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巴赫金在其理论著作中没有明确地就信仰问题发表看法，而且似乎还有意回避此类问题，但巴赫金与俄国宗教哲学的历史渊源和深刻关联却是毋庸置疑的。巴赫金刻意回避宗教问题与自身的牵扯，其原因自是不言自明：20世纪20年代早期苏联政府大规模取缔宗教、消灭宗教、拆毁教堂等运动，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对巴赫金生存策略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巴赫金当年在列宁格勒期间，便以“隐士”闻名于他那个小圈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早年巴赫金在十月革命前曾积极参与带有宗教哲学色彩的各类学会组织的活动，但在1928年被捕之际，却也不得不因有染于宗教问题之嫌而受难。所以，鲍恰罗夫在《关于一次谈话和有关这次谈话的若干问题》解释了巴赫金何以会在其著述中对宗教问题有意回避和保持沉默的原因，在于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开始担心会由于宗教问题而受到迫害。[24]
当前国际学术界在追溯巴赫金学术思想的源流时，与西方思想家的比较往往做得很多也很详尽，但对巴赫金所接受的俄罗斯思想传统，似乎更应该予以优先关注才是。这里的问题在于：虽然巴赫金可能也比其他人更有条件接受西方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位出身于俄国、生长在俄国的思想家，俄国文化才是其思想的母体和土壤，这个主从关系是不容颠倒的。巴赫金与俄国宗教哲学思想的最基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认为精神和意识是社会以及整个存在的发展的动力因，但他的知性著作却是建立在内在的宗教体验和启示之上的。如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原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理念毫无关系。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复调小说理论从内在方面来说与作家对于“聚议性”（communality，соборность，一种相互同情、共同负担，集体负罪负责的精神）的理解有关。
“聚议性”是俄罗斯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其首倡者是俄国斯拉夫派奠基人霍米亚科夫。“聚议性”（соборность）原本是一个宗教术语，俄语中动词“собрать（ся）”（采集、聚集）、名词“собор”（聚集起来）和“соборня”（小教堂）中，都有“брать”（拿、取）这个词根。也许霍米亚科夫独创的“聚议性”（соборность）这个词，是受到了表示信徒聚会集会的“小教堂”（соборня）的影响。“聚议性”是俄国哲学中特有的一个概念，它表示对“统一、神圣和普世”的东正教会的一种理解。聚议性指“东正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是基督徒的统一体，但不是简单的集合体，而是生命的有机的躯体。在教会这个‘有机躯体’里，耶稣为头，而热爱上帝真理，沿着耶稣指引的道路追寻天国的众信徒为躯干。头和躯干的和谐运动，共同成长，一起构成有机的、血脉相连的信仰的‘生命共同体’。教会之外没有生命，教会这一精神‘生命共同体’不泯灭信徒个性，相反会使得每个人充分享受爱的喜乐与自由，个体生命因上帝的祝福和期盼变得更加丰盛。”[25]这个概念又常常被他称之为村社主义原则。
此外，巴赫金还曾借用了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思想，即把对话当作人和“上帝”之间最初的交往方式，因为只有“上帝”是最初和最本真的“你”（Thou），而只有在面对“上帝”时人才可以把自己命名为“我”（I）。而鉴于当时苏联的政治状况，我们可以设想和推断巴赫金不敢于公开在苏联出版物上宣称其理念的潜台词是宗教这一真相。[26]而且，巴赫金“和俄国存在主义的关系似乎更密切；如果说在《论行为哲学》这篇论文中对‘普遍真理’的激烈否定中我们有时简直可以听得出列夫·舍斯托夫的语调的话，那么，别尔嘉耶夫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我与客体世界》中的某些段落则似乎出自巴赫金的手笔。然而，巴赫金却并非什么宗教思想家，而且又把自己的哲学命运与康德最新的思想路线联系在一起，所以，巴赫金在世纪之初的俄国哲学界，占据着一个十分特殊和独一无二的地位”[27]。
玛丽亚·卢基年科在其论文（《巴赫金与俄国正教：一座装满镜子的宫殿》）中，试图把巴赫金置于其著作的理论语境下从而揭示其“镜像”之一：“揭示俄国正教对巴赫金观点影响的复杂性”，因为这对于全面理解其著作具有非凡的意义。“一般说在20世纪初俄国正教对俄国文化和知识分子思想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巴赫金肯定也曾受到过此种影响。”这位西方的研究者认为巴赫金所受知性影响问题之所以如此令她痴迷，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首先，我有这样一个坚定信念，即巴赫金那种直觉式的修辞技巧及其思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宗教观点。其次，在我看来，西方修辞学研究常常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这一影响证实神学在巴赫金观点中的存在乃是一种俄国文化而非纯粹的宗教现象。”[28]
1995年，埃默森（Caryl Emeron）首次尝试把巴赫金置于世纪初俄国宗教哲学家群中予以定位。他的结论是：巴赫金既非索洛维约夫那样的神秘论者，也非舍斯托夫那样的存在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更非托尔斯泰那样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巴赫金代表着人们对宗教思想家和受神学影响的美学家的集体镜像。埃默森指出：“与20世纪初大多数杰出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样，宗教观点使巴赫金成为一个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他得以把其神学架构融入到其修辞学、美学和话语哲学中来。”巴赫金本人也曾在一处地方讲到：生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人不可能不信奉东正教：“一个人出生在俄国就不可能不是一个东正教徒……这里有一种必然性……如其不然，说一个人生在东正教国家里却不是一个东正教徒，这反倒显得十分反常了。”[29]俄国东正教可以塑造俄国人的世界观，但却并非必然要求人们遵守其并不严厉的教规、履行其仪式这一点，早已成为俄国宗教文化和宗教哲学的一个特点。“白银时代”那些思想家们身上，大多可以看到这一特点。而巴赫金就是一个重视东正教世界观而轻视其教会体制一面的思想家之一，但他却不属于任何一种宗教思想家。鲍恰罗夫则认为巴赫金与俄国宗教哲学的密切关系决定着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独特性，同时强调巴赫金思想的宗教来源。巴赫金著作中的描写语言及其美学到处渗透着神学概念。其美学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如作者对主人公）所实施的“美学拯救”（aesthetic salvation）。鲍恰罗夫认为：“巴赫金的美学虽然还不是一种宗教哲学，但却来源于宗教哲学，并采用神学术语进行运作。这是一种处于宗教哲学边缘但却并未跨越这一边缘的美学。而这种关联之所以可能则得益于俄国东正教是一种边缘可以渗透的宗教，因而它允许俄国文化和哲学对其的渗透。”卡特琳娜·克拉克与迈克尔·霍奎斯特首次指出：巴赫金、蓬皮扬斯基和卡尔萨文都曾是（彼得格勒）圣索非亚协会的成员。[30]
按照卡特琳娜·克拉克与迈克尔·霍奎斯特的说法，巴赫金在大学时代和与其同时的形式主义者及其他艺术或政治团体关系疏远，但却与激进的神学组织关系密切。1916年，由于安东·卡尔塔舍夫的推荐，巴赫金进入了彼得堡宗教-哲学协会（1907～1917），成为该组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巴赫金与之关系密切的是宗教-哲学协会的一个叫作“复活”（Воскресение）的组织。该组织在当时拥有极大影响力，持续存在时间也最长，从1917年到1929年。该组织由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梅耶尔（1875～1933）领导。梅耶尔年轻时代曾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先是宗教-哲学协会的积极参加者，后来又成为自由哲学协会的成员。利哈乔夫称他是一个“个性十分伟大的人”，在青年人中具有很大吸引力，善于引导人们走向宗教和“上帝”。而此时的巴赫金也是受他影响的年轻人之一。巴赫金小组的许多成员，也是受到他吸引的人，如蓬皮扬斯基、尤金娜。梅耶尔小组起先每逢周二聚会。小组的口号是“基督与自由”。后来从中又分离出一个核心小组，并改为每周日聚会。1918年4月，小组出版了后来成为唯一一份的杂志《自由之声》。该杂志的宗旨是“用精神的真理拯救社会主义真理，用社会主义真理拯救世界”。与自由哲学协会不同，梅耶尔小组并未拥有广大听众，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组”。该小组不具有反新政权性质，而寄希望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小组内部实行一种“家庭教会”礼仪：有自己的宗教节日、礼仪、祈祷词、圣餐礼、握手礼。小组经常讨论的话题来自于上次例会，往往是“按照基督教精神探讨当代事件”。“小组真的洋溢着一种聚议**往的精神”，“实现了一种对话式的精神氛围”。这也可以说是实现了该小组领袖梅耶尔“交往哲学”的理念。成员相互之间有一种“充满爱意的聚议性关系：我-你，我-他”在“完整统一”的基础上是一体的（你身上的我，我身上的你，我和你是一体，我就是你）。这样一种“多”与“一”、“多寓于一”、“一寓于多”的关系有助于人们虔诚面向上帝。
梅耶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最后写定其“交往哲学”以前，就已在小组的聚会上口头传播了他的思想：独立自足的、价值自足的、作为最高价值的个性之“我”会在最高的神性之“我”中找到其支柱，并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要求和其他价值自足的“我”一起参与世上的创造活动，而这也就是梅耶尔关于牺牲弥赛亚的观念，而人类的精神文化就是从此中酝酿而生的。“恐怕除了梅耶尔没有人堪称一位深刻的交往哲学家和诗人”。生命的共性，如“共同的爱”、“存在的最高形式”会把一切独立自闭特殊自足排除掉，而使人走向植根于上帝和超我（Сверх-Я）的有机统一。人类只有克服自身的低级存在法则才会走向完美的存在和最高的存在。梅耶尔是20世纪俄国思想的源头和鼻祖之一，也是对话和对话意识、“我”和“你”在“上帝”的基础上结为一体理念的首倡者。作为交往哲学的第一位传播者，他即使是在服苦役和流放中也不忘“提着灯笼”去寻找人。
“复活”不幸被当局解读为是“想要复活旧制度”的反苏组织，因而使100人受到牵连。多数人被判5～10年苦役。列宁格勒独立知识分子受到了官方的惩罚：1928年12月24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被捕，罪名是“从事反革命活动”和“参加反苏组织‘复活’”，并在该组织中做过“反苏性质的报告”。晚年巴赫金曾在与杜瓦金的谈话中说梅耶尔是个“优秀的人物”，“很优秀”、“非常善良”、“非常正直”。虽然巴赫金在政治观点上与梅耶尔有所不同，但他的对话主义理论无疑与其有着广泛的契合和一致之处。[31]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Alexandar Mihailovic）指出：“巴赫金与如索洛维约夫和梅耶尔这样的宗教哲学家之间的相似性和契合点在此显露无遗，这使我们认识到巴赫金的基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隐喻或许至少是通过后者的渠道引入进来的，而且还涂抹了一层非常态神学的油漆，做出好像是专门从教会神父那眼井里取来的样子。”写作过论述俄罗斯东正教语言哲学思想的娜塔丽娅·普拉特也指出：沃洛希诺夫对待语言社会学维度的观点与巴·亚·弗洛伦斯基、谢尔盖·布尔加科夫以及亚·费·洛谢夫的语词本体论思想非常之相似。[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