为文学进程唯一生动的事实。尽管在俄国，共产主义的离去和后现代主义的到来似乎极其偶然地在同一个历史时点上吻合了，二者之间从一开始便凸显出“相异的相似性”，但在它们掌握社会意识的方式方法上，二者间还是有着一种继承性关联。[8]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者（以爱泼斯坦为例）也和洛特曼一样，同样把俄国形式主义的奥波亚兹，当作自己的合法鼻祖，尽管对于成长中的他们来说，曾在巴赫金风靡全球时期上大学的他们，所受的影响最大的，来自巴赫金学派。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同类思潮相比最大的突出特点，用爱泼斯坦的话说，在于对“后现代主义”中的“后”字，有不同的理解。按照爱泼斯坦的解读，“后”（post，пост）来自于古希腊语，原意为“面朝……”，因而，这里的意思原本不是在什么什么“后”之意，而是“面对……”之意。爱泼斯坦形容俄罗斯人在1991年突然发现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尴尬：摆在自己面前的，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或曰后现代主义文化，犹如嵌入时代的一个时间装置，它的任务就是为当前处于困惑中的文化提供解决问题的良方。

在这方面，巴赫金学派发现自己与后现代主义多所契合之处。事实上，巴赫金成名以来之所以在西方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与西方的思想能够在许多方面产生共鸣。

对英美马克思主义而言，巴赫金的影响发生较晚。托尼·本内特写道：“‘巴赫金学派’在20年代末的俄国以及阿尔都塞分子仍在持续进行的工作，其结果导致一个新的研究传统的诞生，它把马克思主义批评最终推到了一个非审美的地带。”[9]

罗伯特·杨指出，尽管巴赫金及其同道者们的著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译为英文，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却始终不曾对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产生影响。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1972）于巴赫金学派就只字未提。这位学者进而在《回到巴赫金》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形成了两个阵营：分别是以E.P.汤姆森为代表的牛津历史研讨会和刘易斯·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埃塞克斯文学社会学研究会。二者都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由“新左派”和反人文主义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人文科学。此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遭到了来自后结构主义的批判，而此时巴赫金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解放的可能性：“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效法巴赫金学派的榜样重新研究社会学诗学，该学派……在20年代中曾经首次对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从而为在理论和实践中为文学批评避免形式主义诗学和庸俗社会学的双重简化的文本策略铺平了道路。”[10]

在这里，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巴赫金小组成员当中，除巴赫金本人外，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都不止于对马克思主义仅只有些许好感而已，而是自称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本书也牵涉到这个核心问题。在署巴赫金本名的著作中，唯有关于“狂欢化”的专著和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词条，被国际学术界普遍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此同时，否认巴赫金本人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所在多有，大有人在。

罗伯特·杨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巴赫金那里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伪装，而这种语言策略是可以复制和为人所效法的。他举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例。詹姆逊就把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统一框架之下加以运用，用以解释阶级对立现象。而由于罗伯特·杨等人把巴赫金的著作严格限定在包括关于狂欢化在内的署名著作之内，所以，对话的规范形式实质上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形式，即两种对立话语采用统一普遍共享的代码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对话。[11]

除本内特和福加克斯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伊格尔顿、皮奇、怀特等人通常认为，巴赫金的贡献只以论述狂欢化的著作为限，但实际上狂欢化其实是对话主义普遍原则的又一个例证罢了。[12]

塞缪尔·M.韦伯指出，今天，无论语言学还是语用学、还是社会语言学，也无论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和奥斯汀和瑟尔的言语行为理论，都是在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小组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已，而且这部著作还为苏联符号学拉开了大幕，成为其先声。[13]也就是说，国际学术界对于署名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以及署名为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都有比较高的评价。有人甚至认为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语文问题的最好的著作。

雷蒙德·威廉姆斯、托尼·本内特等都承认巴赫金学派是葛兰西文化研究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因为该学派在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利之间建立起联系。他们都利用沃洛希诺夫把语言描述为阶级斗争的战场的观点，分析带有各种可能具有的“重音”意义和音色的符号。他们也利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杂语性、狂欢化和民众节庆等概念，研究符号的性质。英语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所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语言问题的学者，都对巴赫金学派的著作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特里·伊格尔顿、大卫·福加克斯、托尼·本内特、雷蒙德·威廉姆斯、阿龙·怀特、格拉汉姆·皮奇、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迈克尔·加德纳及其他人都把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当作研究语言、文学和文化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进入后现代语境以来，西方思想界的格局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我’只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这便是语言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早在1870年，法国诗人兰波就在一首诗中谈到，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在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说话的主体是他人而不是我。”[14]那么，这里还是有些“实体性的”东西可供人们依靠的，如“话语”、“自我”和“他人”……诸如此类。可以说这是世界进入现代主义统治时期的典型特征。

而后现代主义则表现出远比现代主义更为激进的立场，并且一反现代主义的结构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而以“解构一切”为号召。“‘解构’利刃之锋芒所到之处，传统哲学以声音为中心的声音与书写的对立，以灵魂为中心的灵与肉的对立，以存在为中心的存在与非存在的对立，以理性为中心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纷纷分崩瓦解，形而上学的等级制被推翻了，颠覆了。”[15]

但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与其在俄国的表现有很大不同和显著差异。以否定一切为特征的解构一切必然行不通，这也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在俄国文化史上，文化虚无主义历史上就一再有所表现，但终归还是会灰飞烟灭的。破坏诚然重要，但破坏并不等于一切。在俄国，尽管后现代主义也要表现现实的负面特征，但其所传达的是希望破灭后的失望，而非决绝的否定和决绝的排斥。

爱泼斯坦有一个观点尽人皆知，那就是：“尽管在西方人们是从70年代初开始谈论后现代主义的，而在俄罗斯，人们则是从90年代初开始谈论后现代主义的，俄国后现代主义和许多名义上来自西方的流派一样，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深刻的俄罗斯的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是后现代主义的故乡，这不过是因为现在我们才可以公开认可这一令人惊异的事实罢了。”[16]爱泼斯坦甚至认为俄国“后现代主义性”可以一直追溯到彼得大帝改革前的古罗斯社会。这应该说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假设，历史应该不会给假设以地位。历史中没有假定式，但历史却只有在假定式里才会具有意义。

奥波亚兹及巴赫金学派等都对俄国后现代主义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对于像爱泼斯坦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奥波亚兹对其的影响似乎情有可原，因为原本他们都属于文化的主脉络，都受到几乎是同样的外来影响，而巴赫金学派对其的影响，则显得多少比较复杂。其原因在于：一是巴赫金学派本身是错位的，它的产生和发生作用的语境是不同一的、是滞后的和后发性的；二是巴赫金思想本身的断简残编性，导致对其的解读歧异纷出。

但巴赫金及其学派的影响还是十分显著的。巴赫金思想的几个突出特征，如强调对话的永久未完结性，对话的普遍必然性，认识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等等，都与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解构”有呼应。巴赫金写道：“只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复调作家，才善于在各种见解和思想（不同时代的）的斗争中，感觉出终极问题上（长远时间里）的不可完成的对话。其他人则热衷于能够在一个时代的范围内解决问题。”[17]

再比如说在研究文化现象问题时，巴赫金强调边缘是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在一个民族（个人亦然）的身份认同问题上，边缘是一个借以将其与他者区别开来的重要特点。爱泼斯坦同样强调把文化与其主导传统区分开来的内在边界，这些边界把文化分成各种年龄和族群（团体）、宗教、经济、阶级、政党以及无数形形色色的世界观。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写得太长，就此打住。总之，从20世纪之交到21世纪之初，在俄国，发端于俄国形式主义的这场多元本体论文艺学运动，至今已经轰轰烈烈地走过百年历程了。而巴赫金和他所属的学派，就处于这个运动的核心，并且因此而受到可以理解的关注。

这就是本书所做研究所能得出的重大结论！

2011年3月10日星期四初稿

2011年5月31日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多列士大街寓所重读

2013年6月30日修改毕

2016年11月28日四校

2017年3月27日五校

[1] Ф.Энгельс：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Марксе и Энгельсе，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6，С.66.

[2] 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Doctrine，Fourth edition，The Hague，Paris，New York：Mouton Publisher，1980，p.25.

[3] В.Л.Махлин：Михаил Бахтин，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10，С.9.

[4] В.Л.Махлин：Михаил Бахтин，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10，С.83.

[5] Greg Marc Nielsen：The Norms of Answerability：Social Theory between Bakhtin and Haberma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pp.49-50.

[6] Michael Mayerfeld Bell，Michael Gardiner：Bakhtin and the Human Sciences：No Last Words，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1998，p.4.

[7] В.Л.Махлин：Михаил Бахтин，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10，С.87.

[8] М.Н.Эпштейн：Постмодерн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2005，C.67.

[9] Tony Bennett：Formalism and Marx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9，p.14.

[10] Robert Young：“Back to Bakhtin”，Cultural Critique，No.2 （Winter，1985-1986），p.71.

[11] Robert Young：“Back to Bakhtin”，Cultural Critique，No.2 （Winter，1985-1986），p.76.

[12] Robert Young：“Back to Bakhtin”，Cultural Critique，No.2 （Winter，1985-1986），p.76.

[13] V.N.Voloshinov，L.Matejka，I.R.Titunik，Samuel M.Weber，Chris Kubiak：“Reviews：The Intersection：Marxism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Reviewd Work（s）：Marxism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Diacritics，Vol.15，No.4，Winter 1985，p.94.

[14]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词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136页。

[15]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词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134页。

[16] В.Л.Махлин：Михаил Бахтин，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10，С.68.

[17] 〔苏〕 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白春仁、晓河、周启超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