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重要的体会是体力劳动必须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种水稻不光是卖力气，从选种、插秧、灌水、排水、蓄水，到施肥、除杂草、防虫、除虫、收割都有一套科学的道理。种水稻需要的是不怕艰苦的精神，天气预报有大暴雨，甚至要来特大暴雨，我这个负责管水的，就不能待在屋里，而是要扛着铁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冒着倾盆大雨，对打到身上发疼的大雨点毫不在意，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忙于泥泞的大面积的稻田的田埂上，去挖排水沟，让大雨不至于泡坏了长得还不够高的稻禾，等到雨停太阳出，还得赶快把田埂上的出水口堵上，以免稻田中的水在大雨后反而流得精光。我一面干活，一面看关于水稻生长，水稻分蘖、管理等有关知识的参考书。说实在的，我没有觉得辛苦，反而觉得有兴趣。那烈日，那雷电，那暴雨，那虫咬，那蚊叮，是让人不舒服的，但通过这些让人不舒服的东西，我走出了小书房，接近了大自然，心里感到非常舒畅，觉得自己是大自然之子，我个人虽然渺小，但是我是这伟大存在的一部分，这是值得自豪的事。这些实在的体会，如果没有鲤鱼洲，我到哪里去寻找呢？

我在鲤鱼洲，听到关于欧阳小华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到残酷殴打和非人待遇的消息（那时她还患着重病），我感到愤怒。“**”后，我与她多次见面，她本人从未向我透露过“**”中的受罪经历。后来我看到她送我的由她作主编的大本画传《百年阳翰笙》（作者按：此书对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党领导的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和成就，具有巨大的历史文献价值，全书收入许多珍贵图片，小华为此书的出版费尽心血）。才知道她有个妹妹叫欧阳超华，“**”中因为骂江青而冤死在狱中。但她既然自己不对我说，我出于对她的尊重，也从不去问她关于她不幸遭遇的半个字。

她患有硬皮病，这个病在我看来，与她的劳累和长期的精神压抑不是没有关系的。疾病使她面容和体态与过去相比，判若两人，但她变化了的外形下藏着的，依然是与过去一样美丽诚挚的灵魂。我当然严格遵守正派的做人方式，再也不去与她重温旧情，但仍与她保持纯洁无瑕的交往。重逢后多年，彼此相聚多次。我80岁生日她夫妇俩特意拿着大把玫瑰来看我。但是，天哪！她在2010年七月因病（肺泡纤维化）离开了人世。在她患病期间，为了不打搅她，每次我都通过她的老金转达我的问候。临终前数日，她从老金手中要过电话筒，直接在电话里与我说话。她用微弱的声音费力地对我说：“严宝瑜，我不行了。”我听了感到脑袋里一阵眩晕，不知如何安慰她是好。那时我真想插翅去看她最后一眼。没过两天，老同学王震亚打电话告诉我小华已西去了。那时我也正病着，我的双腿不听我使唤，两个女儿不准我去探望，我只好让她们两人代我带花去向她家人吊唁。小华丈夫老金约我到她家中设的灵堂致哀，并向我详细述说了小华临终前健康恶化过程和医院抢救的情况，听了心里实在难受。八月六日在八宝山举行她的遗体告别，我坚持要去，我坐着轮椅，去八宝山与小华见了最后的一面，我拖着病腿走近她的遗体，我对着她清秀依然的面庞和瘦小的身体流泪鞠躬，禁不住大声喊着她的名字向她致意告别。此时我耳中出现了幻听，那是她在我80岁生日的留言册上，写下的字句：“宝瑜，宝瑜，纯洁如玉！”我领受到她的真情，感到骄傲和幸福。但当时，我立刻从幻听中回到了现实，我想向她表示，我配不上她对我这样的赞美，但是她已离开了人间，她已听不到了。怎么办呢？我只能把她对我写的话，当作一种鼓励、一种鞭策吧！我知道自己也已来日无多，那就把她的话，身体力行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以证实她对我的判断和评价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实话实说吧！

我对生活抱着诚实的态度，决不能为了任何原因而去掩盖真实的历史，故在此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决不能以沉默来抹掉与欧阳小华这份真诚纯洁的友谊。再说，它也是一段与音乐有关的经历啊！辩证唯物主义是我指导自己人生的根本思想，我当然不会以怀旧来代替对现实的正视，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也是客观现实啊！我写下这些，并非是在做自作多情的表白，而是对客观真实的述说！最后我禁不住用贝多芬的母语写一句话：Lass’vorbei，was war！Sie stellt sich mit Beethoven bei mir immer dar（让过去的一切都成为过去吧！但她和她的贝多芬永远和我在一起）。

我们在国立音乐院时，第一任院长杨仲子是个有深厚人文修养的音乐专家，他是蔡元培的挚友和肖友梅的德国留学时代的同学，他是个钢琴教育家，深谙西方音乐，同时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他曾公开声讨那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明令取消音乐课程和音乐学校的所作所为。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认为音乐是有伤风化的东西，不应该拿到学校里来教。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建立的附设音乐传习所被停办了。杨仲子是当时受音乐界老一辈人敬重的有威望的音乐专家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国立音乐院第一任院长，对国立音乐院参加抗日救亡组织的学生采取爱护和鼓励的态度，这引起了CC头子陈立夫对他的不满，被陈立夫以他调的方式变相撤职，国立音乐院被不懂音乐的CC头子陈立夫亲自挂帅“统治”，以法西斯的方式管理学校。后来他又任命一位对他唯命是从，并有音乐家身份的吴伯超来当院长，被学生称为“豆沙”（称他为“豆沙”不仅是因为他嗓子沙哑，而且他总是用声嘶力竭、带着威吓的口吻训斥学生）。这位“豆沙”院长实际上是陈立夫在校的代言人，他在学校实行封建式的法西斯统治，明令禁止男女同学走在一起，即使是亲兄妹（魏启贤，魏雅贤），走在一起上街也要被记过，这是我曾亲眼所见亲身领教过的。他到了南京镇压学运，动辄开除一批参加学运的学生。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他赶快坐着国民党的船逃跑，可惜在半路上翻船淹死了。我说“可惜”，是因为他是一位有水平的音乐专家，遗憾的是，没有事先向他做好说服和交底的工作，告诉他留在南京，他不再需要做许多“棘手”的工作，在教授们的反对声中，开除这个，开除那个，而是留下来做好他的正事，专心传授学生如何指挥好一个乐队的学问和心得。新中国成立后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没有忘记把这位音乐家列入词条，介绍了他在音乐上的成就和贡献，并未提他在担任国立音乐院院长期间的政治劣迹，所以对他的评价是比较宽厚的。

那时我对音乐的爱好，使我无视当时所处的危险的政治环境，说话做事比较随便。学院里三青团、军统中统特务对进步同学负有监视的任务，我们当然是非常痛恨和警惕的。我们入学的1953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有名的讲话。这讲话在重庆的《群众》杂志上得到转载。我从离青木关不远的北碚江苏医学院的中学同学那里，得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抄件。我记得这份抄件在屠咸若、谢功成等一批政治可靠的同学中被秘密传看；这种秘密传看进步刊物的活动，如被发现不仅有坐牢的危险，甚至有失踪（杀头）的可能。谁是特务，谁是三青团，没有写在脸上。有一个我在青木关认得的女同学，她在学校里表现得很进步，可惊的是我到了北平，发现她竟然在北京饭店出出进进，非常忙碌。如果没有特殊的身份，哪能在那里自由进出。到这里，我不禁要用此话结束我的叙述：音乐啊，音乐！与你做伴的人，不都是神圣和纯洁的。我非常欣赏尼采说的一句话：“不许坏人赞美莫扎特！”

我离开了青木关后，以郭乃安为首的同学们成立了“山歌社”，开展推广民歌、向民歌学习的运动，我估计是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而发动起来的。郭乃安比我高一班，但“山歌社”的社员中很多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同学们不遗弃我这个离开了队伍的人，把我吸收为“山歌社”社员。我在昆明经常不断地收到从青木关寄来的“山歌社通讯”以及他们创作的合唱和改编的民歌。“通讯”使我了解这个民歌运动在青木关开展的情况，寄来的乐谱则成了我参加的西南联大“高声唱歌咏队”宝贵的练唱材料。

当时国立音乐院的同学们纷纷提起笔来改编民歌，谱写民歌合唱，开展对我国各地各族民歌的调式以及和声规律的研究。他们发起的提倡民歌的运动在音乐院造成了很大声势，打破了学院的保守气氛，为音乐创作、表演艺术和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我认为这件事是对自肖友梅先生办学以来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长期停滞局面的一个突破。它在我国音乐教育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这个民歌运动不仅同学们踊跃参加，而且受到老师们的大力支持。江定仙先生是青木关音乐学院民歌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带头参加者。在他1992年送给我的《江定仙作品集》中，有12首民歌改编曲就是他为响应“山歌社”发起的民歌运动而作的。他在为自己的作品集写的《自述》中带着自豪的口吻提到他改编自《跑马溜溜的山上》的康定民歌改编曲受到听众普遍的欢迎。

当我的同学在青木关组织“山歌社”、发动民歌运动时，我却在“另一间房”中搞我的德国文学。这一直叫我感到寂寞孤单。但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一步一步走进另一间房中去，这是与国民党统治下的那个不美好的世界，以及所处的时代有关。

我离开青木关是因为接二连三地受到学校处分，例如因避雷雨带头搬离漏雨的茅草屋宿舍，坚持在新建的作为自修室的瓦房里睡觉，违拗了一个姓孟的军训教官的命令，记大过一次；又如两次为了练琴而受到处分，一次是无视吴伯超院长的禁令，深夜在从香港新买来的钢琴上练琴，记大过一次，另一次清晨“打游击”练琴，不到起床时间就在山坡上敲响钢琴，致使教务主任李抱忱先生为此穿着睡衣，在天色未明时刻出现在琴房把我训斥了一顿，本要再记大过一次，但念我已受两次大过处分，再记一次大过就要开除，故暂记小过两个以观后效，作为处罚我被取消每周6小时的练琴资格。

我对记过没有意见，但对取消我应有的练琴资格的处分实在难以接受。我向当时的教务主任李抱忱抗争说：我入校是为学音乐来的，用不准我练琴来处罚，这是哪家的道理？我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得到众人的同情，有一位女同学知道我因无钢琴可弹而跟有名的章彦先生改学小提琴，就把她自己一把非常宝贵的小提琴借给我用。这样我就跟章先生学了一个多月的小提琴，这位老师对初学者非常严格，手、琴、弓的位置要绝对准确，达不到要求只能继续拉空弦，拉空弦烦人，要我弦上绑一条手巾，在手巾上不出声地拉。空弦拉了一个月，终于允许我拉简单的旋律了，我记得这个旋律便是马丁·路德的圣咏《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

我在莱比锡大学学文艺复兴及德国宗教改革时期这段文学史时，才读到了圣咏的原文，才知道它的历史背景和它当时的政治分量。我读原文时，很容易地配上章先生教我拉琴时学的那段旋律唱。莱比锡是听巴赫和门德尔松音乐的近水楼台；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托马斯教堂男童合唱团演唱巴赫康塔塔《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雄伟的合唱，我在格万特豪斯音乐厅又听到了门德尔松标题为《宗教改革》的D小调第五交响曲—末乐章以长笛奏出那段圣咏开始、以乐队tutti奏完那段圣咏为结束的幻想曲。听到这两个乐曲我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当我听到巴赫雄伟的合唱和门德尔松交响曲复杂的织体时，我同时听到了章彦先生教我在小提琴上拉的那段简单而又难忘的练习曲曲调。当然，那勾起了我对那段青木关学习生活的追念。

没想到当我在章彦先生指导下开始拉第二个简单的曲调时，发生了一个“悲剧”：由于调弦用力过度，一根E弦断了。顿时我不知如何是好，别人的东西，损坏了当然要赔，没有钱我可以找朋友帮助凑，但这种贵重的东西战时哪里有卖的呢？至少在青木关是买不到的。到重庆去买？有吗？我告诉了物主发生的不幸，那位好心借琴的女同学听着呜呜地哭起鼻子来了。

在发生了这件事后，我感到在学校不能久留了。我被取消练琴资格后，就已怀疑我留在此地学习还有什么意义。那位女同学借我提琴留住了我。现在发生了断弦的事，钢琴已不让弹了，提琴又无法拉了，只能坐着听讲和看书，这算得什么学音乐呢？另外，我受到学校那么多的处分，学籍岌岌可危，只要学校哪一位“主任”抓我一个岔子，再记我一个过，我将被开除。

正在此时，学校贴出了一个布告：昆明“美军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来校招收学员，学员经过短期培训，将被派往滇西当驻国军部队美军联络官的译员。我的钢琴老师戴世佺先生告诉我，来校招生的是她的哥哥，他是西南联大的统计学教授，兼昆明译训班副主任的戴世光先生。我经过与同学好友商量，大家都认为休学当一个时期译员，将来再回来复学，是一个稳妥的出路。我决定报考；我的英文在中学下过功夫，很容易通过了。于是我在1943年11月底，告别了同学，依依不舍离开了青木关和包括欧阳小华在内的同学们，乘坐美国军用飞机到了昆明。经过一个月培训，我被分配到云南祥云国民党军队54军第14师当美军翻译。我在那里当了半年“翻译官”，军阶为中尉。因我不怕劳累，工作主动，受到表扬。

滇西一带无论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喜欢唱歌，悠扬的歌声随处可闻。我与驻地的老百姓关系很好。他们信得过我，不因我穿了军装而且和美国兵住在一起就对我怀有戒心。我没有忘记临行时小华叮嘱我在云南注意收集民歌的话。在我的请求之下，他们愿意为我用当地的方言唱他们爱唱的歌。我把听到的他们的歌唱，在我随身带的小本上记下。我记得，记下的这种民歌有不下20首。我把其中记下的几首寄给了小华和教我音乐史的老师张洪岛先生。

那时，我一方面努力做好分配给我的口译工作，一方面在工作和生活中对美国军人傲慢无礼，盛气凌人，看不起中国人的行为十分不满。与我合作的五个美国军官口出下流语言，侮辱那时就闻名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当今的国歌—损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他们说中国没有好音乐，要学音乐只有到美国去。我与他们发生激烈争吵，我说你们既然认为中国没有好音乐，那么你们的罗伯逊为什么还要唱我们的中国歌，他们还故意讥笑我视音乐是神圣的，认为音乐并不神圣，音乐的声音是围着“Dollars”转的，后来我才明白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音乐有分几等几样的，也有不神圣的下流的音乐，接着，四个美国大兵故意要激怒我，齐声唱了一个音乐围着金钱转的美国流行歌曲，我听了真是肺都气炸了，我拍桌大怒，我说你们侮辱我，我不愿意再和你们待在一起工作了，你们是一帮没有文化修养的人。他们哈哈大笑，说：你回去吧！到你的重庆去学你神圣的音乐吧！我一气之下，不告而别，半夜里摸黑离开了他们，准备返回青木关。至今我还记得，我出走时只带了小布包一个，内装三样东西：普劳特和声学教科书一册，《德文一月通》一本，口琴一支。我当时准备翻山越岭，一路吹口琴行乞，走回青木关去。现在想来这种想法显然是荒谬可笑的，因为滇西与重庆青木关相隔千山万水，一路崇山峻岭，沿途猛兽出没，土匪如毛，如只身行走，没有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保驾，恐怕比上西天还难。幸亏我记起了在附近云南驿飞机场工作的一位姓舒的杭州人，他是我在译训班的同学。我找到了他，他同情我的处境，设法让我冒名顶替，乘了每天来往于祥云昆明之间的小飞机一下回到了昆明。下机后我直奔西南联大，那里有我许多中学时代的同学。我就躲进了他们的宿舍。同学好友设法通过熟人找主管美军译员的上司少将为我说情。这位将军对我开小差的严重破坏军纪的行为加以当面训斥，但他念我年纪尚小，不懂军队纪律，免于处分，最后让我留在昆明的云南省政府参事室，继续当译员，做的是笔译工作。

该年夏天，昆明西南联大招生，我被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们说服，参加入学考试，考上了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成了联大学生，这样就名正言顺地住在学校宿舍，在食堂加伙吃饭，上图书馆借书了。但我一直怀着有朝一日再回青木关复学学音乐的希望，想象暂在联大栖身。我心中记着小华临别时对我不要忘记回青木关的叮嘱，等着有机会回校的一天。

但万万没有想到，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入了西南联大，那里有许多学术大师，他们的课使我视界开阔，思想解放，开始深思。我既然在联大上课，就必须看教师指定的大部分属英国文学作品的必读参考书，下课后忙着整理笔记，背诵自己喜欢的雪莱的《西风歌》、培根的散文等，有时受到了感动，脑中会出现旋律，赶快把它们记在口袋里随时带的小本子上，想有朝一日加工成一个交响诗啊什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文学，越来越有兴趣，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我受曾在中学参加进步读书会的同学影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青年组织，开始时只会帮着抄写、排版和张贴，后来在学长的鼓励下，自己也写起文章来了。我写文批评学校生活和教学里的不合理现象，还曾写文章批评西南联大校歌，说它带有士大夫气息，后来我发现我的批评错了，联大校歌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校歌。

我团结爱好唱歌的同学组织歌咏队，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利用假期到云南地方军队里“劳军”的活动，向云南部队传播进步思想。1945年蒋介石撕毁与毛主席订立的和平协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内战，不久爆发了昆明学生“一二·一”反内战运动，这个运动是在西南联大开始的，五位教授在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草坪上向6000名听众演讲，呼吁不要打内战，遭到墙外国民党军警特务密集发射的如飞蝗般的子弹的袭击。第二天我们罢课了，我带着我们的“高声唱歌咏队”上街向昆明市民揭示真相，宣传反内战的主张。宣传队在街上遭到特务军警的毒打和围攻，但受到昆明市民的保护。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军警冲到西南联大新校舍行凶，用暴力冲击大门，我和同学们守着被攻击的校门。我目睹同学们在国民党军警的手榴弹和刺刀下倒地，流血牺牲，我们彻夜守卫牺牲同学的遗体以防特务来劫尸灭迹。守在已被炸死的同学的身边，看着他们血迹斑斑的脸庞和流出来的白色的脑浆。这些就摆在我眼前、过去从没有见过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使我确信国民党反动派是人民的死敌，我们对他们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只有斗争到底，直到把他们打倒消灭。我经历了这一切，在运动中身不由己无所畏惧冲杀在前，同时也在斗争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责任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已不忍心离开共同战斗的联大的同学们了。这样，我复员的方向不是青木关了，而是那时叫北平的北京了。至于在学业上，我学习了外国文学，听了两年的课，读了两年的英国文学和一年的德语，对它产生了兴趣。而且木已成舟，这样我就甘愿待在“待在一间房”—外国文学—里不出去了。

1948年暑假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导师杨业治教授要我留下当他的助教，但我想回到原来的房间里去，到解放区进文工团搞我的音乐去。无奈地下党组织不同意，对我说，快解放了，学校工作要人，你就留在清华当助教吧！我是党员，当然只能听组织的安排。北京城解放以后，在昆明认识的赵沨同志到北京来了。他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当时他在中央音乐院能说得上话，我同他重见后，他问我回不回音乐院？他说我如想回去，他有办法。我说青木关的学生证还没有丢呐！心中所以一动，是因为小华临别时要我不要忘了回去的话我没有忘记，更根本的是，我对音乐的爱好并未因时过境迁而消减。但那时我已是一个党员，党组织和学校都要我继续在校工作，回去与小华再见的念头，那时已觉得荒谬了。我那时想来一个歌德式的放弃吧！死了搞音乐这条心吧！留在清华大学，做好一个念过入党誓言的党员，做人，工作，教书，都要起模范作用，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看到一些我在西南联大和清华的同学，他们本来是学理工科的，原来都不是搞音乐的，现在倒都成了搞音乐的人了。他们的音乐归宿，印证了列宁的那句“走错房间”的话，他们走到从前未曾预料的音乐这间房里去了，使我非常羡慕。

但当我带着遗憾讲到我生命中这一场误会时，有一个事实却不能不说：从我在西南联大参加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运动起，一直到复员回到北平直到1948年大学毕业，我一直没有停止过组织和参加群众性的歌咏运动。这个歌咏运动是与新中国成立前反对国民党统治配合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一直在担任合唱队的指挥和负责教唱革命歌曲，这就是说，我虽中断了在音乐院的学习，但没有脱离过广义上的音乐实践。我在青木关和同学们跟江先生学了一点音乐，虽然粗浅，但也发挥了作用。我在“一二·一”反内战运动中创作了多个配合运动的群众歌曲。比方我为“一二·一”烈士出殡写的《送葬歌》，是受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小快板乐章的启发，至少在气氛上、节奏上是明显受了它的影响，而这个小快板乐章的谱例就是我在普劳特和声学教科书中看来的。但这些事实，不能代替我对音乐的系统学习，我读不了总谱呀！我不熟悉视谱弹琴呀！我没有学完理论作曲基础的所谓“四大件”（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配器）呀！我当初向往的是将来能不断地创作贝多芬交响曲和奏鸣曲那样的作品，那样诉说人类的痛苦、赞美人类的理想和鼓舞斗志的音乐，现在明摆着，我的这种理想破灭了，是没有条件实现的了。

二

1949年北京，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文代会上会师了。我的老同学严良堃也带着妻女从香港中华音乐院来到了北京，住在东单的渤海饭店。我们两个姓严的分别了多年，也“会师”了。我们的江定仙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从青木关搬到南京的国立音乐院后合到在天津成立的中央音乐院而北上了，后来搬到了北京，他1950年起就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系主任。由严良堃牵头，把我们从前在青木关草棚教室里一起上和声学的同学找到一起，去看望我们那时的和声学老师江先生，这也是与老师的一种“会师”吧。

但我跟着大家去见江先生是带着一则以喜、一则以愧的复杂心理去的。“喜”是因为我虽已走到“另一间房”，在北大从事德国文学教学，不再是音乐队伍里的人了，但青木关的同学还像以前一样，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员，带着我一起去见我们共同尊敬的老师江定仙先生。我的和声学老师也没有不认我这个学生，见面时亲切如初。他以特别的热情欢迎我个这离队的学生，不厌其烦地问长问短，那情状使我想起新约圣经里的那个父亲热情款待回头浪子的寓言。老师和同学不疏远我，自然使我大喜过望。“愧”是因为同去的人都已是音乐专家：指挥，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史家和理论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和岗位上成绩斐然，贡献巨大；而我虽然没有将对音乐的爱作歌德式的“断念”，然而我是离队人，在音乐上只是半瓶醋，如何能向老师和同学夸口自己对音乐的爱呢？因为在我看来，对音乐真正的爱应该建筑在“懂”的基础上。因此我在大喜过望之余，心中有愧，甚至萌发一种自卑感。

自那次与江先生聚会后，我与这位老师便时常有了联系。他有一个侄女江楠生是北大学生，就在西语系德语专业学习，他常通过她给我送一封信或一本书。他常要我对他的这位侄女严格要求。江师母肖淑芳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时是个教英文的老师，我在时他们还没有结婚。那次聚会时他们两人已是夫妻，江先生介绍她时对我说，她是我的同行。我与他接触中有以下几次的会面是我忘不了的。

1959年我从民主德国留学回来后，江先生见面总要问我所在的莱比锡大学的情况，原因是肖友梅先生是在莱比锡大学读的博士。有一次谈话，他捧出一本总谱，是阿尔班·贝尔格的歌剧《伏采克》（Wozzek）。他告诉我，他现在在研究这个作品，因为它是现代派音乐的经典作品。他把总谱递到我的手里，好像我应该看得懂的样子。但我拿到的是一部“天书”，我当然是看不懂的，我向他表示遗憾。但他说我是搞德国文学的，要我讲讲这歌剧的脚本。这个我行，于是我告诉他，关于这部歌剧脚本和它的作者毕希纳（Büchner），我在莱比锡大学曾听过著名学者、我的论文导师汉斯·迈耶教授的精彩讲课，迈耶教授在流亡时期写过一本叫《毕希纳和他的时代》的书。这是一部著名的学术著作，也是迈耶教授的成名作。我介绍了我所知的毕希纳和他这部原名为《沃依采克》（Woyzeck）的作品：毕希纳是个昙花一现的天才，24岁就死了。他一共只写了四部作品，但就这四部作品给20世纪的德国文学以很大的影响。我告诉江先生，毕希纳是个革命家，他曾秘密出版《黑森州信使报》，散发给穷苦老百姓，提出“给茅舍以和平，给皇宫以战争”的口号，遭到通缉。作曲家贝尔格把歌剧定名为《沃采克》是因为原稿字迹模糊，原稿整理人和脚本改编者把“Woyzeck”看成“Wozzek”了。江先生对我这个改了行的学生的介绍是满意的，他说：“你的音乐荒疏了，但文学进步了。”

另外一次会面是1965年前后，那时正是大搞批判修正主义，农村搞四清，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背景。我到中央音乐院礼堂左边的宿舍拜访他。他关心地问起北大批修正主义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西语系在批卢卡契，因为卢在波匈事件中跟纳吉跑了。但卢卡契在中国的影响不大，因为大家只知其名，不知其书，他的著作还没有译成中文。因而在批前首先要把他主要的著作翻译出来，我也被分配了一篇卢卡契论文的翻译任务；翻出以后，边读边批。江先生听了就说，既然如此又何必批他呢？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我无法改变这种荒谬的情况。忽然，他匆匆地走到另一间房去，搬出一大堆他写的总谱手稿让我看。当时他又一次表现出认为我看总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神情，这叫我异常窘迫。接着他气冲冲地对我说：他们说江定仙写的音乐让人听不出具体的形象，听众懂不了，脱离群众。显然他肚子里藏着一股委屈和不满，要向我倾吐。但说来惭愧，直到那时为止，我听的老师的作品，仅限于少数声乐作品，像合唱《鹿鸣》、《为了祖国的缘故》等，他的钢琴和管弦乐作品我还没有听过。我只能在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我说：那种要求音乐像美术一样画出一只杯子来的想法是非常可笑的。他们并不懂得音乐艺术的性质，对这些人的意见和言论可置之不理。

后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为他出版了《江定仙作品集》，他派他的闺女江桥送到我家里来。后来又差她送来一张光碟《江定仙作品选》，使我能对着谱子反复听了他12个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样我才对我的老师的创作有了一个较全面的印象。他这12个选作给自己的创作画出了一条抛物线似的轨迹，这一条线起始时慢慢离地上升，到最后一段爬到顶端，那就是我听到的他写的交响诗《烟波江上》。我认为这是一个成功之作。音乐创造的意境，似乎比林路写的听乐有感的诗中含蕴的意思更高，更远。他不仅使人听出了这条江上苦难的过去和红火的现在，而且还影影绰绰听得出作曲家向往的更美好的未来。我要问问那些主管文化机构和传媒的负责人，为什么听任这样高品位的优秀作品默默无闻呢？为什么不让它在北京和其他地方的音乐厅、电视台得到介绍和演出呢？

“四人帮”垮台后，记得是在1986年年底，我又去单独拜访过他一次。那时北大已成立了艺术教研室，我已经为全校开设了音乐选修课。他听我告诉他北大恢复音乐课，我在上音乐欣赏课的消息，大为高兴。他一再地对我说，结合欣赏课应该对学生讲一点乐理。他认为欣赏课普及音乐，不仅要使学生知其然，而且要使他们知其所以然。他的意见十几年来我一直照着做了，我给学生讲的乐理有些还是几十年前在青木关从他本人那里听来的。由于半路离队，我自知音乐知识和修养上存在巨大的缺漏，因而对我来说要教好课必须要先补好课，要多读书，要多向内行请教。我不好用一些“人、手、足、刀、尺”的简单问题去打搅江老师，但我常打电话向以前的青木关同窗请教，向我后来认识的音乐家于润洋同志，以及他年轻一代的高足—他们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优秀教师—请教。

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江先生中风了，但情况不严重。当年春节，在京的青木关学生去向他祝贺新春，他讲话已经有些困难。但这么多的学生来看他，他喜形于色。据常来我处问德语问题的小女儿江桥告诉我，他父亲虽已中风，但还在阅读国外最新的音乐理论的书籍。这个小女儿因“**”而不能选择她喜爱的音乐来继承父业，一度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故选择了满文作为她研究的方向。据她告诉我，她父亲不因她研究的是个冷门学问而有任何异议，相反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要她认真刻苦地研究，并做出成绩来。因为德国的东方学家对满语的研究从未间断，在德国有这方面的资料收藏和研究成果，所以她必须学习德语。这样江先生就要她常来找我。我自己把帮助这位我老师的后代，看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看过江桥写的书和论文。我不懂满语，可是我能看出，江先生的这位后代承袭了他做学问一丝不苟的态度和严谨的精神。她不像时下一部分青年人热衷于追求近期效果，因而显得浮躁和肤浅；她能坐得住冷板凳，有着锲而不舍的毅力。我看她将来一定能做出成绩，不会辜负她父亲的期望。

三

说也奇怪，我发现活到七老八十的时候—我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回到我“原来的房间”了，只是那间房间不在青木关，而是在北京大学。1986年夏天，北大开党代会，我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论证北大应该恢复蔡元培校长治校期间，重视美育，重视对学生进行音乐教育的光荣传统，并提出动议，在北大恢复蔡校长和肖友梅时期建立的艺术和音乐教学机构。我的发言受到大会全体代表的欢迎和拥护。大会通过决议成立艺术教研室，从1986年秋季学期起，开设面对全校学生的艺术门类的必修课，不及格不得毕业。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院系调整时，从清华大学外文系转来北大西方语文系，一直是德国语文专业的教师（兼负责行政工作，兼西语系的副系主任，是系主任冯至同志的助手）。学校领导在党代会通过成立艺术教研室后，任命我为教研室的筹备人。开学开课在即，一时找不到音乐教师。我想我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过一点音乐，当过江定仙先生的学生。我受教时间虽则不到两年，但我认真地学了江先生教的和声学。我知道音乐不仅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科学，听它不仅要用耳朵，而且要动脑筋，我知道教音乐课的性质和轻重，对我不是一份轻松的教学工作。但当下找不到人教音乐，难道我这个江定仙的学生能让北大的音乐课空缺在那里？

我就这样硬着头皮，自告奋勇承担起北大的音乐公共课教学，从1986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其间有两年受聘在位于德国瓦格纳歌剧城拜罗伊特的大学教比较文学）。我开设过的课依次有“音乐简史及中外名曲赏析”，“维也纳古典乐派”、“莫扎特”、“贝多芬”和“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五门，其中以后两门开设的次数最多。这些都是学期课，周学时为三。它们是带有一点音乐史性质的音乐作品的欣赏分析课。

我先后上了28个学期的课，教过的学生累计已超过1700人。选课的人数从原来的五六十人上升到二百人上下。就每学期的考卷以及从他们学完后对这个课的反映看，这课是收到了一定成效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选课学生初步知道了欣赏交响乐的方法，对西方古典音乐产生了兴趣。2）西方的优秀交响乐作品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说，“贝多芬使自己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知道了怎么做人”。3）学生获得了一定的音乐基本知识。

1997年秋，我参加了李岚清副总理召开的关于如何在全国五百万大学生中普及交响乐的座谈会。当他得知我在北大开设“贝多芬专题” 音乐欣赏课时，他要我把上课材料送给他看。他看了学期考试的学生答卷77份，得出的结论是我的课是成功的。他把这个意见写在信中，通过北大校长陈佳洱和党委书记任彦申转交给我。我把我北大上音乐课的体会和做法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学会”上作了一次介绍，《音乐研究》杂志重视我的这篇来自实践的文章，把我的讲稿加了一个标题叫《大学生和交响乐》，发表在该杂志1999年第1期上。这篇文章是我在北大音乐教学的经验总结。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江定仙先生，我知道他那时中风在床，不能再看了。但是他知道这个姓严的学生，长期离开了音乐搞别的去了，现在又回来教音乐了。我想我的音乐课会一直教下去的，教到我教不动为止。相信有朝一日，我向江先生报到去，他会含笑迎接我这个青木关的学生的，我可以告诉他，离开了青木关以后，我一直在搞群众歌咏工作，在高等学校做普及交响乐的工作，负责西方古典音乐的音乐欣赏教学和来回各校的音乐讲座工作，正式上我课的北大学生近两千人，加上我各处的讲座听众超过了五千人。我给七八十岁的老同志们讲贝多芬，也给北大幼儿园的小朋友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讲贝多芬老爷爷的田园交响曲。我在八十七岁坐着轮椅，参加了1980年由我参与创办的“北京老同学合唱团”建团三十周年纪念音乐会，会上我拖着病腿指挥了大家高唱了《国际歌》。唱前我向大家和在场记者说明，1947年8月我带着清华大学《大家唱歌咏队》进城会合城内各校同学举行反迫害大游行时，队伍被阻西直门外，我领着歌咏队对着城墙上国民党军警的机关枪口高唱的就是这支歌。

最后，我想回过来对前面提到列宁说的那句话进行一些分析。历史常常与人开玩笑，当你想走进一间房里去，却发现自己走到另一间房去了。这话蕴含的道理是唯物主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客观事物的发展的确并不常常顺应人们的主观愿望，更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从我的经历看，对列宁这句话也要用列宁的名言“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是“辩证法活的灵魂”来对待。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比方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当你的主观愿望和个人意志并非为了谋求个人的私利或满足个人的私欲，实现个人的野心，而是顺应时代的要求，符合广大人民利益时，你的主观愿望、个人的意志如果能在此情况下不动摇，你能坚持执着地追求下去，那么时机一到（这种机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应该是很多的），它们肯定是能够实现的。我之所以最后能回到离开已久的“房间”，我认为是因为我的主观愿望和意志是顺应时代要求和符合人民利益的，而我自幼的音乐爱好没有消减，相反与日俱增，我没有放弃，而是执着追求。所以我最终能回到音乐这原来的“房间”，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必然。