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琳娜·克拉克与迈克尔·霍奎斯特指出：“符号拥有身体这一观点契合了巴赫金的本体论神学立场：圣灵拥有基督。上帝抛弃形相的事件再次体现在语言中，这一事件是上帝向人类呈现的方式。”[33]

L.朱莉安娜和M.克拉森斯在《作为对话的圣经神学：关于米哈伊尔·巴赫金与圣经神学的系列谈话》中指出：语言文学的对话本质是巴赫金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其关于真理以及关于生活的理论基础。对话模式不仅适用于文学，而且也适用于真理和生活。真理是神学命题，但却与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帝可以不靠人，但人离不了上帝。”[34]

“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生活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35]每个言语或话语都是对前此话语的应答或反应。“实际上任何表述，除了自己的对象之外，总是以某种形式回答（广义的理解）此前的他人表述。说者不是亚当，所以，他那言语的对象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与直接交谈者的意见（在谈论或争论某个日常事件时）或者与各种观点、世界观、流派、理论等（在文化交际领域里）交锋的思想是不存在的。”[36]“不同语言对话式地相互对应，并开始互为对方而生存（正像一个对话里的双方对语似的）。”[37]在同一本书中，巴赫金还对他把话语比作亚当的意义作了申说：“只有神话中的亚当……才真正做到了始终避免在对象身上同他人话语发生对话的呼应。”[38]

巴赫金曾经对生活立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描述，而他与宗教哲学的关系则非常酷似于他笔下的描述。巴赫金关于作者与主人公的思想，诚然来源于对话这一范畴。然而，古代关于上帝-艺术家和世界即上帝之作品的传统观念，也构成了其来源之一。这两种来源都在以弗·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俄国宗教哲学，尤其是索洛维约夫之“万物统一哲学”中相互交织。按照索洛维约夫等人的哲学，人也参与了完善“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世界的事业。人力就是为了补救天工的不足。但人和“上帝”是如何在“共同创造”中合作的呢？这就是对话。如巴赫金所认为的那样，文学形式是作者与主人公相互作用的形式。在创造活动中，作者和主人公这两个主体虽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存在价值层面，但却相互需要。一方面，形式需要非审美的内容，无之，则无形式可言；另一方面，生活问题不走出自己的界限也就不会产生审美形式。这也就是说，必须使伦理和审美的相关概念成为必要的前提。索洛维约夫把上帝与世界的关系比作艺术家与其作品的关系。或更确切地说，是比作艺术家与其创作中的理念的关系。

巴赫金显然从索洛维约夫等人的哲学中获得过启示。例如，在《生活的意义》中，特鲁别茨科依说道：上帝与人的关系是对话关系。“假如人与上帝隔着一道不容他们结合的深渊的话，那么宗教关系一般说是根本不可能建立的；而如果在与上帝结合的同时，人以此融化在上帝身上从而失去了自己的面目的话，这种结合同样也是不可能建立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再有两个相互对待者，因此也就没有关系本身了。”此外还有：“启示不是独白，而是对话，是上帝与人的生动的谈话，在这种对话中，带有神性思维的人的意识达到了最紧张最活跃的程度。”[39]

巴赫金无疑染有同时代人身上都难以避免的“宗教无意识”，它们往往会不经意间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例如，在讨论别雷的《尼古拉·卡塔耶夫》时，巴赫金却突然谈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往往写得像圣徒行传，“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见之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那些小男孩的描写。伊留沙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一个生命之缩微的形态上建构了一座教堂式的宏伟建筑。这里可见出那种把生命的每一脉动置于宇宙层面加以理解的尝试，即置于殉身受难之中。”[40]巴赫金对小说的这些篇章情有独钟应该说情有可原：许多文艺学家也都不约而同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篇章里，散发着一种浓郁的东正教“聚议性”的精神，和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里扎波罗什人的营地一样，成为对俄罗斯文化中聚议精神的形象化诠释。

加林·蒂哈诺夫（Galin Tihanov）指出：“在此，有关巴赫金的宗教生活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是不能被革命所接受的，这简直意味着逆历史真理而犯罪一样——犹如既同情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却又保持着宗教上的自由思想或坚定的基督教信仰一样。”20世纪20年代俄国知**的结构十分复杂，各种各样的宗教和社会乌托邦相互密切交织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1928年12月，巴赫金在其所提供的证词中这样写道：“具有宗教信仰”，“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这一对自我的界定不像是偶然为之的任性之举，也不像是一个策略步骤，它表明这位哲学家对新政权的忠诚（如若不然，巴赫金究竟有什么必要承认自己是信教者呢？），这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当他和瓦·尼·沃洛希诺夫和帕·尼·梅德韦杰夫接近后开始公开接受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一种反映。而且，更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的自我界定表明巴赫金真诚地承认当时的既成局势。他和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相信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不会对20世纪20年代早期对于世界观的容忍度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产生恶劣影响。被捕和被流放打碎了他的这一善良的幻想。

巴赫金在20世纪20年代初究竟是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法回答的，但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已经断定接受革命这是最明智也最合理的选择。[41]加林·蒂哈诺夫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的确，20世纪20年代初的巴赫金和与其同时代的奥波亚兹，和已经成为列夫派的未来派们等先锋派一样，不但接受了革命，而且还怀着满腔热情积极参与了革命后初年的文化建设热潮。俄国浪漫派“建设新生活”的理念在这个火红的年代里焕发出了革命的光辉。不但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而且就连安·别雷、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前象征派诗人，也都怀着满腔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来。他们甚至饿着肚子为了建设新的文化事业而奋力拼搏，充满了宗教信徒般的狂热。在这种近乎于狂热的精神氛围中，这种忘我牺牲的精神和热情难免不带有些许宗教的色彩。

卡特琳娜·克拉克与迈克尔·霍奎斯特认为应当把巴赫金的著作视作为一种“用密码编写的神学”。“无论巴赫金是否信教，但即使不把其全部著作都看作是一种封闭的神学，其作者也完全有可能信教。”[42]事实上，由于苏联早期对包括东正教在内的一切宗教采取坚决取缔的态度，历史上一直以信奉东正教为国家信仰的俄罗斯人，被迫使自己的信仰由地上转为地下，被迫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而同时在心灵深处保持其东正教信徒的虔诚之心。按照一些权威人士表述，苏联时期这类明里不信教，但暗地里笃信宗教的知识分子，所在多有，其中就包括阿克梅派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

巴赫金的情形即有类于此。爱泼斯坦也指出：“宗教无意识远非仅限于先锋派作家，它最强烈地决定着下述作家，如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甚至如米哈伊尔·巴赫金和阿列克谢·洛谢夫这样的理论家创作意识的结构，他们全都并未就宗教问题发表过言论，而且明显避免发表言论，但却按照‘被删除的’和‘被排挤掉的’宗教体验和启示的方式结构其艺术和思维世界。”爱泼斯坦继而写道：“例如，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显然无论如何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理念无关，虽然有一点显而易见，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многоголосие）与其基督教聚议性、同情和赎罪问题、普遍罪孽和责任问题的观点（‘相互担负’）有着内在关联。而巴赫金受启示于他那个时代尽人皆知的布伯[43]的著作同样也是众所周知的。后者把对话当作是人与上帝相互关系的最初方式，因为只有上帝是最初的和永恒的‘你’，人在他面前将自己定义为‘我’。我们可以推断巴赫金在其著作的苏联版里不可能公开宣布其思想的宗教语境。但其为数众多的晚年笔记及其与友人和学生们的谈话同样也未能提供任何有关巴赫金宗教信仰问题的直接证据。我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深刻地渗透20世纪文化的否定神学，而其精神只有在苏联无神论中，才找到了最野蛮的体现形式。”[44]

当然，巴赫金在继承俄国宗教哲学学术遗产的同时，对之也不乏扬弃。巴赫金坚持认为我们的自我无法了解自己，因为人类的心理注定只能从一个外在于个人心理的他者角度出发，才能认识自我的真相。移情似的角色换位非但不足以认识自我，反而可能会失去自我。加里尔·埃默森指出：“巴赫金在坚持这一点的同时，把自己的‘哲学人类学’与俄国东正教哲学家们（索洛维约夫、洛斯基、弗兰克、弗洛伦斯基）的教导——他们的学术还说不上是敌视个性人格，但却倾向于把终极的青睐给予集体社团或和谐社团，给予万物统一学说和聚议性——分隔开来。而对巴赫金来说则相反，他更加青睐于他者（другость）和异者（инакость），理想的综合总是在后来的分离和强烈的差异中被预告的。”[45]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假如基督在真理之外，而真理也的确在基督之外，则我宁愿跟从基督，而非真理。

巴赫金如何展开这种对位式的对立呢？我想他肯定会以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基督可能会显得“更真实”，这大概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浪费如许多的力量好去理解基督，得到过如许多的各种各样的“答案”在其内心，他不得不一再回到同样一些他喜爱的寓言如此深刻地衡量它们的价值，以至于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或被想象或基督以自身为例加以“证实”的，对他来说已经并不重要了。因为对于人类生存来说最终的问题以及使我们的生活产生价值的问题，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我们向谁去求助，以及第二，需要多长时间。例如，我大概不会问“我究竟是谁”这样的问题，——这实质上是一个不要求有回答的悖论——而是会问“我要成为一个人物得需要多少时间”？你选择怎样一个他者来和你一起度过这段时间并且采用一种什么态度对待这个世界？老实说，这本身就是个严肃的问题，也是真理的实质所在。

由此可见，巴赫金是在以自己特有的完全是对话式的方式来对待真理和宗教信仰问题的。可以确信，在地下俄国东正教会的活动中，他是一个积极的信徒。20世纪20年代他曾在讲座中讲授康德和宗教，他的思想从来就不是无神论的。但如果我们把他的全集当作一个整体的话，则巴赫金似乎在说：我所需要的是在精神上活下来，而其他所有人所需要的，却是上帝的信仰是未必需要的。……“不是上帝，而是任何一个人的邻居”，这才是他强调的重点：“在两者（指对话——加切夫）都以我的名义聚集起来时，我就在你身上”：爱你的邻人，你就会认出上帝……在巴赫金对聚议性的理解中，每个人都不是往上看，往天上看，也不是往前看，或往祭司身上或诵经台上看，而是会相互瞩望，认出上帝的神性放弃……[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